李鸿章一生的主要事迹(2)
李鸿章一生的主要事迹
6.晚年生涯
1884年(光绪十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1894年(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8月16日(公历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1894年8月18日(公历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究其原因,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挑拨其与慈禧的关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念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在为慈禧准备的万寿庆典的颐和园中,清朝库银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颐和园,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北洋舰队的先进战备是不可能的。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翁同龢鉴于与李鸿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原本是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后人因此对李鸿章高价赞誉,认为他“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1亿白银,为清政府的苟延残喘做出了极大贡献”,而实际上倘若李鸿章没有过于抓北洋海军权力与“保船避战”政策,清政府对于北洋海军的经费不至于减少如斯,甲午海战的结局亦有可能改变,而不是窝囊的被全歼于渤海湾海港内。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马关条约导致国内民愤四起,而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一心筹备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了清朝丧权辱国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遵从朝廷的宣战诏书,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更是以将朝廷诏书蔑称为乱命的方式促成此事。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清朝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清朝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00年8月15日,清朝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开始咳血了,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1901年(光绪27年)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 ——“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而后病逝北京,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他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享年79岁。
李鸿章的为政举措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对李鸿章的人物评价
慈禧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到:“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1.正面评价
李鸿章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2.负面评价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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