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朋友散文：大头/小号

　　编者按：称呼朋友为“大头”，是因为再亲切不过了。大头是我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朋友。

　　有篇文章又唤他“大头”时，他差点没跟我急着翻脸，但的确是吹胡子瞪眼了。

　　我说，从文工团就这么叫来着，改不过来了啊!

　　他说;你瞧现在咱俩让人家看看，究竟谁的头大?

　　这句话噎住了我，顿时无语。

　　那晚，谭虎从美国回小城开了场单簧管专场家乡音乐会，铁哥们“大头”从省城赶来，主动请缨，干起来舞台工作人员，具体职责是负责牵换场上的话筒，乐器之类物件。

　　“大头”是装扮了一番有备而来的，一头天然弯曲的白发夹杂着几缕棕色点缀，一嘬灰白锃亮的山羊胡须，妥妥帖帖的装扮在那张有棱有角的瓜子脸上，所说有些沧桑感，也正是当下正被追捧的成熟“大叔”老男神那类。

　　四十多年前，小城文工团几个形影不离的玩伴，当属乐队里的谭虎和“大头”，还加上编外的一位叫张宁的。

　　团里乐队的条件所限，只能是单管制，二位毫无悬念都是首席位置上的“大拿”。有句话说的再形象不过了：“舞蹈队的腿，乐队的鬼，声乐的嘴”。这两位生在乐队里的男娃，算不上“小贡”，“团生”，“巴松”他们“猴精”那类，到底“道行”比他们“嫩”了点儿，确是全团上下，四人军棋下的最好，篮球配合打得最漂亮的一对。

　　谭虎考上“中音”之后，“大头”落单了，整天在大院子里瞎逛，要么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久久发呆，要么借酒消愁，借题发挥。夜里在宿舍哈大了，跑到院子里扯着嗓子大吼哪部外国电影里的台词来着：“我是大臣：邱——比——克”。

　　早上，“大头”再也不睡懒觉了，不是鸟把他吵醒，是他把鸟先吵醒的。顾不上刷牙洗脸，拎起那支金晃晃的小号站在院子里好一阵忽上忽下，忽高忽低的狂练“音阶”，吵得老槐树上的小鸟四处逃窜，吵得隔壁大院的邻居们“头”真的“大”了，还敢怒不敢言，躲在被窝里一劲儿骂街。

　　实在耐不住寂寞的“大头”，“炒”了文工团的鱿鱼，投奔省城歌舞团他那位黄老师去了。要说黄老师看上去，头也着实不小，也大块头一个。在省歌，黄老师手里那杆号说了算，给弟子在交响乐团留了一个“二小号”位置。算上“大头”，一时间，“省交”那支庞大的乐团里，竟然挺进了郭晓明，王吉路，董其伟，吕肖华等好几位小城文工团“跳槽”去的乐手。

　　话说，“大头”自打坐进省城那支牛哄哄的大乐队，嘴都快乐歪了，平时篮球场上的“内八字步”，走得也更“嚣张”了。

　　八十年代中期，“大头”突然爆红起来，不是一人红，是他和乐队另一位乐手陈伟搭伴，组了一个“男声二重唱”演唱组合，叫什么名字给忘了，唱红江南的那几首歌至今却还记得：《阿西门等街》，《罗拉》，《我祈祷》，《无言》等等。

　　他俩还在江苏音像社录制了好几盒演唱专辑，无论唱片或是演唱会现场，他俩都属于那个年代最劲爆的曲风。不过，“大头”火的那个“飘飘然”的年份，很少再回小城来，也没见他衣锦还乡，回来开个演唱会什么的。

　　我见过冬天穿着黑色皮衣皮裤，蹬着一辆改装250绿色摩托车的“大头”，也就是说，八十年代那会儿，他就是省城满大街人群中最“拉风”的一位。

　　那些年，我还瘪塌塌的时候，每回战战兢兢去趟省城，还亏“大头”带着我混来混去。最终，还混进了省歌。

　　“省歌”外表光鲜，舞台上光亮，很多年轻艺术家们其实都蜗居在那座小院里的小楼上，简易民房里，连“大头”夫妇俩，都挤在一件电声乐团的排练室里，用一道景片和灯光箱一隔两半，外间堆满了电声乐队的东东，里间就是他俩的衣食起居室了。

　　每回，只要我来趟“省歌”，“大头”没有二话，先把妻子张健支回娘家，那张夫妻床剩下我俩一头一尾睡着，睡着睡着，我总算“睡”进了省城里的这个“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