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文学论文(3)
关于近代文学论文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 参考 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 时代 、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 研究 》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关于近代文学论文篇三
卢梭与中国近代文学
西方文化对 中国 近代思想界 影响 最大的是赫胥黎的《天演沦》和卢梭的《民约论》。1898年，卢梭的《民约论》(今译《 社会 契约论》)传入中国，其所宣扬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则无异于给“病入膏肓”的古老中国开了一道“济世良方”，使中国的思想界“有如久旱禾苗，骤得甘雨”。
卢梭的《民约论》曾经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的《人权宣言》，无不深刻地留下了卢梭思想的烙印。卢梭的《民约沦》明治 时代 传入日本，也产生很大影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 理论 支撑。
据 目前 所知，中国人最早知道卢梭之名是在1878年，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清政府出使英、法两国的大臣郭嵩焘在日记中对卢梭的事迹有所记载。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刻印了《民约通议》，该书，节选自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中江笃介的汉泽本《民约译解》，《民约论》正式传入中国。《民约沦》的第一个完整的汉译本《路索民约沦》是留日学生杨廷栋据日本原川潜的译本转译而来，1902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18年，马君武译本《足本卢骚民约沦》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20世纪初起，介绍和 研究 卢梭思想生平的文章不断涌现。伴随着介绍和研究卢梭思想的理论热潮，卢梭的名字和形象开始带着神圣的光环:高密度地出现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主张维新、追求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将卢梭的学说看作救亡图存的“灵药宝方”，在诗文中热烈赞美卢梭，表达追随卢梭、投身革命的热切愿望和坚定决心。
20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的启蒙宣传家梁启超十分推崇卢梭，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受到“东洋卢梭”中江兆民思想的影响，对卢梭的学说极为崇仰，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卢梭学案》、《民约沦巨子卢梭之学说》等文章为之宣传。在《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四首之四中，梁启超视卢梭为“先河”，立志要以卢梭为榜样:“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华盛顿)拿(拿破仑)总余子，卢(卢梭)孟(孟德斯鸠)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他在《自由书》中同样表达了对卢梭的极度崇敬和赞美之情:“欧洲近世医国之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具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
康有为的另一位弟子韩文举也在杂文《卢梭论》中对卢梭大加褒赞:“盖今日文明诸国制度，谓其不出《民约论》之精神也可乎?呜呼!卢梭者,可谓圣人矣”。 “诗界革命”中成就突出、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蒋智由也曾留学日本，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他最著名的诗作就是那首《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蒋智由《卢骚》的最后两句被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引入他的《革命军·自序》中，邹容在书中以饱满激昂的 政治 热情宣扬卢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他极力赞美卢梭，井表达以卢梭为革命旗帜的决心:“夫卢骚诸大哲之微西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革命军》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鲁迅曾评价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被作为“女界卢梭”的近代杰出女革命家和诗人秋瑾同样崇敬卢梭，她的著名民诗《.吊吴烈士樾》中有这样的诗句:“卢梭文笔波兰血.拼把头颅换凯歌”。她在弹词《精卫石》中写道:“近日得观欧美国，许多书说自由权，并言男女皆平等，天赋无偏利与权。”可见，她的思想，与卢梭是一脉相通的。
近代文学史上有组织、有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诗人们也在讴歌卢梭，著名诗人、诗坛领袖柳亚子自青年时代起即仰慕卢梭，甚至改名“人权”，号“亚卢”(即亚洲之卢梭)，以明心志，他在诗中多次赞美卢梭，歌颂卢梭，如“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闾。《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吕。胚胎革命军，一切粃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又如“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共和民政标新谛，专制君威扫旧骄。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脉拜卢骚。寒宵欲睡不成睡，起看吴儿百炼刀”。南社的另一位著名诗人高旭也在诗中赞扬卢梭，表达自己要以卢梭为楷模，为推翻封建王朝统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向:“中夏侠风太冷落，自此激出千卢骚。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全国人民公许可，从此高涨红锦潮”。诗中激荡着慷慨悲壮的豪迈之气。
(二)在近代的小说戏剧中，崇仰卢梭的作者往往借作品中正面人物之口宣扬卢梭的思想和学说，表达对民主、自由、平等的热烈向往，如李宝嘉的《文明小史》、岭南羽衣女十的《东欧女豪杰》、陈天华的《狮子喉》以及柳亚子的剧本《松陵新女儿传奇》等
《文明小史》是近代小说四大家之一的李宝嘉的作品，主要讽刺了上层社会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维新以及官僚媚洋惧外的社会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作者也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些正面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并通过他们表达自己对维新的信念，王公浦就是其中之一。王公浦是具有民主思想和叛逆精神的进步青年，喜欢读卢梭的《民约论))，并身体力行。小说第二十五回，写他向自己的书童宣讲卢梭书中的道理:“论理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不过你生在小户人家，比我穷些，所以你做我的家童。我不过比你多两个钱，你同为一样的人，又不是父母生下来应该做奴才的……我要与你讲那平等的道理，怕你不懂，只不要见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份儿就是了”。
《东欧女豪杰》是岭南羽衣女士写的一部 政治 小说，主要描写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的故事，自在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鼓吹革命。小说第一回中，俄国虚无党人羲弥对 中国 女留学生明卿说了一番话，表明她的向往和追求:“妹妹向闻法国自福禄特尔从英国携得自由之种而归，当时再有孟德斯鸠、卢梭诸子闻声倡导，至今那流风余韵，尚且浸淫民间，所以妹妹决意和几个同志一游巴黎，访那先哲的遗踪，搜那天民的口说，更欲一上那罗兰夫人的坟墓，凭吊一番，以表我们景仰的真心”。《东欧女豪杰》虽然只有五回，全书尚未完成，但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趋高涨之时，仍然产生了较大 影响 。
《狮子吼》是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陈天华的一部章回体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小说。小说借鉴了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的写法，以倒叙的手法展开，先叙述中华民族光复后五十年的繁华富强景象，然后再回叙故事始末，描写光复前狄必攘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在民权村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体现出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小说写狄必攘他们成立自治会、演说会，宣传卢梭的《民约论》，组织一系列革命活动。书中人物的实践活动显然是作者的精心设计，从中寄托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小说开头所展现的国富民强的动人图画则蕴含着卢梭学说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的美好寓,意。
柳亚子的剧本《松陵新女儿传奇》是个案头曲本，剧中只有一“旦”，辫发西装，自称“谢平权”，是个接受新思潮影响、追求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剧中她以“卢梭”自比，唱道:“高唱自由歌，巾国卢梭，回天难挽鲁阳戈”。又云:“思我中华老大帝国，积数千年专制淫威，迂墟谬论，把国民的天赋权利，自由性质，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认为民族兴盛的希望在于妇女解放，“不如抖擞精神，实力运动，广开女智，收回女权，女权一昌，国势自盛，也不怕长蛇封豕的政府，雄狮猛鹜的强邻了”。
此外，曾朴的 历史 小说《孽海花》也提到了卢梭的《民约论》，但与上述作品角度不同，写的是抱持改良主义的人物对卢梭的《民约论》心怀不满，甚至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曾朴是近代著名小说家和翻泽家。曾跟从陈季同 学习 法国文学，在老师的指导下读过卢梭的著作，他写 ((孽海花》就是要表露自己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的革命倾向，为当时蓬勃兴起的民主革命运动推波助澜。作者还在小说中借陈千秋之口表达了自己的革命主张:“现在，我国根抵不清，就是政体好到万分，也是为他人作嫁，于自己国民无益，所以缓进主义都用不着，惟有以霹雳手段，警醒二百年迷梦，扫除数千万腥擅，建瓴一呼，百结都解，何患不为亚洲盟主呢?”
有意思的是，卢梭的《民约沦》有时还会作为道具出现，成为作品中人物“民主”、“革命”的象征。江苏无锡人张肇桐1904年写的《自由结婚》记叙一对青年所进行的反满抗清革命活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绝世英雄黄祸到女主人公绝代美人关关家，“见其壁上挂着两幅天文地舆图，古今东西女豪杰的照相，书桌上罗列着各种普通教科书及《政治浅说》、《民约论讲义》、《通俗法兰西革命史》等书……。1906年新小说社刊行的十回本 社会 小说《立宪镜》主要记叙了伪维新派人士的种种丑态，小说中写曾游学英、法、比、德诸国的主人公金人一心立宪，回国后到上海考察国民程度，不巧“走错路头，误入自由村”，“见主人几上之《民约论》，心中揣度系何等人物，夜问梦遇革命党造反，立宪立不成了”。
(三)卢梭以文学形象出现在小说的楔子中，向小说中的人物宣传革命思想，撒播民主火种，如蕊卿的(( 血痕花》、怀仁的《卢梭魂》等。
蕊卿的《血痕花》主要记叙巴黎大学生美藤守正在法国大革命的作为。楔子写一留法中国女学生在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回想自己的祖国被列强瓜分，心痛之极，梦卢梭，与自己畅谈打破专制之志，梦醒后得一书《血痕花》，遂将其中革命史实编译出来。
怀仁编述的社会小说《卢梭魂》是一部正面宣传革命思想的书，在写作上采用了荒诞魔幻的手法，以障耳目，“楔子假托卢梭的阴魂来到东方与黄宗羲、展雄、陈涉一起，结为同志，预备推翻阴间的君主专制，为阎王所擒，逃至人间，演出这段故事书名《卢梭魂》即本此”。
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卢梭的《民约论》填补了中国人信仰的虚空，给中国带来生的希望。因此对卢梭思想的介绍和宣扬就明显带有了功利的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在中国近代文学中获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在诗文中被称作“医国之手”，他的《民约论》被为“灵药宝方”，小说家们在作品中更是借人物之口小遗余力地宣传他的学说。然而，对于积重难返的中国而言，革命绝非一蹦而就的易事，何况卢梭的政治 理论 本身极其丰富复杂，在实践上有相当大的弊端，因此，随着形势的进一步 发展 ，卢梭和他的《民约论》开始淡出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 自然 ，在中国文学的舞台上，卢梭也就随之销声妮迹，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中留下的痕迹却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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