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在“求是”中“求道”

　 摘要：处于“后戴震时代”的段玉裁在语言哲学方面深化并细化了戴震的思想，将戴震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一般语言哲学思想，细化为“由字音通字义，由字义再通道”，以及通过“寻求本字”而实现对经典原意把握的语言哲学思想。通过对汉代经学训诂原则的发掘，即对语言学规则的总结，为正确地解经提供更加精准的人文学新工具。对《春秋》《左传》中“弑”、“杀”二字的反复研究，对《春秋》及“三传”中君母弑君案例的分析，对《左传》中“人尽夫也”一语的文本考订，以及对明代继统大礼问题的系统论述，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现了他通过“求是”活动以“求道”的学术理想。由戴震开创的新哲学“范式”在其后学段玉裁那里得到了继承与部分的深化，体现了乾嘉学术的内在发展脉络及其精神的一致性。
　　关键词：求是；求道；段玉裁；语言哲学
　　　作者简介：吴根友，男，安徽枞阳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由戴震建立的乾嘉学术“范式”具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精神纲领：其一，经学研究必以“求道”为最终旨归。其二，在实现“求道”目标的方法方面大抵上通过两大途径：一是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我把这一途径称之为语言哲学的路径。二是通过对古代典章制度、名物、数度、历律等古典人文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以把握六经之中的道。我把这一途径称之为“知识考古学”的途径。这两条路径共同表现出一种新的学术精神，即“人文实证主义”的哲学精神，用乾嘉学者自己惯用的语言来说，即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戴震所说的“道”，其内涵不容易一下子说得很清楚，其大致的思想疆域是气化流行的天道和“以情絮情”，“求得个均平方正”的人道。而在其“人道”之中，特别重视下层民众的“饥寒隐曲”之感和卑者、贱者的利益与权利。这应当说是传统儒家自《易传》《论语》《孟子》等经典以来的“民本”精神。不过，戴震的“人道”之中也有传统儒家所没有的新内容，那就是“欲而不私”，“就其自然而归于必然，以实现自然之极致”的新伦理思想与新人生理想。
　　戴震所要追求的“道”当然还有更丰富的内涵。然而仅就上面所勾画出的道论思想疆域而言，其“求道”的方法论原则——人文实证主义，与其求道的理论目标之间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内在张力。换句话说，戴震的“求道”方法并不一定能保证他达到求道的目标。至少，他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并不是实现他所理想的“道”的惟一途径。这样以来，“后戴震时代”的乾嘉学者，无论是其亲炙弟子，如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孔广森、任大椿等，还是受其学术影响的焦循、阮元、汪中以及私淑他的凌廷堪等，从整体上说，都没有完全继承他的学问规模，而只是在某些具体方面发展、深化并细化他的学问与思想。就段玉裁而言，他主要继承了戴震语言哲学思想中的语言学研究方面的内容，深化并细化了其语言学研究，在声音与意义的关系，经典中“本字”的考订，汉人注经原则的发明等古典语文学(Philology)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在“经学”研究方面，段玉裁没有写出系统的哲学着作，但他通过对《春秋》《左传》《大学》等经典文本中的具体字义、句子的辨析，尤其是对明世宗继统问题的系统研究，阐发了其政治伦理思想，也提出过一些突破传统经学思想的主张。
　　晚年的段玉裁(78岁)在写《十经斋记》一文时，对于训诂、名物、制度，民情物理四者三致其意，而且自称“不敢以老自懈”。依我的理解，段玉裁对于名物、训诂、制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求是”精神；而对于“民情物理”的关心，则是表达了“求道”的理想。就其学术规模与学术精神而言，段玉裁学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在求是中求道”，而以“求是”为核心。
　　二、乾嘉学术“求是”方法的三层涵义
　　本人曾撰文指出，乾嘉哲学的形上学是道论。尽管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尽相同。以道论取代宋明理学的天理论与心学中的心本论，是乾嘉哲学的基本精神。乾嘉学术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特质，仅具“道问学”的单面性特征。恰恰相反，他们依托在经、史研究中发展出的“人文实证主义”新方法，重建以“道论”为核心的新哲学形态，以对抗宋明儒的道德形上学——理学与心学。从大的方面讲，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者，其“道论”基本上是吸收了宋明以来的气化论思想，并以气化即道的命题表现出来。气化流行的“天道”与血气心知为一本的“人道”具有共通的基础——气，即存有(气与血气心知)而论天人的运动、变化及其规则，是该时代哲学的基本特色。吴派的道论思想不及皖派鲜明而有系统性，然以惠栋、钱大昕为代表的“道论”，在基本精神上与皖派相通。而自认为是浙东学派的章学诚，其“道论”思想详于“人道”而弱于“天道”，而且还保留着很明显的程朱理学的痕迹，即以“所以然”来规定“道”。然章氏道论思想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把“道”看做是一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东西，它虽然是圣人把握到的神圣法则，却是众人生活不知其然而然的客观法则，这一法则虽然是通过圣人而发现出来的，然而圣人也无法凭空构造，因此具有历史的客观性。而且古往的“六经”不足以概括“六经”之后的“新道”。这是章学诚“道论”思想中最为光辉之处，也是他的“道论”摆脱了宋明理学道德形上学的地方。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术的旗帜，无论吴派、皖派都认同这一旗帜，高举这一旗帜。当然，两派之间也有区别，吴派主要表现为“以古为是”，而皖派则“以是为是”。相比较而言，吴派多少有些泥古的思想痕迹，而皖派则表现出更明显的学术理性精神，强调以认知主体的理性判断为主，在大量占有研究资料的前提下，通过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自己的研究作出科学性的结论，而不依傍古人。然而，无论吴派与皖派，他们的“求是”都是在“经学”框架内的“求是”，而与现代学术在广阔的自然与社会实践中追求真理的活动还有相当的不同。但是，他们的“求是”精神与现代学术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相通的，而且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一些学术真理，最为典型的成就体现在他们的古典语言、文字、音韵学，古代的天文、历法、吕律、历史地理以及古代典籍的整理、辑佚等方面，为现代学术从六艺、四部之学中分化出来提供了内在的历史契机。
“实事求是”是一方法论的口号，其基本内容颇为丰富，需要进一步梳理。具体而言，作为方法论而言的“实事求是”，在经学与史学研究方面基本上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经典原意的还原。这是“实事求是”的最高理论目标。而这一理论目标受人诟病最多，也是乾嘉学术后来最让人质疑的地方。
　　第二，为实现上述目标，要通过对“本字”的寻 求与“字义”的还原。本字的追求涉及对经典版本的考校；字义的还原通过六书的系统方法来实现。后来集中体现在对声音与意义关系的研究，从而发展出古典语言学，特别是古音学系统的研究。此方面乾嘉学术成就最大。古音声韵系统的研究本是乾嘉经学研究的附庸，而后来竟然演变成一独立的专门知识系统而成为学术大国，并为现代语言学的诞生起到了催化作用。
　　第三，将经、传、注分离，实际上是对动态的经学历史进行一种静态的研究，将孔子还原为孔子、孟子还原为孟子，传还原为传，注还原为注，从而寻求到纯正的经学中之“道”。在此一层意义上，吴派与皖派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吴派相信汉人去古未远，因而相信汉人的注释。而且由此信念出发，认为越古越可靠，这样就滑向了泥古的一边。皖派则从纯粹的“是”的理想出发，不迷信汉人，更不迷信古人，而是希望通过正确的、系统的古典人文学的实证方法，如系统的字义考释法，古代制度史的研究、天文历法、吕律学知识、历史地理学知识，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金、石、碑文考古等方法，从而把握古代经典(广义的，不再限于儒家的“六经”)的原义。
　　乾嘉学术研究范围十分广博，非经学所能囊括。史学研究也是乾嘉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这集中体现在吴派的三大史学家赵翼、王鸣盛与钱大昕的研究成果方面。“实事求是”纲领除了经学方面三个层次的意思之外，在史学方面还有“史实”还原的一层意思。
　　由于经学本身就包含着史学，或者说史学内在于经学，如《春秋》及“三传”。然《春秋》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着作，而是充满着政治伦理理想的史学着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带着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历史着作。对于经学框架内的“史学”考证，既包含对圣人原意的还原，还包含着对具体历史事实及具体历史情境的还原。而“三传”，特别是“三传”以后的其他历史着作，更多包含着历史事实的还原。这一内在于经学的“史学”研究，也逐渐地发展成为摆脱经学而发展成独立的具有现代学术分科意义的历史学学科。从钱大昕“经史不二”的温和的经史学统一观，到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激越的经史学统一观，可以看出“乾嘉学术”内在的学科分化趋势。作为乾嘉时代的学术异数，章学诚及其学问是不被重视的。尽管他反对戴震等“以考据概人”的学问主张本身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然而，章学诚本人并没有自觉地站到乾嘉时代“实事求是”的旗帜之下。换句话说，章学诚并没有接受作为乾嘉学术方法论的“实事求是”纲领。如果借用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的观点来看，章学诚不属于乾嘉学术“范式”之内。当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范式”建立之后，皖派学术精神在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等人的继承与发展之下，吴派在余萧客、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人的发展之下，再加上扬州学派的推扬，乾嘉学术的“范式”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常规”，不容一般人的怀疑与反抗。
　　然而，作为一种学术“范式”一旦形成之后，其内部也蕴涵着很多的危机。乾嘉学术的大家对此也是有知觉的。戴震就反对为考据而考据，要求考据等方法要服务于“求道”的总目标。甚至说那些只知道考据而忘记求道的学人是轿夫，他本人才是运用考据而“求道”的真正轿中主人。此话不免偏激，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看包涵有轻视知识独立性的倾向。但戴震的话的确揭示了考据学的实证方法与追求超越性理想的道之间的内在紧张与可能存在的裂痕。戴震逝世后，其儿女亲家洪榜上书当时考据学大家朱筠，要求将戴震临终前完成的最为重要的哲学着作《孟子字义疏证》作为戴氏平生最重大的学术贡献列出时，朱筠不同意。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戴震的学术知音同时又是戴震学术的批评者章学诚，也肯认戴震的义理之学，而章学诚的观点也不被其老师朱筠所认同。这就表明，即使在“乾嘉学术”范式如日中天的鼎盛期，其学术“范式”内部的危机就已经暴露出来了。章学诚以一人的清醒而绝不认同这一学术范式，的确表现了一种大无畏的学术“孤勇”。伴随着社会实际生活的变化，乾嘉学术“范式”的内在危机越来越明显，到了嘉道之后，这一学术“范式”的衰象已经显现。常州今文经学的悄悄兴起，章学诚文化历史哲学的价值也慢慢显现。作为深受外祖父段玉裁影响的龚自珍，出乾嘉学术的古文经学而入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与史学，则具有象征性的意味，预示乾嘉学术“范式”的式微。然而，正如拉卡托斯而言，一种学术“范式”的失效不是一下就表现出来的，作为旧的科学纲领，其理论有很大的保护带。乾嘉学术从嘉道以降不再那样如日中天了，但其影响仍然很大，而且后期也出现了不少考据兼思想的大家，像晚清的俞正燮、清末民初的章太炎等。
　　透过以上粗线条的勾勒，我们大体可以看到乾嘉学术范式的基本精神及其发展脉络。在这样的脉络下来考察段玉裁的学术特色、学术成就及其学术贡献，并指出其学术的内在局限性，从而给他的学术一个合理的历史定位，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段玉裁的一个方面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