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型文化视阈下的宋代文体学(3)

浅谈宋型文化视阈下的宋代文体学

　　笔者把古今文体嬗变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言文合一的古文时代(先秦)。上古时代的口语和书面语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当时记载传播工具的不便(如竹帛)，治事一般口耳传授，故而“辞尚体要”(《尚书》)、“辞无支叶”(《礼记》)，诗文等文体都古雅简赅，此时还无所谓骈散的分途。二是有意为美文的时代(汉魏六朝至中唐)。汉赋尚未成为骈体，但已揭开了骈体形成的序幕。魏晋开始，文学自觉，行文讲究骈偶对仗渐成气候。随着骈体文的定型，骈散的分道扬镳也由此时开启，口语和书面语的距离日益拉大。齐梁年间，近体格律诗草创成体，延至盛唐，遂成一代之大观。骈偶文体为此期主流。三是有意为古文的时代(中唐至南宋)。过度讲究形式偶俪给文体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唐韩愈开始，又复倡简约洗练的古文。韩、柳虽具倡导之功，但古文的再度发扬光大却主要靠了北宋的欧、曾、王、苏等的推波助澜，宋代实为骈散消长的一大关键。散体文的复兴对其他文体产生了深刻影响，通俗文体也在此期勃兴，这些因素暗暗逗露出言文合一的新变趋势。宋代的语录、话本小说等正是文体实现言文合一的过渡形态。四是由古文向白话文转变的时代(元至清末民初)。元明清三代，文体的由简而繁、由文趋质已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小说、戏曲等通俗文体大放异彩，口语和书面语的差距日趋缩小。五是言文合一的白话文时代(民国至今)。清末以来，倡语体入文，口语和书面语渐趋合而为一。更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力推进，开启了白话文的新时代，文言文时代宣告结束。白话文比散体古文更自由、更解放、更大众化，代表了文体演变的自然趋势。

　　如果嫌五个阶段繁复，想要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承上启下的界限则一定只能断在宋代。因为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有意味的是，宋代文体学的历史地位正与整个宋代在古代史坐标上的“近代指向”意义相仿佛。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要紧的关节点，又是一个崭新的开端。中国近世所滋生出来的诸多现象，都是从宋代露出端倪的。就文体而言，亦是如此。比如，宋代的语录体很值得重视，它是文言向白话转关中的一个微妙标志，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的特殊风味”。[34]直到民国以后，宋人的文体革新经验还为胡适的白话新诗创作提供了理论借鉴。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笔者注：1915年9月)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35]胡适对民国初年所持塑造新诗的理论作了交底，宋诗的革新在胡适看来无疑是极大的成功，要建立白话新诗的新文体，舍此亦无他途。只此一点，即可说明宋代文体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启迪意义了。

　　要之，从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可知成熟繁荣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纵观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不妨把宋代文体学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宋代文备众体，各种文体都获得极充分的发展空间，承袭前代的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戏曲、小说也崭露头角，一试身手。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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