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型文化视阈下的宋代文体学

浅谈宋型文化视阈下的宋代文体学

　　摘要：通过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指出成熟繁荣、融会贯通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并从语言、雅俗和古今之变三方面，进一步论证文化和文体的关联，探讨两宋文体学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把宋代文体学放到整个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审视，将其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在宋型文化的会通语境和创新意识下，两宋文备众体，诸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故宋代成为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关键词：文体;文体学;宋代;宋型文化;语言;雅俗;古今

　　宋代是文备众体的时代，各种应用类、文学类文体大致完备，如百舸争流般各胜擅场、此消彼长。应该指出，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立体开放的系统。任何文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易言之，文体的背后有文化，文体的发展和演变往往映衬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特质。如能以一种文化的视角对宋代文体学进行观照、审视、思辨，当能提升研究的学术品位，对宋代文体学得出一些新鲜活泼的有益见解。

　　一、宋型文化与文体

　　唐宋时期是华夏文明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宋代文化，高度成熟、全面繁荣。宋人自身对本朝文化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普遍具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并在文章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

　　朱熹云：“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

　　史尧弼《策问》云：“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文采述作，论议术学，众多繁夥，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2]1029

　　陆游《吕居仁集序》云：“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迨建炎、绍兴间，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3]

　　刘克庄《平湖集序》云：“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汉唐尤盛。”[4]

　　不但宋人对本朝文化无比自豪，后代的研究者对宋代文化亦莫不推崇备至。王国维、陈寅恪对此曾有精辟论断，邓广铭更以“空前绝后”来赞誉宋代文化：“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5]说宋代文化空前绝后，不是指宋代文化在所有领域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是就宋代文化整体衡量而论，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科技、音乐、书法、绘画等都普遍成熟繁荣。

　　台湾学者傅乐成有“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论述，影响颇大。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宋代文化的研讨日益深入，并以“宋型文化”来特指宋代在文化方面的开拓创新之功。然则如何界定宋型文化?其特点表征如何?今人已从不同层面、角度来概括宋型文化，诸如内敛含蓄的作风、理性自省的精神、雅俗融合的态度、兼容创新的意识等，以上数端，可大致综括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质。在笔者看来，宋型文化的突出表现，是“集大成”、“综合性”。若用宋人自己的且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当推朱熹《答姜叔权》的一句话：“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6]拈出其中“融会贯通”，就是宋人说宋型文化的最佳注脚。而宋型文化的会通特征对于宋代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宋代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官政治让宋代士人意气风发，他们关注时事，议论皇皇，在政治方面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在学术上形成了崇尚义理、注重思辨的理学。理学是宋型文化的内核，亦是宋代士人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而整个宋代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理学烙印。理学对文体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层面，有直接作用，有间接濡染。理学家倡导的“文以载道”说在宋代获得了广泛的共鸣，显然载道之“文”也是有讲究的，古文最有资格充当载道的文体工具，诗歌次之，而词、小说等则与载道关系甚少。由此言之，宋代古文盛行，成为无施不可的文体代表，正与理学思潮有一定关联。

　　理学思想还助长了宋人的思辨议论倾向。张耒《答李推官书》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7]用古文发议论自是天经地义，影响所及，宋代的其他文体也都“议论纷纷”。宋人不但在一贯以写景抒情为主的辞赋、记体中说理议论，甚至在诗、词里也大发议论、用经用史。宋代最擅长议论的无疑是苏轼，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云：“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千百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虽理有未精，而词之所至莫或过焉，盖古今议论之杰也。”[8]因理学的关系，宋代又兴起了语录体散文。这种文体起源于佛教，基本就是一种口语白话，理学家为更好地阐发义理，就用它作了说道理的工具。如说宋代文体有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大趋势，那么语录体正是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达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博学多才的文化精英。宋代士人的学问根底、哲学修养和文艺才华都是卓越出众的，他们的学识贯通各个门类，兼擅不同领域。以欧阳修为例，他既是宋代经学的开创者、独具慧眼的史学家，还是古文的一代宗师、宋诗的奠基人、别开生面的词家。苏轼更是“十全才子”，堪称宋型文化特质的最杰出代表。宋代文人的这种艺兼多门的情况在古代历史上特别突出，他们有融通化成文化艺术的雄心壮志，表现在文体方面就是创新意识的强烈和破体相参的蔚然成风。宋祁说：“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矩作方，终为人之臣仆。”[9]苏轼说：“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10]宋人的知识结构和创新意识助成了宋代文体的完备发达、各尽其妙。

　　在宋代城市文化背景下崛起勃兴的俗文学，如词、小说、戏曲等文体，能够充分体现宋代文体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演进总与社会经济密不可分，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诸如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等都是商贾辐辏、百业兴盛的大都市。宋代最引人注目的一代之文体――词，本质就是于歌台舞榭浅斟低唱的流行歌曲，所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11]。词的臻于鼎盛，自然和当时的城市文化消费脱不开关系。宋代繁华的都市生活让文化娱乐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勾栏、瓦舍等文化消费场所热闹非凡，各种适应城市文化和市民需求的文艺样式蓬勃兴起，说话、杂剧、影戏、傀儡戏、转踏、赚词、诸宫调等，朝歌暮舞、五音繁会。这些根源于城市文化娱乐的文学样式虽然和传统的诗文并存，但已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不久的将来，它们会站到舞台的中央，成为最能代表元明清时代文化的文体。

　　文体虽然千差万别，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折射出背后的时代文化精神。近代人姚华《曲海一勺・述旨第一》云：“夫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时世既殊，物象即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故事际一变，则文成一体，一治一乱，文运攸关，说似诡谲，理实寻常。”[12]研究宋代文体离不开当时的文化大背景，文化对文体的浸润是潜移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