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哈贝马斯的语用哲学观
时间：
崔凤娟1由 分享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 普遍语用学 交往行为理论
论文摘要: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但开创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使语言学的研究更趋合理。哈贝马斯在批判地吸收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乔姆斯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语言及语言使用问题入手，提出了一种普遍语用学理论。认为该理论推动了言语行为能力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当代语用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的语言学转向一方面使哲学在语言中寻求它的具体应用层面，另一方面使语言摆脱了单纯的工具媒介特质后趋向于抽象、合理性，试图在哲学基础上奠立自身的实在或本体地位。在这种声势浩大的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意识到脱离语言研究人类行为的结果，势必把人的行为单纯同行为主体的主观意识联系在一起，势必把行为同社会上其他行为主体相割裂，终将使对于行为主体的行为研究变成在孤立状态下的行为主体的主客体关系范围内的研究。因此，他试图把批判解释学与英美传统的语言分析哲学沟通起来，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理论，并在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相融合基础上，实现了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深人系统地分析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将会使当代语用学的研究基础更加坚实，可为语用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思想溯源
“语言哲学”的产生促使近代哲学家从关注认识对象(客体)的内容，转向研究如何用语言去描述、解释、说明或表达对象，这充分突出了自我意识在语言表达中的主体意义。“综观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和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话语偶像’之消解的语言学批判已经成为一切现代哲学学说理论发展的活水源泉。自弗雷格、罗素等人开创了以命题语义学为研究方法的语言哲学时代后，后期维特根斯坦明确提出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将语言的使用看作一种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意义就显现在各种具体的活动或生活形式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及“意义使用论”应该是语用学思想的最初表达。但他仅仅暗示了言语行为分析的方向，真正的言语行为分析是从奥斯汀开始的。奥斯汀从行为角度阐释人类语言交流活动，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早期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后来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曾指出:“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首先发现了语言所具有的这种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这一发现是把语用学部分引人形式分析的第一步。随着向形式语用学的过渡，语言分析才获得了主体哲学最初被迫放弃了的维度和问题。”同时，哈贝马斯认为奥斯汀等人只提出“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问题—即完成言语行为的特定情境问题，将言语行为分为以认知为目的的叙述式和以交往为取向的施为式言说。可是这种命题与施行的言语双重结构，在经验语用学的层面上未能将言语行为与有效性主张的各个域面连接起来，忽略了施行语言能力的理性基础。正是在这种批判反省中，哈贝马斯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限制，吸取各家思想精华，并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初独树一帜，创建了新的以普遍语用学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实现了批判理论向交往理论的转向。普遍语用学就是在吸收借鉴前人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乔姆斯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如马丁·杰伊所言:与受结构主义语言学深刻影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重建工作只能合法地集中在言说的层次上，也就是奥斯汀说的言语行为或索绪尔说的言语而非语言的深层结构。不同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宣称的语言游戏，哈贝马斯认为它有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使语用分析具有普遍意义。哈贝马斯关于语言的论述既是对语言学转向的积极回应，又是对传统西方语言观的合理汲取和扬弃
论文摘要: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但开创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使语言学的研究更趋合理。哈贝马斯在批判地吸收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乔姆斯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语言及语言使用问题入手，提出了一种普遍语用学理论。认为该理论推动了言语行为能力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当代语用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的语言学转向一方面使哲学在语言中寻求它的具体应用层面，另一方面使语言摆脱了单纯的工具媒介特质后趋向于抽象、合理性，试图在哲学基础上奠立自身的实在或本体地位。在这种声势浩大的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意识到脱离语言研究人类行为的结果，势必把人的行为单纯同行为主体的主观意识联系在一起，势必把行为同社会上其他行为主体相割裂，终将使对于行为主体的行为研究变成在孤立状态下的行为主体的主客体关系范围内的研究。因此，他试图把批判解释学与英美传统的语言分析哲学沟通起来，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理论，并在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相融合基础上，实现了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深人系统地分析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将会使当代语用学的研究基础更加坚实，可为语用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思想溯源
“语言哲学”的产生促使近代哲学家从关注认识对象(客体)的内容，转向研究如何用语言去描述、解释、说明或表达对象，这充分突出了自我意识在语言表达中的主体意义。“综观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和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话语偶像’之消解的语言学批判已经成为一切现代哲学学说理论发展的活水源泉。自弗雷格、罗素等人开创了以命题语义学为研究方法的语言哲学时代后，后期维特根斯坦明确提出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将语言的使用看作一种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意义就显现在各种具体的活动或生活形式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及“意义使用论”应该是语用学思想的最初表达。但他仅仅暗示了言语行为分析的方向，真正的言语行为分析是从奥斯汀开始的。奥斯汀从行为角度阐释人类语言交流活动，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早期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后来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曾指出:“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首先发现了语言所具有的这种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这一发现是把语用学部分引人形式分析的第一步。随着向形式语用学的过渡，语言分析才获得了主体哲学最初被迫放弃了的维度和问题。”同时，哈贝马斯认为奥斯汀等人只提出“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问题—即完成言语行为的特定情境问题，将言语行为分为以认知为目的的叙述式和以交往为取向的施为式言说。可是这种命题与施行的言语双重结构，在经验语用学的层面上未能将言语行为与有效性主张的各个域面连接起来，忽略了施行语言能力的理性基础。正是在这种批判反省中，哈贝马斯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限制，吸取各家思想精华，并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初独树一帜，创建了新的以普遍语用学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实现了批判理论向交往理论的转向。普遍语用学就是在吸收借鉴前人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乔姆斯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如马丁·杰伊所言:与受结构主义语言学深刻影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重建工作只能合法地集中在言说的层次上，也就是奥斯汀说的言语行为或索绪尔说的言语而非语言的深层结构。不同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宣称的语言游戏，哈贝马斯认为它有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使语用分析具有普遍意义。哈贝马斯关于语言的论述既是对语言学转向的积极回应，又是对传统西方语言观的合理汲取和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