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历史学视野下的“命学”

近代中国历史学视野下的“命学”

　　在中国，关于命运的思考自古有之，与此相关的学问也一直存在，所谓“命学”(命理、命相之学)不绝如缕。广义上讲，这一学问是有“学”有“术”或有“道”有“器”的。“学”或“道”是关于命运的各种思考与解说，在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中，特别是在儒学第二期的理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术”或“器”是它的操作层面，其文献大多存在于子部的术数类书中，大致以预测为主，主要体现在占卜、算卦等具体行为上。狭义而言，“命学”仅指体现在术数类书中，以预测为主的“学问”。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有关命运的“学”的思考仍有一些空间，被分化在西式近代学科的不同领域中;而“术”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近代分科体系下几无生存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无疑使得“命学”被边缘化。由此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是部分读书人生存轨迹的改变，而且关联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和与此相关的个体行为的转变。所以，研究知识转型视野下“命学”的边缘化问题，学术意义颇大。

　　一、知识转型的时代语境

　　总体而言，在古代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是身心家国一体，讲求为学和为人的统一，立言、立功、立德三位一体，最高境界为立德。这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读书为学融为一体，并无明显的矛盾冲突。因此，读书人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和举措也融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中，“命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很自然的存在的。无论是作为形而上的儒、道、释各家命运学说，还是作为形而下的占卜、算卦等命运预测行为，都在读书人的生活视野中常态存在，甚至成为他们日常修养的一部分。而且“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在他们那里是协调一致的，理学家可以在探究命、运、性、情等观念的同时，在生活实践中进行着占卜、算卦等预测活动。

　　这样的情形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变。随着读书人在身份上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其所认同和服膺的价值标准发生变化，“命学”也就无法保持过去的那种地位，而不得不边缘化了。当然，这样的变化离不开知识转型的时代语境。

　　所谓知识转型，是指知识体系发生变化，即知识内容的更新和表现形态的改变。在中国，应指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发生变化，即向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接近和转变，其核心是学术体系的变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学术转型。一般说来，清末民初是中国的知识转型时期，其核心是中国古典学术形态向西方式的近代形态的转换，即由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之学的转换。这一转换大体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即从1898年之后到1919年前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经清末、民初两代人的努力而完成。这样，中国学术从古典形态走出，进入到近代形态，直到今天，已形成新的学术传统。

　　知识转型之所以出现，时代的剧变当然是主要因素。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不绝，尤其是外来势力的冲击，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一大变局”，曾纪泽所谓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无疑都反映了外来冲击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震动。震动之下，各方面都在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化，知识体系也不例外。在知识体系的变化中，西学成为触媒。

　　尽管在明末清初时，西学在中国就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但传播的范围和内容十分有限，未能改变中国绝大多数读书人原有的知识结构。不过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西学的传播力度急剧增大，另一方面部分中国读书人开始认真审视中西两种文化，探寻西方文化的进步意义，学习西学以自强。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和戊戌变法期间，读书人对西学有了普遍性的反应，开始自觉接受和引进西学。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西学的大规模引入和被适度接纳，使得传统中学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发展趋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导致新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的出现。

　　所谓新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是指西方近代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学术分科观念已开始为一些中国读书人所了解和接受，如郑观应在1884年所作的《考试》一文中开篇即云：“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无不先通文理算学，而后听其所好，各专一艺。武重于文，水师又重于陆路”。这显示郑氏不仅对西方学术分科观念深有了解，而且还接受了西方“各专一艺”的分科观念及其分科立学的原则，所以他在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方案时，即主张专考西学。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西书翻译的增多和西学传播规模的扩大，西方近代学术分科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书人所了解和接受。他们开始突破中国固有的“经、史、子、集”分类法，用西方知识观念解析中国传统学问，如严复在将《天演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等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译介给国人时，常通过序文、凡例、按语、夹注等形式不断援引中学内容，与所述西学比较、对照、印证，在《天演论·自序》中，他便有这样的论断：“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严复的这类论述，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学术大家皆循此路径做了不少交融中西学术的工作，用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标准来汇通中西学术，尝试构建中国自己的、新的知识系统，如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中，即借用已接受的近代西方分科观念来反观中国传统学术，将周末学术分为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十六类。这样，中国固有的经史之学便被配置到了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中。

　　当然，新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仅靠部分学者的呼吁是建立不起来的，还需要充分的制度保障来为其开辟通路。在这方面，新式学堂的设立和新学制的实施，起到关键作用。出于自强和变革的需要，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一些新学堂陆续设立，戊戌变法期间又开始设立中国第一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显然，传统的经学、史学、诸子学、词章学等已不适用于这些新式学堂，于是这些学堂纷纷按照西方的分科立学原则和分科治学观念设置课程。渐渐地，不仅新式学堂如此，传统的书院也开始分斋设学、分斋治学，变革旧课程，开辟新科目。这种形势的发展，最终促成了新学制的诞生。新学制以效法欧美的日本学校课程设置为蓝本，把中国固有的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之学”，最终转向包括“文、理、法、商、农、工、医”在内的“七科之学”。从此，中国学术按照这一分科体系走上新的发展道路。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体制建立、各类西式分科基本固化以及用“整理国故”方式研究传统学问成为共识，中国近代学术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在知识体系转型的同时，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即从“士”转换为“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读书人处在士、农、工、商社会序列的首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清末社会变革中，伴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则为古老的科举制的废除，而科举制废除的直接后果就是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受到极大冲击，并造成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因为“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于是“士”逐渐成了一个历史范畴，代替它的是近代教育制度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作为能在社会上自由流动的群体，知识分子的构成和社会功能自然与士有很大不同，他们不再是官吏基本来源的四民之首，不再承担着广泛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责任，而是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各方面专业人才，以一己之专业素养贡献于社会，即由于身份和功能的变化，他们大多不再是知识系统里的“通人”，而成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士之“通人”之学所讲求的修身与治学融为一体，在知识分子的“专家”之学里越来越没有市场，中国固有的修身与治学一体的观念逐渐转换为二者分离。

　　也就是说，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新兴的知识分子大都由“通人”转换为“专家”，求学和治学成为一种职业行为，不仅与修身养性关联不大，甚至与治国平天下也渐趋分离。这当然与近代西方知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渐趋主导密不可分。于是理性上倾向西方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在感性上、在生活实践中，并非可以彻底理性化，中国传统的因素仍大量保留。理性认识和感性实践的矛盾，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对命运的理性思考和具体实践产生分离，“命学”因此也无法保持过去的完整性，只能步向边缘。

　　二、知识分类和“命学”的边缘化

　　在古代中国，有关“命运”的思考和论争从未停止过。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清代儒者，历朝历代的读书人无不留下思索和实践的记录，并以各种面貌呈现出来，进入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中。

　　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形成甚早，应是在雅斯贝斯所言的“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之际，而对此系统予以分类或分科亦应是同步进行的事情，至少在汉代已趋完善，具体体现在作为知识之总括的典籍分类上。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所编之《七略》，已然是颇为专门的典籍分类目录。《七略》由《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组成，其中与广义“命学”相关的思想和知识分布在《六艺略》所包含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等典籍里和《诸子略》所包含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说中，甚至在《诗赋略》中的“屈原赋之属”等诗赋中也有鲜明体现。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知识集中在《术数略》的五行、蓍龟、杂占等类别中，这几类是《术数略》的核心内容。所以，研究中国“命学”的流变，术数类知识的变化和走向是考察的关键。应该说，秦汉时期中国的知识系统已大致区分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这体现在《七略》的六部分科，六艺(即六经)和诸子的地位最高，显示作为中国学术之源的六经和六经之支流的诸子，构成了知识系统中的“道”，而术数、方技等类则为“器”，地位相对低下⑥。不过尽管如此，《术数略》毕竟为《七略》之一，相较后世，这已是术数类知识地位最高的时期了。相应地，也可视作是“命学”地位最高的时期。

　　唐初修撰的《隋书·经籍志》对先秦到唐初的典籍加以整理分类，建立起隋唐时期的学术分科体系和知识分类系统。在这一系统里，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取代了汉代的《七略》分类，而且直到清代，四部分类始终被沿用。从“命学”的角度看，与广义“命学”相关的知识和思想在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有分布，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历数、五行之学则列于子部之下，即术数类知识从《七略》中的一大类，降为子部下的一小类。从“道”和“器”的角度看，有关形而上之“道”的知识在数量上急剧增长，反映在四部目录中此类书籍的比重上升很快;与此相反，有关形而下之“器”的知识在数量上增长不快，成为目录中的小类，地位自然也就降低了。这与重“道”不重“器”的观念愈益强化密不可分，特别是在科举取士的大背景下。在清代修纂《四库全书》所形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四部分类得到极大完善，达到中国古代典籍分类的最高水平。《四库全书总目》里，与广义“命学”相关的知识和思想仍分散在经、史、子、集四部当中，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知识则集中在子部的“术数类”中，包含“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子目。这一分法与《隋书·经籍志》一脉相承，表明狭义命学”知识在典籍分类中的地位自唐以来没有改变。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中对子部知识体系的逻辑关系有所阐发，认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这六类“皆治世者所有事也”，在子部知识系统中最为重要，而“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在他看来，这两类知识，“皆小道之可观者也”⑦。这番话透露出时人根深蒂固的道、器观念，而且视术数类知识为“或有益或无益”，难下结论，仅以“其说久行，理难竟废”为理由而列入子部。由此可见此类知识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亦可见狭义“命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