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论文(5)
七七事变的论文
对1937年11月5日开始的陶德曼调停事，蒋最初亦存有幻想。在12月2日的军事长官会议上蒋明确表示：(1)德国调停不应拒绝;(2)但华北政权必须保存。依据这一原则，蒋当天与陶德曼进行了会谈。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断然拒绝，反而于21日通过陶德曼转达了四项谈判条件：“一、中国政府应抛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合作，实行防共政策。二、在必要地区划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缔结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四、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据蒋日记称，日本方面还“另附二件：甲、谈判进行时不停战。乙、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其指定地点直接交涉云云。”蒋介石26日从孔祥熙那里得到日方此等条件后，反而再无幻想，“为之心安”了。蒋在日记中称：“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国民党内高层相当一部分人却颇不以为然。12月27日，当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说明了日方条件之后，不少与会者力主应继续接触谈判。蒋表示不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等乃嘲笑蒋多优柔而少明断。蒋当即声言：“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在蒋看来，“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
28日，蒋再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要人开会，强硬地宣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示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会也。”29日，蒋复与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谈话，告之：“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而“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经过反复申说，国民党高层终于决定坚持中方原则立场，绝不在日方所提条件上讨价还价了。鉴于此，日本政府被迫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正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七七事变后蒋在和战问题上的抉择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由上所述不难了解，无论在七七事变后，围绕着和战问题，蒋介石基于特定形势、环境与自身训练程度、性格特点，有过怎样的摇摆与矛盾的心理和表现，如果把蒋置于当时国民党领导层内来观察，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他在政治外交上的卓识与远见，仍胜过国民党其他军政领导人很多。这也是此后汪精卫等中途降日，而蒋介石却能硬撑到底，终于看到了日本投降之日的某种原因之所在吧。但具体到蒋介石在当时条件下摆来摆去的和战选择，以今日后见之明，也实在还是存在着颇多值得讨论之处的。只是，历史的发生，从来都是限定于特定的人群之间和特定的条件及环境之下的。我们后来者通常只能设法去重现当时的场景，总结经验教训，却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对已经过去的人和事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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