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论文(2)

七七事变的论文

　　当然，蒋介石这时对卢案只想局部解决，并不想引发大战。因此，他深知言论行动的拿捏分寸非常关键。而他对发布此一强硬谈话的后果却毫无把握，内心里自然不免惴惴不安。谈话见报当天，蒋即在日记中颇为紧张地猜测：“余宣布应战谈话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今明两日之态度如何。”次日早晨，因无异常消息，蒋心情即稍舒缓，又在日记中半猜测半自得地写道：“倭寇之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以精神战胜者，可得十之八。”

　　7月20日，蒋介石庐山谈话公开发表，国人反响强烈。而日方却照样增兵不已，毫无妥协迹象。一连几天下来，蒋反而沉不住气了。

　　22日晚，南京方面了解到，宋哲元、秦德纯还在11日即已与日方达成过一个停战协定，即规定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责任者;中方撤退卢沟桥周围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中方并保证取缔蓝衣社及一切抗日团体。23日一早，蒋就专门召集会议，出示宋哲元昨日发来之停战协定三条，请与会者讨论。会议最后决定通知宋哲元：“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就在几天前，蒋介石还反复去电宋哲元，严令宋不得擅自妥协，强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两三天前他还不顾军事将领的种种质疑，公开发表强硬声明，这时却突然赞同示弱，这更加显示蒋的强硬实在只是一种唬人的手段。

　　显而易见，蒋这时正处于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之中。基于前车之鉴，蒋相信，妥协必定会带来比几年前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更大的屈辱和困扰。但强硬，中国又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蒋所以冒险硬一下，其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与其妥协退让更不得安宁，不如干脆硬一下，看看能否逼得同样准备不足的日方做出让步。让蒋意想不到的是，日本虽无全面开战的计划和准备，却还是很快集中起10个陆军师团大举增兵中国华北，大有强行夺取华北数省之势。注意到大战危险临近，蒋介石到底还是不能不向后退缩了。他虽然明知宋哲元这个过了十几天的妥协条件未必还有什么效力，却像面临没顶之灾的落水者那样，还是幻想这根稻草可能将平津危局缓和下来。蒋介石甚至还为自己的这一后退设想了一番堂而皇之的道理，即“民国廿四年七月，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人皆忧惶，一若第二伪满即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谁知今日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之一日，此相隔两年时间耳，若再加我两年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朝鲜亦必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

　　蒋之转向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23日以来平津“倭寇求战更急，形势险恶甚矣”的观察。因据驻日总领事报告，日本除留本土5个师团和留朝鲜1个师团外，其他本土7个师团和在满洲的3个师团，均向华北出动。一旦如此庞大的兵力齐集河北平津，战争势难避免。再加上平津日军此时行动规模明显扩大，故24日午后蒋紧急召见徐永昌，告以“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吾人准备务于一星期内完成云云”。蒋“并手令若干条”，令徐当即办理。此一情况说明，蒋这时对和平解决卢案的前途已基本绝望。因此，他电告孔祥熙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中央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余地矣”。故“如英法借款一时不易成，就请兄即飞回国”。

　　果然，26日以后，平津形势急剧恶化，增援到位的日军开始了大举进攻。一连几天，坏消息接踵而至，蒋介石焦心如焚。29日，得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天津亦在日机轰炸下行将失守，蒋不禁大呼“可悲孰甚!”并因此痛下决心，重定战斗序列，准备声明武装自卫，同时亦开始改变对共产党苏联的高度戒备心理，紧急部署联俄外交。用蒋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一着真能够对日本有所牵制，也就达成目的了。

　　二、突发奇想：借力消力，以战促和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蒋介石迅速分别召见各地重要将领，如阎锡山、韩复榘、白崇禧等商谈抗战事宜。蒋介石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我之弱点固多，如组织不健全，准备未完全等，以此而作战，危险实大。“然而，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而得福也。”

　　8月7日，蒋召集国防联席会议，公开鼓动称：“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但是，“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同意：“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一旦战争打响，“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

　　蒋介石这时所称许多学者反对战争，指的就是胡适与陶希圣密呈条陈一事。据杨天石先生考证，8月5日，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专函蒋之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提出政府绝不应“轻启大战”，而应不惜一切“做最后之外交努力”，为此应下决心“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所谓“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东北三省。他们建议：一定条件下，如热河全省归还中国，东三省自治独立，人民得以自由选择国籍等条件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以此为交换，日本应承诺完全撤退其驻屯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冀、察、平、津、济南、青岛、上海、汉口、福建等处的军队及特务机关，并自动放弃其驻兵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双方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