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文字狱案例_清朝著名的文字狱案例(2)
清朝的文字狱案例_清朝著名的文字狱案例
清朝的文字狱打击范围
各行各业
清朝的文字狱不单单是针对汉族人，文字狱还涉及满人。
正红旗的礼部侍郎世臣因诗句“霜侵鬓朽叹途穷”惹得乾隆很不高兴，又见 “秋色招人懒上朝”更不高兴，再见“应照长安尔我家”，乾隆认为世臣数典忘祖，把世臣赶回老家黑龙江。世臣写诗被撤职，还算好的。同样是满人，广西巡抚鄂昌更冤。他与朋友的唱和诗中，把蒙古人称为“胡儿”。乾隆说满蒙一家，骂蒙古人就是骂我!赐自尽。
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文学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
文体格式
文字狱最常见的“文字”是诗;其次常见的“文字”是文章。文章汇集成书，就是文集;另一种比较容易惹祸的“文字”是史书。 清代被打成文字狱的“文字”还有试题、日记、奏稿、榜文、表文、家规、宗谱、县志、碑文、墓志、匾额、呈词、字帖、字典、木戳等，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文字”都可能构成文字狱，由此可见文网之密。
清朝的文字狱迫害手段
清朝统治者首先是鼓励官民和官官之间揭发和检举、告密，然后是动员国家力量抄家，寻找定罪的蛛丝马迹，在藏书和文章中找所谓的罪证。 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
清朝的文字狱危害
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2)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3)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4)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清朝的文字狱评价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
清代人李祖陶在《迈堂文略》：“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削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之心，实有关系。”
胡奇光《中国文祸史》说：“(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鲁迅：“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何西来为周宗奇《文字狱纪实》所作的序中说：“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前期，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三十余年。无论就时间之长，案件之多，还是规模之大，株连之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都是没有前例的。” 其实，两位学者并非故作危言耸听之论，而是对清代文字狱真实情况的准确概括和高度总结。有清一代，文字狱案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几与爱新觉罗氏王朝的历史相始终，案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血腥，均称空前。
方志远：明朝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清朝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惩罚，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其实是在清朝被折断的。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清代有借鉴意义;但从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来说，似乎明代更具有胸襟气度。
李凌：清朝的文化专制导致中国积弱贫穷。
雷海宗：“全国大规模有系统的搜查禁书，现代的人不易想见。但在最严重的十五年间(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国人心惶惶，连不识字的农家也有时因为祖传下来一部原来不相干的书而招大祸;这在普通的史料中是不易见到的，只有私人所遗留的日记与笔记能帮助我们回想到当时的紧张情形。著者把这点特别提出，深得史家恢复往迹的本旨。”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因为他“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窜改历史， 残酷地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而《四库全书》 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钳制思想的目的。”
周宗奇：清代文字狱呈现康乾盛世背后文人血与泪。
清朝的文字狱影响
文字狱使广大文人学者无所适从，于是不少人逃避现实，埋头于古纸堆中作考据性的学问，从而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著名学派，即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源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起初主张根据经书和史书立论，达到救世目的，到乾隆、嘉庆时期兴盛起来，学者们推崇汉儒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考证原委，条理阐发，并用于古籍整理和各方面学术探索。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文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制、金石、校勘、辑逸等等，引证资料多极于两汉。因为兴起于乾隆、嘉害年间，故称为乾嘉学派;反对浮华，提倡朴实，故又称“汉学”和“朴学”。这个学派对中国古籍和史料整理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方法历代相沿，对后来的学术界产生过深远影响。汉学纠正了理学的空疏之风，但也有为考据而考据的繁琐流弊。摧残了人才，禁锢了思想，不利于我国社会进步的发展和人才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弊政。
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戏曲也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毁灭。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都是“贾(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就是为躲避残酷的森严文网。
当时的士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钻进古书堆中搞训诂、考古、校勘、金石之学，搞繁琐的考证。这就是乾隆年间的所谓朴学，虽然也获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成就就像囚牢里的犯人作出的精致玲珑的工艺品。在这种学问里，哲学不见了，理论不见了，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现实，重视人生，重视政治，重视伦理的传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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