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智慧的论文(2)
西方哲学智慧的论文篇二
西方哲学是如何遗忘自然的?
试论科学与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思维
[摘 要]随着主客二分思维从萌芽、酝酿、确立及解构的演变，科学也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壮大及陷入困境的过程。在主客：分思维指导下高度发展的科学却带来人类意想不到的生态困境，于是各大哲学流派纷纷提出解决主客二分危机的各种方案，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排斥主客二分而主张主客交融的现象学;逻辑经验主义主张将思维的界限局限于语言的范围内，巧妙拒斥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等主张完全解构主客二分，提倡无中心和非在场的观点;后SSK代表人物拉脱尔、皮克林等提出科学实践分析方式。正确解决主客二分思维危机的一条可行性途径是承认主客二分前提下的主客辨证法的科学实践观。
[关键词]主客二分思维;主客二分危机;主客辨证法
[中图分类号]B0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4—0068—02
一、主客二分思维的演变历史
主客二分思维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并得到快速发展的深层次的根本因素。主客二分思维的形成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在原始社会人类和自然还没有分化，人类自身作为自然存在的一部分被淹没在自然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是人类非有机体的身体。人类对于自然如同幼儿对待母亲一样，视之为自身不可缺少的肉体的一部分，对自然充满爱和恐惧。这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原点。那时虽然也产生把人类自身的现象映射于自然的神话和巫术，但这时主客两者之间没有差别，主客二分的思想无从产生，所谓的自然科学也不存在。
古希腊时期，自然科学是建立在自然界渗透或者充满着心灵这个原理之上。“希腊思想家们把自然中心论的存在当作自然界规则或秩序的源泉，正是后者的存在才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他们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运动体的世界。运动体自身的运动，按照希腊人的观念是由于活力和灵魂。但是他们相信自身的运动是一回事，而秩序又是另一回事。他们设想心灵在它所有的表现形式(无论是人类事务还是别的)中都有一个立法者，一个支配和调节的因素，它把秩序先加于自身再加于从属它的所有事物，首要的是自身的躯体，其次才是躯体的环境。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还是有理性的;自然界的每一造物在心理上分有世界灵魂的生命历程，以及在理智上分有世界心灵的活动”。对于希腊人而言除非它是不变的，否则没有东西是可知的，而自然界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化的世界，这就会导致科学认识上的不可能。这时主客二分思维还没形成。同时在认识论上少数思想家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感觉得到的认识才是真的，如普罗泰戈拉提出的命题：“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的事物之所以存在，一切非存在的事物之所以不存在的尺度”这个命题包括人和自然的对立和主客二分思维的萌芽。
中世纪时期，古希腊哲学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理论”经由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巧妙地改造为宗教神学，在宗教神学里把自然看作是心灵所能了解但不能全部了解的事物，视上帝为一切存在和不存在的根本原因，自然万物和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之物，自然是上帝赐予人类任意处置的财物。上帝即是世界的本原又是一切认识来源的最高存在。主客二分的思维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里得到充分的酝酿，这时的认识主体为虚拟的人格化上帝，充当客体的则是上帝创造的自然万物。
文艺复兴时期，主客二分的思维得到明确的区分，主体性观念得到充分张扬，这是近代自然观的必然产物。近代机械自然观是由哥白尼等孕育，由把自然数学化的伽利略、培根创立并在牛顿等人那里趋于成熟。与希腊自然观对立的近代机械自然观的主要观点是：“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断言它即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所以它就没有能力理性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部机器：一部按其本来意义的机器，一部被其之外的理智设计好的机器，并朝着明确的目标去的物体”。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是早期机械论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一种理性主义的二元论即精神和物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统一于上帝这个绝对实体。精神主体如何把握外部的自然客体呢?笛卡儿认为可以用纯粹理性的方法既数学方法去建构真理体系。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不能作为检验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他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即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哲学中笛卡儿把主体和客体进行严格的区分，从数量和规律上把握客体把自然作为科学技术对象加以把握。意味着把自然界彻底客体化、外部化，这时主客二分思维已经形成。
自笛卡儿哲学确立主客二分思维之后，宗教神学中蒙蔽认识主体的上帝已消失，人不再是上帝的造物而成为整个世界唯一的主体。人类中心主义意识越来越强烈自然成了主体的对立物，人类开始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向大自然进军来满足人类的贪欲，造成一系列生态危机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直接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二、主客二分思维的危机及不同解决方案
文艺复兴以后主客二分思维促进了科学的较大发展，而科学的发展确证人是可以高度依赖的理性主体。18世纪休谟提出怀疑论主张。他认为人是无法通过理性去认识外部自在之物的，这标志着主客二分思维危机的萌芽。紧接着出现了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既科学无非是事实的科学，科学不是回答有关价值的问题和有关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的问题。因为它们超出纯粹客观事实的范围，而涉及主体的问题。实证主义主张把一切有关主体的问题都排除在外。”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实证主义忽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看不到客体是由主体赋予的，看不到客观的事实是依赖主体所建立的理论的。正是主客体关系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加以解决时，实证主义排斥形而上学和抛弃作为普遍的科学的哲学观念时，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动力就逐渐丧失，哲学的危机日益显露，寻找哲学的出路便成为哲学各大流派的中心任务。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清楚地认识到欧洲哲学的危机，他指出;“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这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胡塞尔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理性地认识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实证主义排斥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他所创立的现象学就是要站在事物的立场而不是以主体的立场对意识加以描述，他认为自己的现象学在哲学的严格性和关注生命、生活、人性之间找到恰当的表述。但这种描述排斥了主客二分的思维。随后他的学生海格尔对他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彻底抛弃主客二分思维，即他后期提出的“在的真理”就
1967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怀特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曾指出，现代西方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是基督教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自那时以来，挖掘现代生态危机的文化、哲学和价值根源，就一直是西方环境伦理学学者的一个重要工作。像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利奥波德那样，大多数环境伦理学家都认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许多基本观念都与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基本观念相冲突，因而，环境伦理学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伦理学，它对整个西方哲学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尤金·哈格洛夫(EugeneHargrove)的《环境伦理学基础》(1989)一书则通过系统梳理西方主流哲学的基本观念，揭示了西方主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失之交臂的内在机理。
哈格洛夫系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国际环境伦理学界最著名的学术杂志《环境伦理学》(季刊，创建于1979年)的创始人和主编。《环境伦理学基础》一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西方思想史上抑制人们环境思想的哲学观点、科学理论和土地使用的态度，第二部分揭示和说明了西方传统的审美、科学态度与现代环境哲学之间的亲和性，第三部分则试图把自然美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基础。该书不仅扩展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视野，还为我们深入理解“西方哲学是如何遗忘自然的”这一主题提供了迄今最为详尽的文本。
哈格洛夫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对于塑造西方人的环境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自然目的论、神学目的论和理性至上论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阻碍了西方人重视自然的客观存在，造成了西方哲学史对“自然的遗忘”。在他看来，“几乎从三千年前开始，当西方人第一次开始哲学思考时，哲学就要么与环境思考无关，要么与之相互冲突(第20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格洛夫通过分析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观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古希腊哲学假设，世界的合理结构是简单的。希腊哲学寻求的是那些能够用理性从中推导出所有其他知识的第一原理。对第一原理的寻求使得希腊哲学漠视感性事物和感性知识。生态关系是复杂的和感性的关系，生态知识属于感性知识。所以，从希腊哲学的视角出发，很难形成生态学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虽然是唯一从生态学视角理解自然的希腊哲学家，并引发了对生态学、植物学、地质学的兴趣，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决定了他不可能发展出环境保护的思想。因为，亚里士多德明确认为，在动物出生后，植物就是为了动物的缘故而存在的，而其他动物又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的。这种露骨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是格格不入的。
古希腊哲学还抑制了对自然界的审美欣赏。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看来，自然界是不完善的，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美丽的。对于希腊哲学家来说，他们感受最强烈的是世界的秩序而不是它的美。希腊的哲学家们过分忙于对物质、原子和其他假设的实体这类没有被他们的感觉直接体验过的事物的思考，因而他们不拥有形象化的或审美的体验，不能发展出对自然的审美欣赏。希腊哲学对自然美的这种冷淡也被传递给了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后者错误地把这种冷淡看成整个希腊文化的特征，并从一开始就试图效仿它。
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也难以形成保护自然的理念。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是由某种终极的实体或物质构成的。这种终极的实体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没有开端，不可毁灭，不可动摇，也不会终结。因此，在希腊形而上学看来，存在就是存在，它不可能变成不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它也不可能变成存在。变化着的现实世界时隐时现，不停地产生和
消失。它实质上是某种“非存在”，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幻觉。“所以，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具有足够的持久性，使得对自然的保护变得有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终极实在的世界(物质的或形式的)具有不可毁灭的和不变的特性，因而终极实在世界中的事物是如此永恒，以致对自然的保护变得没有意义。”(第40页)
在古希腊之后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或经院哲学对待自然或环境问题的态度也没什么大的改变，因为，中世纪中期和晚期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完全是站在基督教的角度重新消化和吸收希腊哲学(特别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此，中世纪的哲学观念无非是对希腊哲学的消化和吸收;中世纪哲学忠实地继承了希腊哲学对自然的漠视或遗忘。
西方现代哲学也继承了古代和中世纪哲学遗忘自然的传统。哈格洛夫所理解的西方现代哲学始于17世纪早期，并包括了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哲学。由于笛卡儿是“西方现代哲学问题之父”，西方现代哲学完全是在笛卡儿式的哲学框架内展开的，因而哈格洛夫将笛卡儿哲学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标本来加以剖析。
首先，笛卡儿的第一哲学及其方法导致了对外部自然之客观性的怀疑。笛卡儿的怀疑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唯一可以确定其存在之真实性的是怀疑着的自我，而且，这个自我只是一个精神实体，而不是一个物质实体。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对笛卡儿的这一思想予以“发扬光大”。贝克莱认为，客观物质是一种不必要的假设;不仅物质的第二属性(颜色、气味、滋味等)是主观的，物质的第一属性(广延性)也是主观的。休谟则进一步指出，严格地说，我们能够知道的仅仅是已经存在的感觉或印象。因此，笛卡儿的哲学导致了西方哲学的理念论。根据这种哲学，存在的仅仅是精神实体，外部世界是不存在的。这种怀疑外部世界之客观性的哲学当然不可能关心自然的保护。
其次，笛卡儿的二元论及其神学预设也使得保护自然变得毫无疑义。笛卡儿的二元论认为，现实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这两种不同的实体组成的。精神和物质都是由上帝(一个不是被创造的实体)创造出来的被造实体;它们之间既无共同之处，也不能相互影响。物质或精神这两种实体都不是永恒的或不可毁灭的，它们的偶然存在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志。由于“客观物质的存在直接地依赖于上帝的力量，所以，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关怀就仍然找不到恰当的位置。自然中的变化，无论好坏，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因而超出了人类的控制。”(47页)
最后，笛卡儿遵循希腊的主流思想，认为感觉干扰了对自然的研究，所以他也试图在经验世界之外去发现适用于最基本的终极实在的原则。对自然的“观察”在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位置可言的。笛卡儿的还原主义的方法虽然在物理学和化学中十分有效，但在研究地理学和生物学关系方面并不有效。关于科学研究的这种方法论不仅影响了博物学的发展，还阻碍了环境视野的兴起。
总之，在哈格洛夫看来，在笛卡儿及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模式和科学研究模式鼓励哲学家和科学家不去思考环境问题，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的漠视和对环境的遗忘。当然，哈格洛夫并不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对环境伦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毫无用处。在他看来，“环境伦理学是[西方]哲学修正自身巨大错误——拒斥在真实的生活中所具体体验到的自然世界——的一次机会。”他的著作《环境伦理学基础》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为环境伦理学找到根基。哈格洛夫认为，存在着一些现存的西方观念，它们可以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合适的基础。因此，“我们不需要一件新的外衣;我们需要的是一件进行了重要修补的外衣”。至于哈格洛夫对西方传统哲学这件“旧外衣”的“修补”是否必要及合理，经过他“修补”后的西方传统哲学能否为环境保护和环境伦理学提供有力的支持，则需要由现实的实践来检验。在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学派时，我们是直接披上“洋装”，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件“旧大衣”进行“修补”以及如何进行“修补”，哈格洛夫的《环境伦理学基础》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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