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散文集读书笔记(2)

巴金散文集读书笔记

　　1937年抗战爆发直至1949年，在巴金前期思想发展到第五个阶段时，巴金的社会政治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般说，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种质变的明显标志是：从这一时期起，巴金基本上不再翻译和编写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著作和传记、史话，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政治观基本决裂了;同时，反封建专制、反侵略、反压迫以及爱国爱民、追求光明、为理想献身等原有的思想、政治观和人生观更为强烈、更为火热、也更为深厚和执著。促进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30年代初，尤其是3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惨无人道的虐杀，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空泛无力，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以及全民反帝爱国传统精神的高扬，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运动和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都使进步、正直、不倦探索真理的巴金彻底清醒和热血沸腾。他参加文艺界抗日团体，在抗日宣言上签名，大量创作以“发散热情”、“宣泄悲愤”、“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使年轻人“看出黎明中国的希望”。这一时期散文创作更为丰富，结集出版的有《旅途通讯》、《旅途杂记》、《控诉》、《梦与醉》、《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静夜的悲剧》等。这些散文明显的特色是愤怒揭露政府的黑暗，控诉侵略者的罪行，鼓舞人民同仇敌忾的斗志和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艺术上强烈而深沉，明朗而醇厚，叙事、怀人、议论和抒情融为一炉。这一时期巴金的散文创作已渐臻圆熟洗炼的境界。

　　从以上筒略勾勒，不难看出，如果我们用渠道错综而清晰，源流庞杂却丰富来概括巴金在1949年前思想形成发展的大致脉络，以及与他散文创作的血肉联系，是比较准确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

　　巴金说的“创作和生活的一致”，不仅是自己创作几十年经验的总结，也道出了创作与评论的一条真谛。这与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讲的“风趣刚柔，宁致其气”、“事义深浅，未闻乖其学”、“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其基本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因文体、样式各自长期形成的规定性，散文总是比小说更贴近作家自身，更能映照作家的本性心境。巴金的散文更是如此。

　　在概览了巴金前期思想的发展变化和散文创作历程之后，不难发现，巴金前期18本散文的美质，就是自始至终地跳动着、燃烧着一颗爱国爱民、救国救民和反对封建专制、反对侵略战争，以及探索真理，寻求光明的火热的心。

　　这颗火热的燃烧的心不仅仅来源于幼年母亲的“爱”的教育，也不仅仅是因为耳闻目睹了封建家庭中专制对民主的扼杀、邪恶对善良的迫害，它更因憎恨祸国殃民的黑暗制度和荼毒生灵的侵略战争而燃烧得愈加灼热。他的第一篇散文《可爱的人》写得稚嫩而质朴，透露出了少年巴金一颗仁爱善良的心。尔后巴金走南闯北，颠沛流离，与祖国和下层人民共同着命运。旅途中，警察挂在船头的招牌“花捐征收处”，使巴金明白了“靠女人皮肉吃饭”的政府的腐败，“买卖人口”的勾当也使巴金十分愤怒。这种记叙真实的人和事，用作家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为题材，以抒发作家爱国反帝感情的散文，大量的见于巴金40年代前后在抗战烽火中创作的游记。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昆明、柳州、贵阳、重庆、成都等城市。防空警报、飞机轰炸、战火瓦砾，以及成千上万人的流血和死亡—巴金在展现这些惨不忍睹的生活画面的同时，更谱写了一曲“国民精神”的颂歌。他的这些散文不仅着眼于“振动人心”，而且更致力于“照亮人心”(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巴金“把个人的情感溶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他于是越发增强了战斗的力量，越发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到未来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目标会把中国拯救的。(巴金：《烽火·卷头语》)

　　巴金这类记事抒情散文在“照亮人心”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着重写敌机狂轰滥炸、人民受难冲的“民众精神”、“工作精神”、“牺牲精神”和“文化精神”，而且将自身内心的感受与这种民众的精神融合成一体。他在战火中编《文丛》半月刊，以控诉敌人暴行，鼓舞人民斗志。他说：

　　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

　　记叙抗战的惨重场景，讴歌抗战的精神风貌，这是民族危难之际巴金散文的可贵风骨，也是巴金人格和信念的闪光。研究巴金散文的风骨，如前所说，必须将他的散文创作和他的生活道路、人格气质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巴金临难而不苟且，处危而自信。他在1932年以“佩竿”的笔名发表的一首小诗中，就在沉沉的黑夜呼唤着“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吧”。这“红灯”在散文中也多次出现，给寒夜里的人“一点勇气”，为荆棘丛中的行人“指示应该走的路”。很显然，它是光明、理想、信仰、真理以及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仁人志士的象征。这种象征性的描写，有时是“星”、“火”、“雷”，有时也可以是有生命的“飞蛾”、“龙”，甚至是一些为光明和信仰而战斗、而牺牲的友人们。写于1941年7月的《龙》，描写“我”和龙会见时的一段梦境。他们相互倾诉为“追寻丰富的、充实的生命”而痛苦，叙述为“做一些帮助同类的事情”而不倦地“往前面追求”。在漆黑的四周，龙“冲上天空”，“受着日晒、雨淋、风吹、雷打”，但“意志不会消灭”;而“我”表示：“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巴金笔下的龙已人格化，巴金赋予它以勇士的形象、猛士的斗志和为人类光明的未来而甘愿自我牺牲的革命先驱的精神;文中的“我”是后来者，是“龙”的精神、意志的传人。“龙”与“我”融为一体，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先驱者融为一体，凝聚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高大形象。其中无疑地折射着巴金的人格、意志和精神，也寄托着巴金的感情、理想和信仰。正如左拉称赞都德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那样，巴金也是“把他自己的个性与他要描绘的人物和事物的个性熔铸在一起”，作家和作品“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融化在作品里，而又在作品里获得了再生”。(左拉：《论小说·个性表现》)

　　“动人情态何须多”——

　　几乎所有优秀散文家的作品都重情、重情理并茂，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巴金也不例外，但从风骨学的角度考察，巴金散文在写情理方面又有个性，即融真诚、纯朴、灼热于一炉。读巴金的文，就知巴金的人，知巴金的人，更懂巴金的文。巴金的散文往往以童心般的真诚和炭火般的情感去“感人心”，他“写得痛快、不追求“含蓄”，但他只要“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文思马上潮涌而来”。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庄子：《渔父》)，真是金石之言!试看现当代散文园地，“强”颜欢笑、“强”发愁绪为文者不乏其人，他们虽然苦苦寻找音韵铿锵、色彩浓烈、气象壮阔、语意缠绵的辞藻，有时一篇中也不乏巧妙的构思、生动的段落和细节。全篇最终给人留下的感觉却是故作姿态、空谷传响、虚无缥缈。问题的症结在于“强(qång)”和“伪”。散文第一要素是纯朴、灼热的真情，巴金散文在用情方面成功的基本要素恰恰就在于真挚和自然。

　　1932年巴金自剖说：“我的心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我的身体激动得发战。……我觉得我要是再不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也许就会被那心火烧成灰烬。”1941年又说：“我有一个应当说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许多火种在肚里，我却还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时火种在我的腹内燃烧起来。我受不住熬煎。我预感到一个可怕的爆发。”巴金的这一气质在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真切、鲜明。试读他的《我的眼泪》、《我的心》、《我的呼号》、《我的梦》和《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等，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号，那一句句要母亲“把我这颗心收回去”的祈求，那一阵阵诅咒“文章没有用处”的自我谴责，矛盾而近于绝望，狂热而近乎歇斯底里，其真情由“我”而发，却远非一己私情。其核心是“哀民生之多艰”，“上下求索”而又报国无门。22岁时，巴金曾满怀年轻人的梦幻和壮志去国赴法，途中对故乡国土的养育之恩无限感激，对亲人友朋、秀水沃土无限爱恋，同时又因在同一片土地上亲人被旧礼教杀害、正义受到摧残、民主自由遭扼杀而无比的痛苦。复杂感情的交织和煎熬，被离别的电光石火点燃，青年巴金的情感仿佛从心灵深处迸发了出来：

　　哟!雄伟的黄沙，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巴金：《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