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国家形势与政策论文分析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较快，2013年全国税收收入110497亿元，比上年增长9.8%。其中国内增值税28803亿元，比上年增长9%;营业税17217亿元，比上年增长9.3%;国内消费税8230亿元。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国家形势与政策论文分析，希望你们喜欢!

　　2017国家形势与政策论文分析篇1

　　摘要：中美关系当前正处在崛起国面对霸权国的结构性困难时期，但无论从双边还是全球利益出发，这对战略性关系的合作性基调都必须得到保障。未来中关之间的战略互信问题仍将对两国关系产生根本性困扰，而除此之外双方还将遇到更多更复杂的具体问题。即便如此，两国合作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意愿依然较为良好，双方若能坚持努力管控矛盾、大力推进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则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必能更加坦荡明亮。

　　关键词：战略关系 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论文

　　在过去半年里，习奥“庄园会晤”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为2013年的中美关系带来了许多“正能量”。双方领导人在这些场合表现出的规避冲突、积极寻求合作的态度，说明中美关系已经逐渐成熟稳定了下来，一向严肃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甚至把双方的这种合作努力称之为“多年来我们在中美关系上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虽然诸如东南中国海问题、对台军售等问题总是难免在中美关系中反复凸显，但两国关系总基调的良好现状基本可以确定。尽管如此，未来中美之间仍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挑战与困难，这对真正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双边关系如何摆脱“大国政治悲剧”的怪圈，走出一条国际关系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新型大国合作道路，始终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题。

　　一、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意义与困境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它其实是一对“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即现存国际秩序领导者和最具潜力接班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从一战前的英德到冷战时的美苏，这样的关系从来都很难处理;而今天的中美两家为了自身和全世界的利益又必须处理好，这一过程当中自然少不了诸多的困难与艰辛。从今天全球化发展的深度上讲，中美两国所具备的经济和政治能力本身已经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两国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必要保障，加之全球性问题的突显更是只有由中美这样的能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合作才能解决。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差距更进一步加大，过去二十年全球化的扩张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在集中爆发。各国内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与政府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包括最强的中美两国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今天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挑战。中美两国的“超大性”决定了它们必须为全球负责，而承担好这份责任的基本要求就是两国关系的合作性质。

　　从主观上讲，对于美中“老大和老二”关系的复杂性和中国当前所处国际地位的微妙性质，国内的认识普遍是不足的，这成了我们外交工作进行更具历史适应性调整的一个障碍。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都在发生着程度不一的改变，这也是中国外交最近几年频繁遭遇挑战的重要原因。而我们国内的知识界与媒体界大多没能全面看待“GDP世界第二”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多数人倾向于贬低这一数据本身的价值，这从国内治理的角度来讲的确无可厚非，他们的观点提醒着中国不可盲目自大，仍需谨小慎微地改善治理和发展经济。但这样一种压倒性的舆论导向却造成了我们时常无法看清和理解外部世界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这一事实的反应状态，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近几年我们对外战略上的消极态势。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国内的外部意识有一个更加合乎实际的观念转变与更新。

　　然而，客观上更现实的困难却在于中美关系这样一对战略性关系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战略基础的缺失和战略定位的模糊而造成的，即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的“信任赤字”问题。在经历了2l世纪前十年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互信缺失”日益凸现起来，今天我们在两国的民众与部分精英之间都不难看到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态度。据CNN2010年11月的民调报告显示，58%的美国民众认为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中国是美国的巨大威胁，而这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35%。在2011年年初，另有权威联合民调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感到反感的人群达50%，而这一数字在上世纪末不到20%。更有2012年3月的拉斯姆森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民众把中国看做至少是经济方面的巨大威胁，其中25%的人把中国描述为“敌人”。再看中国方面，我们任何时候上网打开各种论坛、微博都总能看到对所谓“美分党”、“带路党”的攻讦，甚至有部分人把赞赏美国的行为视同“卖国”。客观而言，虽然这些数据和网上言论并不能代表主流民意，但它们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两国民众当中部分政治积极分子的态度，并能对两国的政治产生影响。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民粹的力量都在抬头，只不过这次美国的民粹政治是产生于社会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下，而中国方面则是缘于某种意义上民族自信与自尊的过度膨胀。

　　在中美两国的学界当中也不乏对双边关系十分悲观的表达。基辛格曾用“克劳学派”一词来指代美国国内一批坚信中国崛起与美国国家利益直接冲突的思想界精英。该词来源于一战前英国外交官克劳就德国崛起所撰写的一篇著名的分析文章，认为无论“崛起国”的言行如何表现，其本身能力的发展最终必将导致其与“现状国家”(霸权国)的“生存”互不相容。类似的观点在当前美国的政界、商界拥有着一定的市场。中国国内，所谓“中美必有一战”的言论多年来也不绝于耳。中美两国各自的“鹰派”虽然并不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所赏识，但他们却以意见领袖的身份赢得了国内民粹舆论的喝彩;也为民间存在的“交恶感”提供了所谓“理论依据”，获得百姓“认可”了的这些意见领袖对自身所持的“中美关系悲观论”也变得愈发自信起来了。如此一来，中美两国在国内社会舆论上都呈现出对两国关系某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悲观意识。

　　事实上，中美两国间的“互信”或说战略基础并非从来都是缺失的。总体来讲，除了1989到1992年由于特殊历史事件造成的短暂动荡外，双方先后经历了两个长期稳定的、基于明确战略基础和定位的大范围合作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基础在于共同防卫来自苏联的威胁。双方的合作在这一阶段可谓获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其高峰是在1979年。这一年不仅中美正式建交，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最重要的主题应该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或世界任何地方谋求霸权的努力”，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的苏联。而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给冷战的紧张氛围注入了巨大的积极因素，并最终促进了整体国际格局的变迁。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合作定位也很清晰。中国努力谋求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美国则接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其高峰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方在这一时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在国内推行市场化，在外部融入并拓展国际市场;美国国内虽然屡屡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但大体上也还是乐于见到中国加入它所建立的一系列国际规制之中。双方在这一阶段的这种战略合作无疑也是双赢的。中国自然是“搭”了美国推动的全球化“便车”，实现了让世界惊叹的经济发展，实力与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从经济上来说，美国商界明确表示中国的市场化经济发展为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⑦同时，“中国制造”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商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在政治领域，得到中国合作与认同的美国霸权如日中天，并在外交和海外军事行动(主要是反恐战争)上获得了巨大空间。

　　双方的分歧爆发点应该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本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失败的，这场万众期待的“盛会”最后在一片争吵和嘘声的混乱中结束，只留下了让各方都不满意的一纸空文。西方的不少主流媒体在会议期间和其结束之后都在指责中国，认为中国是搅乱大会的罪魁祸首，而中国则感觉这场大会更像是“富国集团”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现在回过头去看，把会议失败的原因全归于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但西方媒体观察的另一现象却的确存在——即在此次会议上实际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以中国为主要代言人的“基础四国”及77国集团(事实上是131国)，同美国带领的“伞形集团”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发生了立场鲜明的正面对峙。西方被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影响力所深深震撼，并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未来超级大国的自由行动意志”，进而能够“把这全球性的大会演变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外交博弈的战场。”

　　辅之以同年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各自的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无论是在发展模式还是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方面都已与美国表现出明显不同。而对美国而言，哥本哈根大会的实例给予了两国关系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完全可以不认可美国，反而在世界范围内搞“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领导”相对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同美国抗衡。如此一来，双方对于之前“融入——接纳”模式的战略基础和相互定位的信心自然会发生动摇，相互间的猜疑日渐增多，中美关系的困难也就再所难免。

　　二、中美关系现状中的新问题

　　在整体战略基础欠缺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在后危机时代伊始就事实上处在一种有如传统“权力转移”情境下的长期“战略敏感”心理期，各自的合理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强烈的进攻性。西方媒体正在把今天中国外交的许多言行认定为“咄咄逼人的”。而面对美国自2010年开始推行的“重返亚太”政策以及在中日争端中所持的暧昧立场，中国舆情的反应多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组建“包围圈”的阴谋。也因为这种深刻的不信任，尽管双边关系在2013年的多数时间内连续发出“利好”讯号，但对未来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的人有增无减。

　　中美关系中“老生常谈”的问题固然是传统的“3T”问题，即台湾(Taiwan)、西藏(Tibet)、贸易(Trade)。目前看来，台湾问题由于近年来两岸的缓和，并不构成中美两国短期内提升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但从两国每年必定上演的“对台军售”争吵中我们不能低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长期而言，美国可能仍将是我们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主要外力干扰，而事实上越来越显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美台关系也在时刻考验着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审慎与决心。西藏问题本并不构成一个国际问题，但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借西藏问题炒作，批评和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不乏藉此妖魔化中国现政府的企图。美国的外交决策从来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替、均衡、甚或并行不悖地使用，就此角度出发，不时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既可以达到在现实政治层面适度干扰中国稳定与发展的目的，还可以满足美国基于其特殊优越性而产生的“救世情结”和“自由主义帝国的冲动”，可以说兼顾了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与现实考量。因此该问题仍将在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只是时至今日，美国已基本学会不再单独借西藏问题刺激中国，西藏问题的“温度”将与中美关系总体的“温度”趋于一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贸易问题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日常”摩擦。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还是债务、通胀等问题双方都不可能给予对方满意的回应，谈判可能会继续反复、但成果甚微地持续下去。同时，中国工业和资本力量的迅速增长将给过去双方都习以为常的那种中美经济关系结构以巨大冲击，而关于如何合理应对这种冲击两国都不能说完全做好了准备，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除原有的“3T”问题外，未来的中美关系中还有可能加入以下几方面的争端：

　　1.中美围绕亚太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冷战后美国独霸亚太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布什政府期间，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到中东以及中国自身力量的充分提升，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从地区实力而言的中美亚太领导权争夺实际已经开始。希拉里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时推动的“再平衡”战略在过去三年内曾造成中美关系乃至东亚安全局势的持续紧张，尽管这一战略的着力点在奥政府第二任期逐渐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领域，但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地区争霸意味。当前的情况十分微妙，整个东亚地区都是经济上依赖中国(中国几乎是每个东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安全上倚靠美国，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以什么形式演变将决定亚太地区格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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