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国家安全形势与政策论文(2)
2017国家安全形势与政策论文篇4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几点思考》
摘要：食品安全从社会层面来看，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是社会安定团结问题。因此，食品安全问题科学管治意义重大。针对目前的治理现状，笔者从立法、市场行为价值取向、执法监管及媒介引导四个角度进行了思考，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性意见。
关键词：食品安全;价值不善;风险交流
中图分类号：TS2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0-0322-02
1树立重金补偿、规范标准、科学决策的立法观念
1.1重金补偿制度弥补立法不慎的不良后果立法意识滞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缺乏前瞻性和全局性。近些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对社会公共安全和财产造成重损害。特别是食品安全事故导致的次生的社会负面效应――食品交易市场恶性循环、民众对食品环境市场心理预期的降低。针对此类社会公共事件，政府制定相应政策、修改相关法规，加大处罚力度，但食品安全问题并未因“严刑峻法”的出台实施而得到有效的解决。刑法修正案(八)及最高法院发布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相比而言，加大了量刑以及处罚力度。刘襄等生产销售瘦肉精案的宣判就是“重典治世”思维在司法实践方面的典范。我们整个社会和相关部门及立法专家应该意识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法律虽是极其重要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而且这种解决问题思维是不科学的，特别是“重典治世”的法律思维。从立法目的讲，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的目的是教育，而不是惩罚、制裁。通过教育，有效地提前预防和制止犯罪行为。以低司法成本实现高法律效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立法不慎，朝令夕改，有损法的尊严和权威，法律条文的状态应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再者，一出现问题就“严打”这种惯性做法与执法并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治乱要用重典，但与其用重罚，不如用索赔制度――既然违法者重利，就从钱上下手。建立重金补偿制度，以益制益，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违法企业和个体的犯罪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净化食品安全环境。
1.2食品安全标准规范应为有效立法的保障食品安全生产标准不一。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多套国家级食品标准的国家，就以食品而言，不同的主管部门依据不同的食品安全标准执法，有些错位重叠。如根据食品卫生法，有食品卫生标准，主管部门是卫生部;根据产品质量法，有产品质量标准，主管部门是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主管部门是农业部。这三套标准都具有国家强制性，生产食品的企业在执行安全指标这一共同指标上难免顾此失彼。所以规范食品安全标准方面的立法，制定统一的、具有法律执行力的食品安全标准规范是食品安全生产的有效立法保障。
1.3订立标准的决策科学化，避免主观化的民意表决企业参与，科学决策。标准起草应当需要企业参与，因为企业不仅最了解生产情况，也是标准的最直接的执行者。但在整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企业只参加起草，并不参与评审和最后的卫生部行政审查。如果企业按照制定标准生产出来的食品出了问题，只追究企业的法律责任就违反了权力与义务的一致性、对应性原则。而且食品行业相关标准的制定是专业性、科学性的决策与判断，因此，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立法的整个过程中，要加强企业各个环节的参与度，从起草到评审、审批。并由食品安全的相关专家参与其中，使订立标准的决策科学化，避免主观化的民意表决。
2构建互信机制，矫正扭曲价值观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背后反映的利益行为和价值观念是畸形的、非普世的。在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导向下，社会中的个体和组织为获取财富，不顾社会公共安全，不尊重他人生命健康而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和道德良知的沦丧。市场经济中契约精神(诚实守信)、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被扭曲。市场行为中缺失基本的交易规则和商业文明。中国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严重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公司化，不断的为了这个公司的利益做出侵害人民的恶行，国企领导人转任政府官员必须调整心态，从企业家转变为政治家(中国社科院陈光金)。整个社会重商主义色彩过浓，这是令笔者颇为担忧的。商品交易是为了人类的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服务的，而提供商品服务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按着成本输出与盈利收入的比例提取服务费用，可纵观我国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从商品生产的材料源头到商品销售末端整个过程中，利益链条冗长、复杂，参与主体混乱、各个服务环节都在有限的利益配置范围，采取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投入，尽可能多地攫取利润。在这种恶性商品服务循环下，市场主体双方最终是受害者。市场竞争的秩序和规则被摧毁殆尽，重要的一点就是互信机制的重建。欧洲食品安全局前主席PatrickWall在和中国官员和企业交流的过程中，他说“希望监管者明白，虽然不能保证食品百分之百安全，但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如何保持消费者的信心却尤为重要，透明度是信任的关键”。
3严防监管不善，执法不严，产生不良后果
我们社会中，政府较公民个体更为强势，政府手中握有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和权力，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和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一般的社会公民只是虚拟的监管者，法律的执行力更无从说起。所以相关执法部门才是参与主体。由于分级监管模式的复杂性，使得监管部门的权责界限不明确，在执法过程中就会产生争夺和推诿的现象。行政监管部门应当明确监管范围，将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相结合，互通部门间信息交流和执法手段的多元化，强化执法力度。执法部门对法规的立法意图不明，在执法过程中有意或无意扩大、缩小法条的外延，只是该宽的不宽，该严的不严，执法的不准确，不到位。制定的食品法规本身并没有大的问题。只要能够严格实施，都能够保障安全，如果执法不能针对所有的生产者一视同仁，那么很容易沦为不正当竞争的工具。
4媒体及时播报可减少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
许多食品新闻“事件”之所以演变为“食品安全事故”，关键在于当事件突发后，公众亟需得知真相，政府又反应滞后，发布信息量有限，透明度不够，公众与政府之间缺乏及时的媒介交流平台，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民众更容易产生恐慌心理和急躁情绪，往往就会使得整个事件变得复杂甚至失控，真相完全被情绪所淹没。导致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食品行业的信任越来越低。所以政府应该设有专门部门、人员及专门经费来沟通，使得民众和政府之间构建起一个风险信息交流平台。此外，社会还应设置一个民间的，能提供专业知识的风险评估机构――及时必要的给予民众科学的咨询援助。而且食品安全就是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客观存在，不可能没有，因此，公众和政府双方对此类事件要有客观的心理预期。
总之，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有效管治，法律不是解决的唯一途径，严刑峻法更不是解决之道。整合社会资源，“德刑并用”才是平衡的治理之策。
参考文献：
[1]黄军英.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探析[J].粮油加工，2008(11).
[2]王玲.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食品安全法律对策研究[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1(03).
[3]麦玮琛.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现状分析及监管体系模式展望[J].广东科技，2010(02).
2017国家安全形势与政策论文篇5
《国际战略环境与国家安全的探讨》
摘要：目前中国的国际形势严峻，国家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正确认识我国周边安全，并正确处理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刻不容缓。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以及中日海洋争端，南沙群岛问题。而美国这以超级大国在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又扮演者怎样的角色。
关键词：国家周边安全海洋安全美军概况
一、 我国周边安全
1、 我国周边环境面临的危机
中国位于亚太地区中心位置，周边陆上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北亚毗连相接，海上濒临西太平洋地区。这种地理上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之间发生全方位的地缘关系。同时，中国是陆海兼备的东方大国。 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先天不足，后天难塑”，相当的复杂。
我国周边地区人口众多，周边国家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中国的周边国家人口大国有：印度：10.3亿;印度尼西亚：2.15亿;俄罗斯：1.47亿;日本：1.26亿;巴基斯坦：1.48亿;孟加拉：1.31亿;此外，还有越南、菲律宾、泰国、韩国和缅甸等国，其人口都为4000万～7000万，也是人口相对比较多的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总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社会关系复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存;各国所奉行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不同。
2、 中美关系及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是邻邦，但近代以来，日本在1894年、1931年、1937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一时期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双方在寻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的问题，直到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访华并于29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才标志着中日外交正常化。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这是在美国政府接受中方提出的“断交、废约和撤军”建交三原则情况下取得的成果。 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由此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对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多年来，中日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中日关系要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如1989年中国发生动乱时美国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日本也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中日关系也受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使美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保持着特殊关系。因此，研究中日关系时不能不考虑日美关系。前不久，日美两国重新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说要将中国的台湾省划归其防卫范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 海洋国家安全
1、 我国海洋国家安全概述 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海洋是我国实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和资源保障，海洋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开发、利用、保护海洋，建设海洋强国，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
维护国家海洋安全，主要包括保障国家海洋国土安全，维护海洋资源安全，确保海洋通道安全等方面。目前，在我国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千米的主张管辖海域内，与海上邻国之间存在着许多争议，有些岛礁被他国占领，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海洋资源被大量掠夺，其中被掠夺最多的是石油天然气，我国的海洋权益正受到严峻的挑战。因此，为保障国家的发展利益，我们必须提高海洋安全观意识，增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责任。
2、 中日东海争端
一是划界争议。中日东海至今尚未划界，主要是双方在划界主张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中方一贯主张大陆架自然延伸的原则，日方则提出以“中间线”平分东海的主张，而且强调要“一线两划归”。日方认为大陆架制度已经被专属经济区制度所吸收，中日东海划界只要适用专属经济区制度即可，这样可以避免日方在划界上处于地理不利国地位的缺陷，不用在两国是否都拥有东海共同大陆架问题上纠缠不清了。中方当然不接受、不承认日方提出的以所谓“中间线”划界的主张。主要原因是日方主张的“中间线”其实不是真正的平分线，他们已经把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在己方一侧，再与中方对半分的所谓“平分线”。 中方完全不能接受。
二是资源争夺。迄今为止，日本向中国在东海资源问题上的挑战已经至少有过三次。第一次是1969 年。联合国公布调查结果，宣称钓鱼岛周边海域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资源，相当于第二个中东。日本趁美国归还钓鱼岛施政权之际，对钓鱼岛周边海域实施武装实际控制，派出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和海上自卫队反潜巡逻飞机，每天进行所谓的“领海警备”，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第二次是1974年1月。日本和韩国串通一气，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将东海北部划定为“日韩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区”。第三次是本世纪初，由中海油、中石化、优尼科和英荷壳牌四方合作，准备在东海西湖凹陷进行勘探开发。
三是岛屿争端。众所周知，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之争由来已久，情况错综复杂，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其实，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之争，美国是始作俑者， 也是扩大双方矛盾和纠纷的元凶。 四是军事争斗。在本世纪之前，关于中日海上军事争斗方面的信息很少有公开披露。进入本世纪以后，关于中日海上军事争斗的报道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东海的摩擦日渐增多。
3、 南海南沙群岛问题
由南海自身的地理情况决定：南沙群岛不仅有可观的经济地位，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南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蕴藏极为丰富的油气等矿产资源以及鱼类等海洋水产资源。它还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贸易通道。对周边国家而言无疑是块大地肥肉。南沙群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欧亚海上交通的重要环节，不仅是我国能源进出口的要塞，而且对于我国抵御强敌战略空袭，掩护陆上兵力行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由我国自身历史以及对外战略决定：其一，中国自清代领土不断被抢占，积弱成贫，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加强各方面建设，然而海上军事力量依然较为薄弱，对于远距离保护南沙诸岛具有一定困难。其二，中国苦于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坚持和平崛起，受到美国等大国的打压，不能使用稍微强硬的措施，而且东盟各国很有可能由于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对抗中国。
三、 美军概况
1、 美军实力概况及领导指挥系统
美军常设的高层指挥系统分为国家军事指挥系统和联合作战司令部指挥系统两级。美军最高统帅机关是由总统和国防部长组成的国家最高指挥当局，其指挥流程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命令由参联会主席通过国家军事指挥系统下达给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再由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负责具体指挥事宜。最高指挥当局和联合作战司令部(总部)对作战部队有指挥权，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主席无作战指挥权，但为二者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当然，在特殊情况下，最高指挥当局也可以超级指挥一线部队。
2、 美军现役部队部署，及其主要作战能力
美军现役部队人数约140万人，其中陆军50万人，海军和空军各35万人，海军陆战队18万人。
美国陆军，是美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负责陆地上的作战。它组建于1775年6月14日，2002年有现役军人480,000名，预备役军人555,000名。预备役之中350,000名编成为美国国民警卫队(ARNG)，205,000名编成为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USAR))。GI是美国陆兵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别称。
美国海军United States Navy由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两个独立的军种组成。海军可分为舰艇部队、舰队航空兵、海上勤务部队和岸基部队4个兵种，一般按照行政管理和作战指挥两个系统进行编组和行动。
美国空军在国内分数个机能不同的单位，在国外按其地理位置分数个大单位。一个主司令部指挥空军一支大的部队，它直接受美国空军总司令部指挥。各个主司令部指挥的部队互相之间互相关联和补充，提供防御、进攻和补给部队。一个作战指挥部包括(部分或整个)战略、战术、太空或防御部队或直接支援这些部队的飞行部队。一支补给指挥部提供补给、武器系统、补给系统、作战补给装备、作战物资、维护、地面运输、培训和训练或特别服务和其它补给部队。
结语：
通过对国际战略形式，周边国家以及美国这一大国军事力量的了解，我们应当明确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和保卫我们所热爱的这份土地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深刻认识到少年强则国强的道理，要有危机意识，以知识来武装自己，为祖国的未来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军事理论》第一章：国际战略环境与国家安全
2017国家安全形势与政策论文篇6
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组织形式应发生变化。中国在构造周边战略时，必须以周边省份和周边国家的一体化为平台，内外联动，稳定周边形势。以下是小编J.L为大家分享的关于周边安全的形势与政策之论文范文。
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说起“雁型模式”，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说法：东亚经济发展犹如一队大雁在飞翔，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再后是其他国家……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 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2010年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越南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将给东盟造成重大影响。11月初奥巴马接连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目前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被塑造的对象轮到亚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多达24次，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该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最终美国获得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早在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即签署《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2010年美国积极申请加入该协定，同时申请加入的还有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国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TPP八国(P8)，中国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则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朝鲜半岛：“软肋”面临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不仅世人关注的“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因韩国“天安”号沉没等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联动效应，更使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和韩国转而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而朝鲜对外政策也趋于强硬。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我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形势虽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临近年底，朝鲜的政策出现了缓和迹象。朝鲜向国际社会宣布，朝鲜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朝鲜半岛事态发展为美国积极介入创造了机会，美韩、美日的联合军演意味着一个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韩小型多边安全机制雏形隐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亚洲国家彼此间的窝里斗，是美国在此地坐收渔翁之利的最大“助缘”。
美国和韩国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的反应不满，指责中国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鲜。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损害。特别是韩国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续。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方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遇到了复杂的难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促使朝鲜半岛形势“转危为机”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为只要敌对各方均缺乏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或能力，它们最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而这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情况下，中国所要做的是静观局势变化，以静制动，而不是轻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
海上风浪：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常态化。
2010年，围绕南海争端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一些国家利用所谓“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下文简称“核心利益说”)指责中国“日趋明显的扩张性军事行动和强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国适时利用南海事务，多次坚称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与中国就此数次展开激烈的交锋，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扩张的重要论据。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官方来源，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并提出质疑，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主权要求。只是中国在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时彰显主权，会成为将东南亚国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的一个契机。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之间的领海领土主权之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以及中国突破美国海军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后对旧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疑虑。
“撞船事件”后中国的反应速度与力度，让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国的反应“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底线”，与以往发生冲突时中国尽量防止事态发展成全面冲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反应似乎已顶掉了“安全阀”。甚至有日本学者呼吁，为阻止中国一意孤行，各国将从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领域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美两国应肩负起主导构筑对华包围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官员将中国的反应“升级化”看待，将中国描绘为“粗暴大国”，甚至给中国的反应与举措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与中国存在南沙群岛主权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撞船事件”后的“强硬态度”也表示了担忧。日本学者紧紧抓住这种“担忧”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夸张地断定，“当前的中国外交似乎是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为鉴，将列强的侵略手法运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宾领土以及日本的领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学者的这种 “逻辑论证”旨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蛊惑东南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实现日本联合东南亚“共同对付”中国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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