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上半年我国货币政策的情况
2017上半年我国货币政策的情况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市场利率，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上半年我国货币政策的情况，给大家作为参考，欢迎阅读!
2017上半年我国货币发展方向
展望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仍将较为稳定，全年预计在6.5%。当前经济增长的挑战来自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因此，只有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提升经济效率，稳固增长。
2017年尤其是上半年，货币政策难现宽松。这一方面是由于短期通胀反弹不支持货币宽松;另一方面，2017年美联储至少将加一次息，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小，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也抑制了货币宽松的空间。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前三个季度保持了6.7%的增长水平，作为“十三五”的开局年，实现了经济增长超过6.5%的基本目标。展望2017年，经济增长仍将较为稳定，全年预计在6.5%。
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挑战来自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直接导致了劳动收入增长的同步放缓，2016年前三个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6.3%，低于GDP增速的特征显现。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直接导致了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资本难以深化，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因此，只有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提升经济效率，实现稳固增长。
2017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来看，2017年消费对GDP的贡献将相对于2016年保持平稳，但收入增长不快，消费增长也会受到限制，2016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增长速度6.4%已经超过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而且居民付息支出也明显增长较快，有透支性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受房地产投资回落影响，2017年总体上将出现小幅回落，外贸将受全球工业周期回暖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改善。价格方面，预计2017年CPI平均增速较2016年略有提升达到2.1%的水平，但幅度有限;PPI增速将在2017年一季度后逐步见顶，但受到人民币贬值的输入性上涨影响，继续保持正的增长。
2017年下半年经济增长
或略低于上半年
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有所改善，但整体仍维持低速增长态势。根据IMF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有望提升至3.4%，高于2015年和2016年的经济增速。在货币政策上，2017年全球将维持低利率和宽松环境，美联储2017年将加息1-2次，欧日则延续宽松。
具体到国家和地区，美国大选之后，新总统的施政政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次数可能会受到政治因素和经济基本面的掣肘。对于欧元区来说，2017年仍是全球风险聚集地，英国将于2017年初启动退欧谈判，对欧洲经济的冲击可能会逐步显现;以德意志银行和意大利银行体系为代表的欧洲银行体系，在负利率环境和英国退欧冲击下仍可能面临风险;德国、法国同样面临政府换届，整个欧洲的政策可能会出现调整，再加上当前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盛行，恐怖袭击和地缘政治危机不断，未来全球“黑天鹅事件”恐将层出不穷，值得警惕。
回到国内经济，2016年经济增长同比保持了三个季度的6.7%，非常稳定，但从GDP环比看，则波动巨大。2016年第一季度环比增长1.2%，创近年来的历史新低，通过取消限购等方式刺激了房地产，2016年第二季度环比创出新高，达到1.9%，第三季度回落到正常水平，达到了1.8%的水平，预计四季度进一步回落到1.5%的水平。按现有的在建工程的情况看，2017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环比保持正常，则2017年经济增长达到6.5%，预计2017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略低于上半年。
目前，国内外市场已对2016年中国GDP增速为6.7%的水平达成共识，2017年国内外市场对中国GDP预测的平均水平在6.4%—6.5%之间，看法比较接近，保持平稳增长是共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问题是动力来源不足，对此，我们分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
首先，从消费的角度看，2009年4万亿刺激之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发生转换。从2014年6月开始，消费超越投资成为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需求项。但作为消费需求的原动力，居民可支配收入在2016年再下一个台阶，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上涨的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前期房地产繁荣对未来消费的刺激不容忽视。根据中金公司测算，与住房相关消费可能在房地产繁荣后的2-3个季度内保持较快增长，并且房价上涨带来财富效应，但利息支出过快。总体来看，2017年消费对GDP贡献将较2016年相对稳定。
投资方面，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小幅走弱。一方面，由于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所回升，但整体仍处在历史低位，表明房地产投资并未明显改善，虽然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未来房地产投资形成打压，但2017年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可能有限，且目前一、二线城市整体房地产库存去化良好。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PPP项目投资将推动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民间投资增速或将继续回升，这会弥补房地产投资下滑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拉。因此，整体上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小幅走弱。
进出口方面，2017年或将出现改善。一方面，受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增大的影响，出口或将有小幅改善，但效果有限，促使外贸改善的根本动力仍来自于外需的改善。2017年美国经济回升，其基建刺激计划或将对外需形成提振。
2017年CPI平均增速将较2016年略有提升。首先，从货币角度看，年初至今准货币(M2-M1)同比增速先下后上。由于准货币在信贷体系中有更强的货币派生功能，意味着其对CPI的推动作用有所回升，但其持续性则取决于货币结构与总量的进一步变化。其次，从经济周期波动角度看，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工业产出缺口持续收敛，给了CPI上行压力。第三，从新涨价因素看，食品价格的新涨价因素主要来自于猪肉价格。从今年年中开始，生猪存栏数增速再度回落，能繁母猪补栏进度持续负增长，这意味着在目前猪肉价格回升刺激下，生猪存栏量的增长能力受限。因此，供给端的压力是构成猪肉价格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的有力支撑，本轮猪价高位震荡恐将贯穿2017年。在非食品中，居住价格可能继续受房价上涨滞后效应的推动而继续走高。
从数据上看，根据测算，2017年CPI平均增速将在2%左右，阶段性高点将出现在1月份即春节期间。关于PPI，从趋势上看，其增速将于2017年2月份见顶，随后温和回落。PPI代表工业品价格，由于工业品可贸易程度较高，因而PPI走势受全球因素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讲，PPI是全球工业需求下，通过汇率折算反映到国内的工业品价格，其将受到全球工业产出、大宗商品供需以及汇率等因素影响。当前国内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仍然会持续反馈到煤炭、钢铁等价格上。结合需求端要素来看，目前房地产调控的影响暂未显现，预计明年上半年在供给侧改革和全球需求改善的基础上，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仍可能震荡向上。此外，人民币贬值趋势不改，输入性通胀将助推PPI进一步上涨。
当前我国经济处在第二库存周期，并处在主动补库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补库周期约持续1.5—2年，2017年补库周期基本结束，PPI增速回落概率较大。在此情况下，叠加翘尾因素的影响，2017年PPI总体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从数据上看，2017年PPI增速均值约在2.4%左右，高点预计将出现在一季度，此后进入震荡期，8月后将加速下滑。
近期人民币出现持续贬值，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使市场避险情绪增加，资金更多流向具有避险功能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经济步入复苏的道路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盛行带来的出口低迷，特朗普上台正好代表及迎合了这个趋势。
财政政策将在明年稳增长中
发挥主要作用
货币政策方面，我们认为2017年尤其是上半年，货币政策难现宽松。这一方面是由于短期通胀反弹不支持货币宽松，另一方面，2017年美联储至少将加一次息，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小，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也抑制了货币宽松的空间。但到下半年，若房地产调控政策发酵，并且由PPP项目带动的基建和制造业投资无法弥补房地产投资的回落，经济增速下滑，届时降准可期。
财政政策方面，我们认为2017年财政政策将在稳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着力点将更多地覆盖PPP项目。
值得思考的是，2015年靠居民加杠杆(金融)+政府加杠杆(新能源汽车补贴)保增长，金融从增加值上就额外提升GDP0.6个百分点，尤其是居民在金融方面加杠杆十分突出;2016年同样靠居民加杠杆(房地产)+政府加杠杆(PPP即基础设施加杠杆)保增长，整体又令GDP多增0.5个百分点，居民在房地产市场加杠杆尤为突出。可以看到，2016年金融税收较2015年下降50%，而房地产税收大幅上升。居民部门加杠杆的空间几乎用尽，政府加杠杆的方向和力度目前尚不明确，未来增长仍显动力不足。
当前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劳动生产率下降比较快，特别是建筑业比重不断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却只有制造业的30%的水平，服务业正常条件下也只有制造业的70%的水平，而现在是去工业化过快，建筑和服务业比重提升快，必然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第二就是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资本深化难以完成，而且资金外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第三就是杠杆和债务较高，刺激增长的余地下降。因此，2017年最为重要的宏观操作应是守住风险底线，特别是防范汇率贬值冲击带来的超预期连锁反应。2017年仍需要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微观活力，把持续提升经济效率看作是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之一。
货币政策目标关系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有四个，但要同时实现，则是非常困难的事。在具体实施中，以某项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某一货币政策目标，经常会干扰其他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除了研究货币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以外，还必须研究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性及其缓解矛盾的措施。
最终目标
稳定物价与充分就业
事实证明，稳定物价与充分就业两个目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若要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人数，就必须增加货币工资。若货币工资增加过少，对充分就业目标就无明显促进作用;若货币工资增加过多，致使其上涨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种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必然造成物价与就业两项目标的冲突。如西方国家在70 年代以前推行的扩张政策，不仅无助于实现充分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反而造成“滞胀”局面。
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关系可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说明。
1958 年，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根据英国1861—1957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勾划出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由于货币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这条曲线又被西方经济学家用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此消彼长、相互交替的关系。
这条曲线表明，失业率与物价变动率之间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相互替换关系。也就是说，多一点失业，物价上涨率就低;相反，少一点失业，物价上涨率就高。因此，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率之间只可能有以下几种选择：
(1)失业率较高的物价稳定;
(2)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充分就业;
(3)在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的两极之间实行组合，即所谓的相机抉择，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作出正确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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