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的权力冲突

　　在中国，公务员是个抢手的职业，他们就是俗称的“吃国家饭”的人。然而，官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要解决这些问题，明确公务员的权力来源及其与人民的关系是十分基本的一步。那么，公务员的权力究竟源于何处呢?

　　众所周知，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务员的权力自然是来自人民的让渡和授予。既然公务员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那么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的目的就必须是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公务员都应该时刻记住你的一切福利都是人民给予的，你理应帮老百姓谋利益。这些看似最最简单和基本的道理，实际上在现阶段，我国的很多公务员一点也不明白。另一方面，由于受长期封建统治的毒害，“君权神授”的荒谬思想仍有残余，“官本位”思想在我国老百姓头脑中普遍存在，人们对公务员有着一种畏惧心理。再加上权力集中的体制使公务员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而缺少监督，于是很容易导致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结果。

　　1、从中国的整个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来讲，强调“礼”和“秩序”，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传统社会不是法治社会也不是人治社会，而是礼治社会。在传统习俗中，强调“礼”和“秩序”，而不是法律、法规，也没有契约的意识。所以到今天，许多公务员仍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办事情要“凭交情”、“讲面子”[5]，而不是按照规章制度去办事情，使自己陷入行政责任冲突中，不知如何抉择。我们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和权力社会历史，培养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成为顽固的负面文化意识，影响着现代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选择和行为模式。上级来了要招待，要请吃，要送礼，要送钱，当人在面对权力和利益的诱惑时，更加注重“关系”和“人情”。这些传统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观念，公务员在行政活动中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不在少数。

　　2、“官本位”及对权威的服从使人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独立的行动反思精神和独立思考，经常缺失公职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参与意识。与西方文艺复兴所倡导且绵延数百年的人权至上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比，我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的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封建主义思想观念成为中国历代官场文化的思想基础，“恩赐制”、“ 官本位”不仅促成了上下级之间的依附关系，而且“ 绝对服从”观主宰着官吏的神经系统。即使历史上有限存在的“不服从”，也是从“忠君爱国”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统治伦理出发，并且将“ 忠君”置于“爱国”之上[6]。在这种权力至上的体制之中，下级仅仅是完成上级命令的工具和机器。所以往往只听从上级命令，而忽略群众心声。

　　3、上级支配更多的资源且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突出忠于统治者，而忽视了政府与公民的契约关系。虽然在宪法原则上要求公务员为人民服务，强调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公务员的升迁和发展来看，是由上级进行考核选拔任用。上级部门掌管着资源和公共权力，公务员所得到的各项福利待遇在形式上也来自于上一级部门，迫于上级压力和权威，再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容易造成一种错位，得公务员认为自己应该为“政府服务、上级服务”，对人民只是管理和命令，而不是公民本位的思想。这就易造成权力滥用、利益分配不均，产生权力冲突，忽略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

　　4、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修养，忽视制度建设。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中，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人们把社会繁荣昌盛的希望都寄予“明君”和“好官”的身上，而不是良好的体制和整体上的道德建设上。这就造成权力冲突时缺乏制度保障，往往为下级选择服从上级，服从权威，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文化土壤。

　　综上所述，我国公务员在面对权力冲突时往往采取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价值取向，而事实上，我国正逐步步入法制化时代。我国的法制不断地得到完善和政治文明不断提升又恰恰要求公务员履行其为在公众服务职责，对上级的命令不能无条件服从。

　　在现代社会，公务员担任职务是为了服务于非个人的客观目的，即公共利益，而非服务或者“孝敬”某一个人，因而公务员体制中下级与上级的关系，不是专制体制中上下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整个公务员体制都是理性的，在这个体制中，任何官员只有依据法律规定的权限，才有权下达具体的命令。在行政中，公务员执行职务完全受规则的约束，即他的职责通常是由法律、法规或者说是社会的公共意志予以规定的。此外，公务员对上级的服从是职务而非身份的服从。既然公务员担任职务的目的只能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去服从和服务于他的上级，那么，对于上级背离公共利益的违法命令，就要求公务员敢于向上级提出异议和拒绝执行。这就不得不与现实的文化环境，客观条件产生冲突，从而引发权力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