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哲理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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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哲理短文篇【1】：张之洞
清末，封疆大吏中以袁世凯与张之洞声望最重。袁世凯曾经这样描述两人的差别：“张中堂是读书有学问人，仆是为国家办事人。”简单说，老张有才华，适合做学问，老袁没学问，只能办具体事。看上去是自谦，其实是最阴损的贬彼扬己。官场是做学问的地方吗?中国传统观念里，读书人简直就是不明事理和迂腐的代名词，等同不称职。官员的内心深处，不担心你说他像个官僚，就怕说他像读书人，尤其是在上司面前。
但跟袁世凯比起来，张之洞的确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他在任上大力支持洋务运动，支持维新，还给康有为等人的强学会捐过款。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也愿意把他引为同类，看作做学问的总督。不过，胡思敬著《国闻备乘》中记述了张之洞两件小事，其霸道、蛮横完全是个官场老手，一点也不像读书人。
其一，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潮州府出缺。张提名一人，交给主管民政工作的广东布政使司游百川，而广东巡抚(相当于省长)也提了一个人。游百川采用了后者的意见。张之洞大怒，即日传见游百川，厉声问，你胆子不小啊，竟敢藐视本督而谄媚巡抚!游百川答，谁敢小瞧您老人家。但是按惯例，总督分管军事，巡抚分管政务，我就是个副手，一个儿媳妇上面有你们俩婆婆，只能按规定办事啊!张之洞说，巡抚归总督节制。既然你有此一说，请马上找来文字材料，我当按你的材料告知朝廷，免得朝廷怪我不问吏事。
这个游百川也是笨人，回去居然真的检索大清《会典》，而且居然真的没找到。连忧带吓以致呕血，遂称病辞职，逃离了是非之地。从此广东政事均归总督，巡抚成了摆设。戊戌变法后，朝廷下旨：“督、抚分管兵政、吏治，虽同居一城，各有所司……”正如游百川所说。其实从明朝到清朝，总督和巡抚各管一摊儿，的确是惯例，但中央政府始终没有明确给出过指示。张之洞并非不懂规则，而是抓住漏洞，以势压人。这也给后人启示，无论什么职位，哪怕是出于互相牵制的目的，也应尽量明确各自的管理范围，免得闹得太过，无法收拾。
其二，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湖北提学使黄绍箕任用了一名学堂监督，委任状刚刚发下去，张之洞就把提学使找来，训斥道，你一个小小提学使，应当受督、抚节制，你算干什么吃的，当你是钦差吗?黄绍箕又惊又怕，垂头丧气而出，不久抑郁而终。
两件事，都不大，但作为上司对下属的威压态势毕现，哪里有读书人应有的敦厚和委婉?张之洞完全可以据此反驳袁世凯，你说谁是读书人?你才是读书人呢，你们全家都是读书人!
古人哲理短文篇【2】：捐宅兴学贵天下：范仲淹
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在其名作《岳阳楼记》中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言明心志。这种以民为先的思想，既是范仲淹身为政治家所坚持的理念，也是文正公作为慈善家，实践于其一生善行中的大德。
范仲淹自幼家境贫寒。少年读书于长白山僧舍的时候，范仲淹每天只熬一锅粥。待到第二天粥凝固成饼后，他便用刀将“粥饼”切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十数根咸菜，权当饭食。范仲淹幼时发奋于贫穷中的这段经历，不仅给后人留下一个“断齑画粥”的故事，也使范仲淹终生体恤穷人的疾苦。
身居高官之后，范仲淹虽然薪俸丰厚，却依然勤俭。他把自己积攒下的大量家财拿出来，在家乡苏州郊外的吴、长两县购买土地近千亩，以地力所得救济当地的穷人，使他们“日有食，岁有衣”。这千亩田地因此被人们誉为“义田”。当地凡有人家婚丧嫁娶，范仲淹都会拿出钱来资助。对于鳏寡孤独之人，范仲淹还会定期给予周济。范仲淹的家乡因而也被人们称作“义庄”。
除了扶贫济困，范仲淹还非常热心于赞助苏州的教育事业。《范文正公全集》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宋景佑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南园购得一处草木葱茏，溪水环绕的好地。原本范仲淹是想在此建设自家的住宅。当房屋建好后，范仲淹请来一位风水先生。先生探查了一番，连夸此地风水好，称若久居此处“必踵生公卿”，也就是说范家住在这里可以世世代代出高官显贵。范仲淹听后却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我家独享此处的富贵，不如让普天下的人都能来这里读书，这岂不是能出更多的贵人)。于是范仲淹毫不犹豫的将房地献出，奏请朝廷批准设立了苏州学文庙，以期培养出更多的人才。范仲淹捐宅兴学的举动在当时影响极大，以至当地富户纷纷效仿。据说“吴学”日后的兴盛即得益于此，并有了“苏学天下第一”的说法。
古人哲理短文篇【3】：驱蝗成神，舍粥济民：刘宰
在江苏省金坛市著名的“金沙八景”中，有一处叫作“漫塘春水”。人们以“漫塘”为此景命名，便是为了纪念当地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刘宰。
刘宰，字平国，南宋江苏金坛人。传闻在刘宰出生的时候，他家门前池塘里的水忽然漫至岸上，刘宰日后便因此说，自号为“漫塘病叟”。据《宋史.刘宰传》记载，刘宰为人刚正仁厚，平生多为乡里谋福，是一个“见义必为”之士。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刘宰举进士，随后被任命为江宁尉。当时江宁地方巫术盛行，民风颓然，人们遇事皆信鬼神，巫医术士大行其道。刘宰到任后，为了澄清民智，使百姓免受愚昧所害，立即着手批驳迷信，强令巫士改行务农。为此，刘宰还专门下令保伍之间互相纠察，有继续为巫或事鬼神者，一律严惩。刘宰的努力很快使当地风气焕然。然而令刘宰无法想到的是，在他逝后，人们却因感念其助民灭蝗灾的恩德而将他敬奉为神。传说有一次刘宰随军路过观城，恰逢当地遭遇蝗灾。眼见田里的庄稼即将不保，刘宰急命兵士帮助农民灭蝗，并终使此地庄稼免遭绝收。百姓们因感激刘宰，便在地方上修建庙宇，将刘宰敬奉为 “刘猛将军”。据说刘宰作为驱蝗灭虫的大神，其香火从江南一直延续到北方。直到清代，山东等地的方志里还记载着有些蝗灾频发的村庄供奉“刘猛将军”的事实。不知刘宰身后的这段历史会为他平添一丝无奈，还是遥寄一份欣慰。
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年-1207年)，韩侂胄率兵伐金。尽管后代史家对开禧北伐多有道义上的褒扬，出于对百姓的同情，刘宰却认为韩侂胄在民用尚不足为继的情况下轻启战端，徒耗民力，因而反对北伐。后来，刘宰曾作《开禧纪事》和《野犬行嘉定己巳作》两首诗，诗中传达的尽是他对此时民情疾苦的体恤。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读》中直称，这两首诗情之挚朴为当时少有。
北伐失败后，刘宰因厌倦了官场，便辞官隐居故里。就在刘宰回到家乡后不久，嘉定二年(1209年)，金坛发生饥荒。刘宰遂在当地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粥局，救济灾民。此后，在嘉定十七年(1226年)和绍定元年(1228年)，刘宰又两次设立粥局。据史载，其间受其惠者，每日超过万人。此外，在隐居的三十年里，刘宰还在家乡设置义仓，创立义役，乡人凡有无地可耕、无处可居者，刘宰皆倾力相助并视之为己任。
嘉熙三年(1239年)，刘宰去世。在出殡时，当地百姓“罢市走送”，人群绵延数十里，“人人如哭其私亲”。朝廷为奖其善义，谥号“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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