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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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文章：一张红榜
人逾不惑，心性便渐渐地沉静了下来。少不更事时，说起某个人或某件事，总会以挑剔的态度生出些许的不好来。而经历了一些岁月积淀之后，再惦记起同一个人或事，心里记念更多的却是以前没有发现的好。老师就是这样，读书时总嫌他们过于严厉古板，多年之后嘴上说的却是“当年我要是多听听老师的话就好了”之类的感叹。丁老师，那个当年我们背地里曾以“老巫婆”相称的老师，现在想来，却如这冬日里的一个火盆，温暖到甚至有点伤感。
丁老师姓丁名仁珍，是我当年在临澧县望城中学念初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个子不高，看上去慈眉善目，实际上做事情却像她名字的谐音一样非常认真，甚至觉得到了刻薄的程度。当年我们十二三岁，刚从各个地方的小学升上初中，班上大部分是寄宿生，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脱离父母的视线。望城中学是农村中学，学生都是各个村小学考上来的，父母基本上都是农民，平时忙于农活，对孩子学习大多疏于引导，因而孩子从小都比较野，更谈不上好的学习习惯。所以对于刚进入初中那种集中学习方式和管理模式很不适应，比如午休，比如晚读，比如定时就寝，总想着怎么跑出去玩，而丁老师偏偏像只不讨人喜欢的黑猫警长，总是能恰到好处地把我们逮个正着。有一次午睡，我们几个居然偷跑出去道水河游泳，差点没淹死，第二天丁老师知道后，又惊又气，在“你们要是淹死了，我怎么向你们的大人交待”的近似咆哮里，恨铁不成钢地一人给了一耳光，还罚站了一天。于是，从那之后，背地里便有人称丁老师为“老巫婆”了，其实当年她也就四十多岁吧。那时的我们，脑子里除了好玩，哪能理解丁老师的那一耳光里居然还饱含着责任、期希，以及对生命的敬畏呢?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文学的火种是丁老师给我点燃的。那是一次学校组织的作文比赛，是那种一个题目初一到初三混比的校内竞赛活动，作文题目记得是《记一件难忘的事》。那时是汉城奥运会后不久，我写的是看跳水运动员许艳梅勇夺跳台冠军这么一件事。应该说现场发挥得还不错，竞赛结果出来，我居然力压初二初三的学哥学姐，获得了仅设的一个一等奖，当时整个学校应该也有三四百学生吧。这可把丁老师高兴坏了，居然连夜用毛笔把我的获奖作文誉抄在两张硕大的红纸上，第二天一大早又亲自搬凳子搭梯子，把我的那篇作文张贴在了学校大门口最显眼的位置，以让全体师生进出校门都能看得见，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我一下子成了校园名人，幸福来得太过突然。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作文有了浓厚的兴趣，且立志要当一名作家，而丁老师也总是在作文课时拿我的作文当范文例读，以致于这么多年我一直把文学创作当成一个业余爱好，到今天出了两本散文集，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获得过丁玲文学奖，还办起了自已的作文培训学校，也算是实现了当年的志向吧。现在想来，若没有当年丁老师的那张满足了我极大虚荣心的红榜，我人生的走向也许是另一个方向。要知道，很多人直到二三十岁都还在为人生的方向而迷茫，而那张红榜，让一个少年在十二三岁的年纪便有了人生的方向，让我知道了自己生命究竟需要什么，这对一个人短短的一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所以，现在每每想起丁老师，那张鲜艳的红榜就会跃然脑海，眼睛里也总会有某种酸酸的液体盈盈泛动。
除了给予我文学的启蒙之外，丁老师还着重锻炼我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作文获奖后不久，丁老师就让我当了班长，班上很多事情都交给我独立处理。那年元旦，邻班组织了一台晚会，歌舞升平。我们有点按捺不住，于是我给丁老师报告，老师说那你组织吧。得令后，我和几个班干部一商量，临时起义，把桌子椅子一搬，即兴开场，唱歌的跳舞的吹笛子的打拳的诗朗颂的都有。我临时讲了一个从妈妈那里听过来的民间故事，博得满堂彩。那次晚会很成功，到现在都记忆尤新。后来没多久，县里组织一个初中生演讲比赛，丁老师鼓励我参加，我说我不敢，丁老师说你把那天晚会上讲故事的胆量和表演才能拿出来就行，这样我就参加了那次县里的比赛，居然得了个三等奖，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校以外的比赛，算是见到了大场面。也就是这么几次活动，我摆脱了一个农村小男孩的那种畏手畏脚的小家子气，待人处事渐渐地大气从容了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还有思维、胆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对我后来的人格形成，以及走入社会谋生谋职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一个好老师，有时并不需要耳提面命，也许只是一份信任，一次鼓励，或者是一个舞台，便已送君千里，超然尘世。
我知道，我能拥有今天健全的人格，还能有属于自已的一份事业，都是许多老师一点一滴传授积累的。有些老师，不只是知识的老师，更是人生的导师，他们在教给书本知识的同时，更是启谛人生的道理。有些老师的姓名已经忘却，有些老师甚至已离开人间，但那些谆谆教导，那些孜孜不倦，已春风化雨地融入了我的血脉，就像那张红榜，虽时过境迁，却永铭心间。
叙事文章：赶场
揭去记忆的浮尘，掸掉附在记忆中的颗颗粒粒的尘埃。一个真我的童年，便活脱脱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记忆中的童年的我，是那么纯真、活泼、善良。纯真的如同一张光洁的白纸，活泼的好像一个机灵的小猴，善良的宛如一只温顺的小兔。
那时正是七十年代初期，农村文化单调乏味，要么几个小孩子三五成群的在一起“猜谜语”，要么围在一起听村里巧言令色的人日白粉经，尤其是那时大人们讲的些“鬼”故事，至今还深刻记得，至今还令人毛骨悚然。其余更多的时间是被当时八个“样板戏”包围着，什么《沙家浜》，什么《红灯记》，什么《智取威虎山》，什么《海港》，什么《奇袭白虎潭》，还有歌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还有什么交响乐《沙家浜》。人们都看腻了、听腻了，但硬着头皮就是要反复地看、反复地听，并且还不能有任何怨言，要不然兴许就那么句把话，一夜之间你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
八个“样板戏”，主人公清一色的刚烈，男主角都没有老婆，女主角都不见丈夫。往往是拳头捏紧，嘴一抿，而后大义凛然地开唱，连摇头晃脑都极具革命性。装容前所未有地同化，而脸谱则精简得让人惊骇。这么多样板戏，只有《红灯记》中的李玉和，鸠山请他去赴宴前与李奶奶告别时的唱词：“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还有《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单身独闯威虎山时的唱词：“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至今还令人记忆犹新。
七十年代中后期，文化解禁，文化生活路子稍宽了一些，但是主要由镇电影放映队(全镇仅一个放映队)，在全镇巡回放映，一年上头也轮不到两回。这不，我们这些人都成了“追片族”，电影放到哪儿，我们就追到哪儿，在当时对这种现象，人们给了它一个时髦的名称——就叫“赶场”!
记得那是六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生产队刘虹、卢晓华、齐振荣……还有我十多个伙计儿，太阳还没落山，在生产队的农田里薅苕时就在邀约，晚上出门去看电影《南征北战》。生产队队长一声喊：“收工!明天早上八点准时下田!”话音刚落，我们这十多人一个个都像燕子扑得飞回了家，马上洗了澡，换好衣服，顾不得吃晚饭，就相约一起到“吴家院子”看电影。由于晚上看完电影，回家比较晚，前几天我还特地制作了一个加长的手电筒，可以在电筒里放三节电池的电筒，以备晚上回家照明之用。
十多个小伙子、大姑娘在一起，有说有笑、嘻嘻哈哈。不时顺便也欣赏一下沿路的风景，只记得当时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沿途各家各户炊烟袅袅，从远处飘来饭菜的香味、美轮美奂的景色浸进了到了我们骨子的深处。一路走来一路看，沿河最让我们向往的还是从河北、河南中间流过的那条大河——丹水河，丹水河的神秘，丹水河的水浪，丹水河两岸的山，丹水河的历史传说，以及由丹水河衍生出来的许多神秘故事。
两岸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将丹水河包裹得如一条狭长的走廊，逶迤，悠远。好几只野鸭从悠远的水面上进入我们的视线，两岸的山就变成了一面面屏风，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在夕阳的辉映下，风景煞是迷人!
不多时我们准时赶到了观看现场，离开映时间大约还不到五分钟。来后没好大一会儿，电影就开始放映了，看得出来，观众席上鸦雀无声，都在专心致志、聚精会神的看，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那激烈的拼杀场面……直到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活捉了国民党军队的军长张辉瓒，人群中爆发出的欢呼声，雀跃般的笑声、口哨声、尖叫声……混成一片。
我们看完《南征北战》，大家还觉得没有尽兴。又听说电影转场到流溪“陈家行子”放映《地道战》。我们十多个伙伴凑在一起一合计，临时决定，跟着放映队一起到流溪。这时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钟的天气，
青黑色的天空中的月亮，大如金盘，光华灿烂， 像娃娃的脸。稚气十足， 那轻柔的金环伴着缕缕云柳轻轻缀绕，月亮越升越高，已经爬上了中天，它俯视大地，把光辉挥洒。我随着大伙们一起前行，不时还眯起双眼，确确实实看到了月亮中模模糊糊的景物。是树?是山?是云雾?是我们的身影?真是想什么就像什么。忽然飘来朵朵淡云轻轻遮住了月亮，只看见月亮在云层中穿行闪光。它挤啊，使劲想钻出来。一阵凉风吹散了云雾，月亮重新露出了她秀丽的脸蛋，像小姑娘撩去了披在额头上的乌发向人们露出笑脸。
等我们步行，赶到“陈家行子”已是夜晚十点四十左右，电影早就开演了(放映队、放电影的器具由接去放映的单位用拖拉机接送)，我们不声不响的一起钻进人群。同样随着大家的目光，追随着影片中动人的情节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放映结束时，我们中有的人看了一下时间，已近半夜子时。
大家准备往回走。
不好，随身带的手电筒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们大家猜测，也许是让别人从我裤兜里偷走了，也许是我看电影太专注，手电筒从裤兜里掉出来，让别人捡走了。
月亮早已落入山脊，四周围模模糊糊，一片迷茫!
时间本来就不早了，大家伙儿还得想办法回家呀!我们三两个手挽着手，肩搭着肩，小心翼翼地行进在回家的路上，直到被漆黑的夜色吞噬。
夜一切静悄悄的，整个宇宙、整个大地也渐渐地进入到梦乡!到处鼾声一片。
叙事文章：我属牛
前言，我自己定位为叙事散文，第一人称的写法很多，用想象的情节推动叙事，不同于小说。“我”是一个象征，代表了一类人，属牛也不光指七十年代那一批人，他们有的不上不下，也没太多文化，那是一个受到冲击必须接纳的时代，我肤浅的笔端也只能描述一个片面的轮廓，有一些人他们成功了，有的一辈子也还是疲于奔命。尝试这种碎化的叙事结构，第一次我是写的(芝麻二三事)，这一次用了很多隐喻，犟这个字是牛的特点，也借喻大的社会背景下人内心的争扎，这一次尝试我不知道写得好不好，我的同学说有点怪，向友友们学习， 转入正题吧，正文开始：
说也奇怪，我以前要好的二个朋友，都是跟我一样属牛，其实也不奇怪，那年月刚入社会的，属牛的多。
一只小牛犊弯着脖子靠着断树杈磨痒痒，有一年的一天我到乡下找王杰，小牛擦完痒眼神愉快，却映出杰仔疲惫的人影，他正无精打采的站在田里，小牛撒开四蹄奔向父母，牛父母没有抬头看它，继续低下脑袋在吃，田里开满了紫云英，牛喜欢吃，对于小牛来说，成长是自由的，而对于杰仔，却似乎正相反，因此他也不喜欢紫云英。
尽管，十六岁那年春天，阳光下，牛欢快，紫云英开得艳丽。
“我的一位朋友王杰，现在在广州发达了，混得好”，我给自行车补完伤疤，递给灰灰一只红牡丹牌带嘴香烟说。“这小子早早辍学，家里让他务农，娶妻生子，那会儿跑我家躲，差点没让父母打折腿”，我继续说，“那后来呢”，灰灰问，“我觉得吧，这人各有各的命，这小子不种地，我在县城继续读高中他就开始倒卖农具了，跟着电器，胶卷，电话卡，春节回来过，现在广州做手机生意”，灰灰一口河南腔道“手机啊，你干嘛不去找他”，手机在当年是个新鲜事物，可我们那阵子都还是怀里揣一张电话卡在S城满街找电话机。
灰灰是河南人，叫齐瑞灰，他也是高中毕业，文质彬彬，却干着粗活。“那你干嘛不去帮你舅舅打理餐馆”，我反问，这种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沉默一阵子。拿我爷爷的话说“属牛的，就是犟”。一头牛犟起来是很难回头的。
我们辞去一家机械厂的工作，义无反顾。之后每天在街边摆摊修自行车，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期，S城里人们来去还是自行车为主，大概全中国都差不多。
灰灰是我在机械厂认识的，那时我们白天上班，晚上住窝棚，窝棚脏，乱，有来自四川的，安徽的，浙江等地的，河南的就数灰灰了。
这犟小子硬是不去他舅舅那，做舅舅的也是好人难当，给他找了这个厂呆着。也是当时那个厂子需要人做“临时工”，临时工这个词在今天已经被取缔了，但那时一名临时工，也意味着可能转正，转正的意思就是转成正式职工，在国营企业转正也意味着稳定的收入，福利和分到房子。如果我们干得好，我们的父辈们正努力把可伶的小地方的户口迁移到S城。
父辈们尽力梳理他们的“关系户”，拿当今的新词讲，就叫“人脉”。
我们不懂，只知道那一年秋天的季节，马路上依旧晒很多麦子，连同田里还没有收割的麦子，在同一片阳光下闪耀。
我们靠近一块田，去看另一块田，田连着田。如果风大一些，麦子被吹弯了，由高到低地一路压向远处，远处依然弯曲的麦影，像父辈的脊梁在护着孩子，虽是同一个姿态，却仿佛变化的圆周率值，一代一代，一个一个，无止无休。
S城的秋天是美丽的，城郊的农民用镰刀割下收获和喜悦，他们流过一阵汗水后聚到一旁，互相递几根没有过滤嘴的卷烟。抽出火柴刮燃，捧到对方面前把烟点上，我和灰灰经常也会用挣来的辛苦钱买一包便宜烟，到城郊玩耍。
我们坐到地头旁看他们，看他们的庄稼，看他们的房子，他们的房子有砖砌的，有木建的，也有土垒草盖的。但他们手里的镰刀同样锃亮，他们收割的动作同样利落。他们歇着的时候，扯一些东家西家的事，女人和孩子的事，也说一些国家的事。偶尔也谈土地和地主，什么谁家是好地主啊，谁又是坏地主啊。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有时一阵大笑，会惊飞刚刚才停在麦地里的雀鸟。
他们是和杰仔父亲一样的人，整天摆弄铁犁，锄头，箩筐，铲子，十字镐，镰刀等等器具，有时牵着耕牛，有时开着拖拉机。
他们扎根在那块土地上，他们大多数很少识字，也不知道井田，阡陌的历史，但他们明白土改，分田到户，公社等。
麦地里的鸟儿飞走了，男人们散了，我和灰灰也起身离开。在路上我们比赛吐着烟圈，最后半轮夕阳落下了，右边田野旁一个人牵着牛钻进树林里，烟圈散成朦胧的雾，S城秋天的暮色同样朦胧，我们眼里也有朦胧的憧憬。隐隐然也有一种朦胧的趋势，使像杰仔父亲一样的父辈们的子女离开那片土地，到更大而远的称为“城市”的地方去。
若干年后，灰灰和杰仔都在互联网上跟我解释一些新的东西，譬如金融，市场，资本，边际，博弈，兼并，重组，流转等等，我不懂，我只是大概知道，商品房，地产，投资，理财，保险等这些在S城出现最多的广告宣传的东西。
我想杰仔的父辈们同样也难以弄明白，他们不明白，原先的那些土地呢，原来的那些房子呢，他们同时又惊叹新建立的地标的雄伟。
一群鸟飞到原先的那一块地里，在那里它们振翅飞到新的高度，却发现没有了麦粒可以吃。太阳绕到新的高度背后，在我路过的地点形成又宽又长的阴影，遮蔽使手机亮度显得不再那么刺眼。
手机屏幕上灰灰和杰仔的文字依然闪着光，他们又互相传递一个单词“success”(成功)，单词旁的小图标弯曲着健硕的胳膊，紧握拳头。
后来他们谈论路虎，宝马，奔驰或者奇瑞的时候我依然保持了沉默，再后来我说了几句话，“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清静为天下正”，那以后我们慢慢少了联系了，最后他们在我的手机里消失了。
其实我现在也可以找到他们，但我不愿意去找，有时候，一头牛认定了一个理，就不容易拐弯，尽管弯道后有更好更适合的理，难怪我爷爷那会儿冲我吼“瞧这头犟牛，这点出息，真犟”。
有一天爷爷走了，我真的很“犟”，离开了X县到S城，最终我在S城扎了根，昨天我又到城郊，看见十余米的墙，里面在打桩建地基，这里以前在秋天也收麦子，现在只有机器发出沉重的巨响。耕牛是肯定不会从这儿走了，外面的一段墙面却画了一头健牛，牛头奋力顶着六个大红字“中国梦，牛精神”。
每次看到牛，哪怕是画面，我都会想起灰灰和杰仔，他们是我以前最要好的朋友，我们都是七三年生，生肖属牛。
“中国梦”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梦，也是这个国家的人的梦，其中也有我的梦，但我自己觉得，无论是过去或者未来，都似乎很遥远，我常问杰仔和灰灰，时间是什么，成功又是什么，他们，也都曾和我探讨过平行时空，我想这理儿假如真靠得住，那么，已经过去的，还没有发生的，或许都正在发生，那么，我还是想又回到X县。
X县，春来中学，初一四班，窗外绿柳吐出嫩芽。
靠窗的杰仔手拿笔在纸上刷刷刷的写着，我刚把十几根订书针勾起来，形成一个圈。
我的同座杜春丽同学，又在纸上画了一头牛，她睁着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指着牛让我看，问我“丑不?”
她知道，我属牛。
黑板前胡老师拿起粉笔写完了一句诗：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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