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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故乡散文随笔:罗保子二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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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故乡散文随笔:罗保子二娘

  父亲长眠于故乡的北山上,近年,每当清明,从城里驱车去这里,走上这座山岗,为父亲扫墓。北方的春色姗姗来迟,外地的春早已是桃红柳绿,春光灿烂了,而我们这里连垂柳还未吐叶挂丝,只是刚刚吐出那零散的鹅黄色的调儿来。

  沿着蛇形的小道走上去,途径的路边有一堆不大的坟莹,坟头长满的蒿草,还没一丁点儿发芽的动向,凛冽的寒风摇曳着光秃秃的蒿草干枝,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在这座小坟莹上看不到气息,还是那么的凄凉,风物那么的依旧。

  她,仍然处在哪无边的荒凉之中,无人为她来扫过墓,无人为她烧过一张冥纸钱,也许人们早已忘记了在人世间还存留过这么一个人?岁月的长河渐隐渐退,或者无论从空间或时间上早已消失掉了,也就像一只蚂蚁一样谁还能记起她呢?太渺小了,太渺小了!

  我是为父亲来上坟的,既然路边每次碰上了,那从中抽出一点儿“用物”插在她的坟头,长长的纸条在寒风中吹起“哧哧”的响动,似乎在哭泣,似乎在呼唤,似乎在感谢我:“角角娃,太谢你了,你是个好娃娃、乖娃娃”。每次我呆呆站一会儿就离开了,匆匆为父亲去上坟。曾有一次,我身后隐约可传来为家祖上坟的几个人在说话:“难道她还有儿女?没听过?”

  一

  这,“也许是一首老歌,会令人想起以往,也许是个身影,永远不会遗忘。”

  从懂事以来,哪种记忆的手,总会捡起那些破碎的事儿,哪种大人们的叨絮,与光阴耳语,与岁月牵挂,与儿女一样情长,诸如忧伤和喜怒哀乐。往事的路口,多少思念屹立成风雨中的种种“雕像。”

  是啊!人生总有那么一个人如同一首歌,一段路,一种柔情,会在某个人的脑海里刻下光阴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如同电影中的蒙太奇,一个接一个的镜头在你脑海中闪现,在记忆中回响,在心海深处激荡。

  我脑海中就有这么一尊“雕像”,别人是瞧不起她的,可我总想着要将她迟早写出来,虽有些地方是模糊的,但偶尔遇到或听到的记忆,哪始终是不能忘怀的,有时甚至是一种无名的伤感,发思怀旧之幽情的。

  二

  公社化时期,我们镇子上有九个生产小队,我家是三队,队里有个寡妇,这就是“罗保子二娘”。据说,罗家兄弟二人,“罗保子”的父亲为老大,老二叫“罗老二,”但是不是真名?谁也说不清,没人喊叫过他的真名,真名不知叫啥?罗老二是个单身汉,常年外出干木匠活,民国的哪年出门外好长时间没来过,又是哪年的秋天,待回来后却带来一个妇女,人们说罗老二还有本事,引回来了一个媳妇。这妇女很勤快,每逢见人笑嘻嘻的,一口四川话,很客气,很有礼节,人们夸她这女人会“活人”(当地土话:搞好人际关系),干家务活儿足是一把手,会过日子,人人夸赞罗老二的在哪里捡了这么好的婆娘。

  共产党来了,罗老二翻身当了主人,当起了民兵积极分子,斗地主,分田地、合作化、公社化、镇反、三反、进公共食堂,搜别人家铁器的东西,甚至砸锅交铁大炼钢铁等都走在人前头,有人说,罗老二的积极是后面有个“内助,”当着“参谋长”。甘肃抽调人马修引洮工程,他会木匠,也积极报名去参加,想在工地上发挥他木活这一技之长。然而,到工地去不到一年他带病回来了。罗老二不知得了啥怪病,有人说是累坏了身子,卧床半年死了,丢下了她成了寡妇。人们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从来不说她是从哪里来的,怎么称呼?罗老二的婆娘?不合适,罗老二的遗孀,也不顺口,罗老二的“掌柜的”(当地人称老婆为“掌柜的”,意为掌家的)也不合适,干脆就按罗老大的儿子之名而称呼其名:“罗保子二娘”。

  这样“罗保子二娘”就成了她的大名,公共食堂解散了,各领自家灶具回家做饭,大集体出工劳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罗保子二娘上工很麻利,记工员登记上工的人名单时也写“罗保子二娘。”她上工回来还要爬锅爬灶自己做饭,很孤苦。但无论如何挣的工分却养活不了自己,年终一结算,分不上几个钱。平时吃的没油没盐的饭,有时候生产队里分不上口粮,没饭吃,开始乞讨,时间长了,谁还给她饭吃。哪个年代,每家每户的口粮一年只能吃半年,甚至半年不到,全凭野菜充补,“一年口粮半年菜,全靠瓜菜代。”

  每当逢集,罗保子二娘捡些市场上的烂叶败菜,乘人不备还悄悄偷一把,发现后,好心人见她可怜就过去了,哪些凶狠之人就是两耳光,罗保子二娘也不在乎,打就打呗,反正为了活。后来看到集镇上有人卖馒头,她实在饿了,就乘卖者正忙乎之时,即跑过去从箩筐里猛抓起一、二个就跑,边跑边吃,那时候的一个馒头贵如金,甚至如救命的“稻草”,多少人看着白花花的馒头馋的干咂嘴,而卖者是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了,买回些麦子当成本做起馒头小本生意的,倒腾出来的“二面”(麦麸)作为口粮,能吃上这样的“二面”也算是有口福的奢侈了。你想,让人刁跑一二个难道不“心疼”吗?不揍你才怪哩。有的人心肠还好,同情她,算了算了,但有的人就不行了,追上她就是一顿暴打。据母亲说,罗保子二娘被姓柴的那个人追赶上,一把抓住头发拖磨了一截路,然后一顿乱棍,打得她喊爹喊娘,跪地求饶,那姓柴的真狠心,照样打得躺在地上没声息了才罢手,并狠狠踢了她几脚,“你敢刁我的馒头,打死你。”然后往脸上连吐了几口唾沫便扬长而去。

  她挨打之时,在一旁看的人只是眼瞅瞅而已,没人上去劝阻,甚至有人还煽风喊叫:“打死她,活该。”她长展展地躺在哪儿,没人理她,任她躺着吧。我母亲从上街要到下街道的供销社去打煤油才发现了她,即上去拉她,她长吁了一口气,半天才哭喊出来,在旁的有人说:“她还活着?”母亲为她擦去脸上的泪水,擦去手上已被打烂了的血,擦去嘴边流下来的口水,帮扶她慢慢坐起来,歇了口气,然后扶回家去。到晚上,母亲又烧了一碗包谷面糊糊汤送去........

  从那以后,罗保子二娘将我母亲以姊妹相称,常常到我家来闲聊。那次她的挨打,自己撩起衣服让我母亲看她的伤痕,甚至拉下裤子看她屁股上一道道紫青紫青的痕迹。“这家伙下手这么狠,毒蛇心肠,不得好死。”母亲为她抱不平。母亲曾给我说过罗保子二娘如何如何的挨打,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刻的烙印。

  罗保子二娘也“屡教不改,”一有机会继续刁吃人家的东西,人们给她一个绰号“狗刁吃的,”有人骂她就像一条“赖皮狗”。刁吃人家的东西,最为多的是刁吃人家的馒头。一次在逃跑过程中,急中生智,将一个馒头塞在一泡干屎堆里,待追赶的人一看,馒头不能用了,只好将她痛揍一顿,待人走后,她拿起馒头用衣袖擦去,掐了些表皮上沾的粪,还是将馒头大口大口吃了。

  罗保子二娘个头不大,大概有一米五六吧,宽脸面,黑黝黝的,厚嘴皮,头发有些稀,也有些麻白。稀,据人说是因刁东西被人揪拔少了,两颗门牙被人打掉,说话有点“漏风,”最明显的有一颗虎牙,每当高兴时一笑,哪颗虎牙就露出来,鼻子不高也不低,更不是塌鼻子。常穿一身脏兮兮的宽大的大襟黑粗布衣,一条腿被人打得有点跛,走起路来有些摇晃。每当犯错,当人追打她,她总结了一个经验,叉开两腿,将脑袋“塞埋”在两腿中间,两手护住头,撅起屁股,任凭人家打屁股和腿,头部不让“吃亏,”才能保命。人们说罗保子二娘与刚来到我们这里判若两人,后来的哪种人的模样儿不见了,哪种见人喜滋滋、很有礼节的“活人法式”不见了,现在走上街头疯疯癫癫,自言自语,舌头在口中不停地来晃荡,有时甚至手舞足蹈,大有疯癫之状,两只黑眼睛变成了黄瞳孔,如饿狼一样放射出寻食之光。只要她一出来,走在街道上,卖馒头的,摆小摊旦旦饭的,切面皮刮凉粉的,就有种警惕的眼光盯住她。她也不在乎什么,边走边疯痴地说:“为了吃,为了活,我挣不上好工分,还得刁,我就是狗刁吃的。”有时还唱起四川哪种音调的民歌:“哎唉吆,花园边里的铁扫帚,宁愿让人打死不吊死。”“铁扫帚”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草,既不能开花,也不结果,一般种在院边篱笆周围的小草,到初冬落叶割掉,人们扎制成扫帚,打扫庭院,意思是让人瞧不在眼里的一种下等草,罗保子二娘将自己比作一种不值钱的蒿草,不像花一样让人喜欢的植物。“宁愿让人打死不吊死,”说自己为了一口吃的,宁愿受人打,也不上吊自杀,表现自己个性的倔强。还有“荞面吃上屁啪啪,包谷面洋芋拌疙瘩。”“你不要嫌我一拢荞,荞花开开火娆娆。”“不要嫌糜面馍挖人的(糜子做成的馍,‘挖人’指胃酸而难受),就这还没我想望的(就这而吃不到,是一种奢望)。”“要吃白馍馍,麦子撒在泥窝窝。”“吃饱饭的是傲气的,你咋知道饿急的?”“饱汉不知饿汉饥,轮到你时才悔及。”“驴比骡子没驮了,人比人没活了”。她追求的境界,就是吃,为了活命,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个所谓的“疯婆子?”但她心底善良。哪年,我家遭了“瞎事,”我的一个妹妹因患急性肺炎,没钱医治,忽然暴亡,母亲哭的死去活来,她不知咋弄来的一点白面,专为我母亲做了一碗浆水白面饭,小心翼翼地端到我家,劝慰我母亲:“别哭了,哭死也无用,哭死也换不回来你女儿的命,倒将哭坏了身子,丈夫咋办?你看我没丈夫的多可怜?你还有两个孩子,往他们脸上看.......”坐在炕沿边,为我母亲擦泪,并端起碗喂我母亲一口饭,我母亲不吃时,她也坐在炕边上泪眼汪汪.........

  三

  她在凄风岁月的时空里渐进到了七十年代有四了。

  哪年的夏天,新麦子收割打碾进仓,几天后生产队为社员要分配麦子,社员拿着布袋子纷纷往社场仓库去排队,谁家的一斗,谁家的几升,队长念名单分配。

  罗保子二娘伸长了脖颈,“狠劲”侧耳细听,从头至尾就是没听到自己的名字,本来她有规矩的在排队,此时即摇晃着身子大步流星地走到队长跟前问:“我的多少?”队长一下拉长了脸:“大家还给你没务下,你还想吃白面?”“你总不能让我饿着?我吃了半年的野菜、洋芋了,乞讨着混着咋过来的?”“我管你咋过来的,”“我也与妇女们打碾啊,筛啊,簸啊,扬场啊的劳动,麦苗儿拔青时我也与娘儿们往地里撒化肥、打农药、拔过草啊,怎么说我没劳动呢?”“你的哪些劳动还够不上这次分配,等再次打碾了看情况。”“再次打碾了看情况?这次就要给我分几升。”“还分几升?嗯,想的美,你吃屎去都没人给你拉,像你这样的人就是生产队的累赘,去去去,我还忙着呢,站一边去。”队长不耐烦了,开口骂人了,背过了脸,划不来对她说了。排队的社员无人为她说几句公道话,因为那个年代,队长就是一家之长,小小的“土皇帝”,队长说了算。谁也不敢得罪人家,自顾自而已。

  罗保子二娘感到没希望得到粮食,目光呆滞,眼里含满了泪水,一会唇厚的嘴巴自言自语“疯癫”起来,两手搭在两肩,如背行李背包那个样,唱起一首歌“红旗飘飘前头走,跟在后头往前行,镰刀斧头劈开道,什么山神水怪让开路,今天的苦明天的甜,同志们加把劲,快快走,革命快成功,每天能吃一个白馒头.........”又一会儿,转换了个声调儿:“同志们呀,快快赶啊!前面红旗在飘展,哗啦哗啦的旗帜宏亮的歌呦,你看咱们的队伍还没散呀,伊拉乎。”

  社员们谁也不理她唱的什么意思,只是当“狗刁吃的”疯婆子而已,只顾排自己的队快快分到麦子。那时的我已是十来岁的少年了,刚上完初一的中学生,正放暑假,看到罗保子二娘这个样,没多少注意的地方,更没留意她唱的内容里还隐藏着什么?父亲排队等待分粮食,我站在父亲身旁,看着她那个疯癫模样儿,让她疯去,与我没有关系。我当时最大的企盼是快快分到麦子,吃一顿香喷喷的臊子面,一想起白面条口水馋的都流下来了。

  谁也没注意罗保子二娘在“众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跑到仓库,即抖开布袋子就往里刨麦子,坐在一旁准备给社员按升按斗分粮食的会计、出纳、副队长、民兵连长等一帮队干部一下愣了,等反应过来时一齐上阵,夺过布袋,粮食撒了一地,一把揪住衣服掀翻在地,民兵连长抓住头发,其他人抓住衣服拖磨出仓库,然后当众一顿拳脚相加,甩在一边.......她歇息了一会儿,爬起,坐在地上掉泪,呆呆地看着人家一袋袋往回家扛粮食..........

  当天下午,我的父亲背着少量的麦子去水磨房,我兴高采烈跟其后面,因今天队上刚发放了粮食,社员磨面的人多,父亲与磨坊老汉是好相识,不顾别人反对,走了后门先磨了,走在半路碰见罗保子二娘柱一棍吃力地要去磨坊乞讨麦面,父亲放下袋子从口袋里满满掬了一掬面粉,当手伸进袋子再次为她掬时,她按住父亲的手说:“角角大(爸的意思),对了,不要了,这都够意思了,你家人多,我到磨坊再去乞要点,哎,我是吃百家饭的。”父亲与她拉起了家常,她向我父亲简单哭诉了她的苦衷,咒骂了几句队长,说队长是“行过”哩,不得好死。她还向父亲说,她拄着棍已找了一次公社,在院里,公社书记喊她出去,找大队干部解决去,不能越级告状,我这里事多,哪有时间管你那么多闲事。她强辩这不是闲事,这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大事,书记变脸说:“要大队干部是吃干饭的,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叫来秘书和通讯员要将她撵出去,此时公社一位姓王的主任从房里出来让进去,叫坐下慢慢说,她诉说了生产队长不给粮食的事,这位好心的王主任打发通讯员叫来队长,队长一进门看到罗保子二娘,气色不好地问:“你还跑来告状,咱们走着瞧。”这位主任一听火冒三丈,“啪!”狠狠拍了一下桌子,猛地站起训斥道:“走着瞧想干啥?你这个队长不到五分钟,只要我的一句话你可以滚蛋!信不信?”队长这才觉得不对火,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耷拉着脑袋不啃声了。主任说:“这是孤寡妇女,你不给粮食,让她饿死不成?你是队长大人,你家吃上长长的白面饭,就不知饥饿咋回事?何况人家还参加过劳动,挣的工分不够?难道你的女人就能有分粮食的资格吗?限你三天分给她粮食,不然你这个队长我通知大队干部就别当了,滚!”队长低头哈腰唯唯应诺而退出了。王主任安慰了她几句就回来了,至于队长什么时候给,她还不知道。即使给她粮食也已经将气憋上了,会咋样的给法?不管怎么说,她到磨坊先乞讨一点吃着,这才就碰上你了。她将公社王主任大夸赞一番,“是个善人,好人。”诅咒那位书记是个王八书记。父亲说:“王主任原是西和县的地下党,是个老牌共产党的干部,那个书记原是个公社一般干部,靠造反派起家现在当了书记,根本不知道穷人苦楚,你找她干啥?”父亲与她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我急着回去要吃白面饭,催着父亲快回去........

  母亲为全家做了一顿鸡蛋洋芋臊子面,馋极了,香喷喷地,美美地享受了人间奢侈的口福,母亲盛了一碗,让我送给罗保子二娘去。

  此时,家家已是缕缕炊烟袅袅,太阳虽然偏西了,但夏天的夜幕姗姗来迟,她门口不远处一棵老柳披着夕阳的红光挺立着,显得更是挺拔,秀美好看,树上几只蝉鸣仍然“知了知了”叫着不停,感觉在为罗保子二娘鸣而不平。

  这是一座稍偏的西南房,罗保子一家住在正屋,顶头相接的一间偏耳房她住,一抹余晖的红色晚霞正好斜照在这座老屋。这座房屋显得既陈旧不堪又带有一种神秘之感。她的门半虚掩着,我敲了几下,她让进来,屋里光线有些暗淡,她躺在炕上,见我进来端着一碗面,即下炕从灶台上取过来一只碗,笑眯眯倒进她的碗里,连声说:“谢谢你妈,谢谢你大。”当我转身要走时,她却叫住了我,让我等她将饭吃完了给我讲个故事。

  “讲故事?”我疑惑地盯着她。

  “真的,讲个故事,你从来没听过的故事。”她很认真地说。

  四

  夕阳的余光仍斜射屋门,还尚存留一息,屋里虽然光线暗淡,但还有点因晚霞的余光还在门外,屋门口进深不多的光线比较好点。我坐在一条小木凳,看着她那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吃起面来,心想,这碗饭肯定不会饱,可惜无奈再没了。

  乘她吃饭时,我稍留意这屋。啊!这真是个什么家啊!屋里被柴火的烟熏得黑乎乎的,那墙壁、木椽如黑漆刷过一般,灶台与土炕距离相近,灶台上放着几个碗,有的已裂缝了,灶台旁有一个打水用的瓦罐,灶台旁边乱堆放着一堆茅草干柴火,门外院里晒着她从山野外拔回来的杂七杂八的蒿草柴火,灶台边用土基块垒起支着一片案板。土炕上一条已露出棉絮而脏兮兮的被子,炕席有一片已破烂了,可能因土炕烧得过热,竹席被烧焦而破烂的,但她用几条新的竹条又编补了。门背后立着一杆红缨枪,哪是罗老二当基干民兵时用过的武器,她留存作为纪念品。一个不高的旧式木柜看样子是装她的包袱的,也被烟熏得漆黑发光。一方桌上有两个陈旧式的木制香筒和小香炉,香炉里多半有香灰,看来她还是常为谁烧香的?方桌子靠墙,墙上贴着一张被烟火熏的黑乎乎的毛主席画像,画像旁边还挂着一个不知哪儿来的军用水壶。

  这才是家徒四壁?太穷了,哪时我是个少年,心里虽有些怜悯之心,但感受还不是那么深刻,只觉得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有些可怜而已。

  一会她饭吃完了,无奈地干砸了几下厚嘴皮,又伸出舌头三两下添了碗,“太香了。”

  “角角娃,你已是个中学生娃了,等你以后中学毕业了,我认认真真、详详细细地讲一个红军的故事,你拿上笔和纸好好记录一下,好好整理一下,看看这个人究竟是啥货色。”

  她究竟想讲一个啥?

  “红军,我喜欢听这样的故事,但与你有什么关系?”我随意说了一句。

  “哪我大概地、简单地先给你讲一下,以后再细讲。”

  她真的给我讲了,少年时代,是人记忆最强盛的时期,尤其哪些影响深刻的事,会在脑海里刻下深的痕迹的。

  她讲的那个故事至今还在我脑海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尽管故事的真实性怎么样?但她哪认真地样子,我还是耐着性子听了。

  16岁那年,四川天全县的一个村子迎来了共产党的红军,红军来了,是保护老百姓的,与白军的纪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地支援红军打仗的热情非常高,送米、送饭、送菜,有什么送什么,男儿纷纷参加红军打白军,也就在那年有个小姑娘去给家里打水,井口旁边搭建着红军医院的草棚,草棚里全养着受伤的红军,草棚不大。那天她在井口打水,旁边躺着一位伤员,是刚从前线受伤抬来的,因草棚人已满,那伤员说烧的厉害,渴的要命,向她要水喝,她将刚打上来的水给他喝,咕咚咕咚不知喝了多少,然后哪位伤员挣扎着要向草棚爬去,她扶起送回草棚,刚到草棚前,碰见一位女护士,自己说她是护士长,问他干啥去了?又批评这伤员无纪律,说他既受伤又害的伤寒病,因没这种治伤寒的药,医院才想办法,他就偷偷爬出草棚外喝水去了。这小姑娘挑水回去了。第二下午她放心不下哪位伤员,就去看望,哪伤员满是感谢她给的凉水喝,那凉水竟然将他的烧退下去了,医院正想办法还在治他的这种病。他们寒暄了一会,那伤员没给她说名字,只说他是安微麻城人,参加红军时正是在黄安七里坪成立红四方面军的,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人,是从苏区突围一路打过来的,他讲了红军打了几个胜仗的简短故事,讲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讲了在红军队伍里集体活动的乐趣,她心动了,回家后闹腾父母要参加红军,父母开始不同意,后经不住闹腾同意了。开始在30军89师263团当战地救护人员,抬担架,往阵地上送东西。闲时,集体与大家唱歌、开会,教她练打枪,军事化的严格纪律训练。她觉得红军队伍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无法形容的,记得他们的军政委是李先念,副师长杨秀坤。后来四方面军将各师各团的妇女整编成立了“妇女独立营,”不久发展为红军“妇女独立团,”女团长兼政委叫张琴秋,不久,队伍扩大了,又成立了第二团,这个小姑娘在第二团,团长姓曾,全团担负着战勤任务。

  中央红军来到四川,大家还列队欢迎过,可时间不长,不知啥原因,两支红军队伍不合了,红军内部出现了分裂,空气紧张,四方面军的有些领导给他们宣传红一方面军如何如何?红一方面军北上走了,总头头张国焘等人不北上,但最终各方面原因还是北上了,这样就来到甘肃陇南一带。这个小姑娘因拉肚子加之皮肤起疙瘩瘙痒等疾病就掉队了,红军就将她安顿在当地一户好人家,有个老婆婆非常喜欢她。那年的秋天,村里来了个木匠,干一手好活儿,经人说合,这个木匠就将她带到这里来了,直到解放。

  哦,我明白了,她讲的这个小姑娘就是她,意思是说她是流落红军。那时期,我上初中,老师在课堂上讲红军长征,只讲一方面军的红军如何的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等历史故事的教育,而四方面军是张国焘领导的部队,是搞分裂派的,另立门户,与毛主席的一方面军唱对台戏的。老师还讲过,红一方面军的行军路线是“红色线,”而四方面军的是“黑色线。”即使她是红军,也是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人,可能她不向当地政府说明的原因就是这吧?弄不好还成了“政治斗争”专政的对象,反倒引来一屁股“骚”。即使生活艰难,但不愿向人透露,隐藏的秘密可能就这缘故吧?毕竟那时我还年经,不理解她当时要给我讲这些干啥?为何要给我讲?对她的事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她与我母亲要好的面子,而耐心听了下去。她还说以后闲了要细细给我讲,细细记,保存好材料看以后有什么用。

  然而,我的确不耐烦了,口里只是应允,拿起碗便飞奔出来了......

  五

  几年后,政策变了,世事变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撤了,挂上了乡政府的门牌,我也上了大学,罗保子二娘也成了重点“五保户”。

  那年放暑假回家,听母亲说罗保子二娘已死了,我心里一惊,猛然想起当年她托咐我的事,脑子像过筛子一样尽量回忆。

  听母亲说,她死时,队里那些娘儿们都去了,她二三天已没吃饭了,大家闻讯赶去将她扶起,背靠着我母亲的肩有气无力说:“我一直....等你的角角娃.........帮我........写个材料,还是.......没等上了,我不行了.......一切全完了.......”她手指示意让人从旧木柜里取出一个包袱,打开包袱,里面有几件补了又补的旧衣服,她又示意让人继续打开,翻出了一个小布袋,布袋里包着一个用红布剪下的红五星,她说是当红军时发的一顶八角帽上的,八角帽在陇南养病时丢在当地老乡一户人家。

  大家也没重视她说的话,红五星能当饭吃?她说她当过红军,谁信?红军与这些婆娘们有啥关系?只是大家帮她的忙而已,因她受了哪么多的罪,太可怜了,让她安然离世,死时不是那么孤苦,那么凄惨,再无别的。毕竟是农村妇女啊,红军不红军的的确与她们毫无瓜连?送葬的那天,这些婆娘们将她所穿过的衣物,包括那个红布五星包卷在一块,与罗家人一起拿到坟全点燃焚烧了.......

  任何事情,任何东西当它存在的时候,人们不去注意,不去珍惜,当它不存在了,消失了,反而悔之晚也。听母亲这么一说,心里难过起来,真后悔。岁月抖落了我的多少个春秋,每当一想起这件事,这颗内疚之心就忐忑不安起来,那个似疯似癫的老婆子的模样儿不断在我脑海晃动。“花园边里铁扫帚,宁愿打死不吊死.........红旗飘飘往前走,跟在后头往前行........”那种音符调儿仍在耳畔萦绕不断。

  她,本不该承受那么多磨难,本不该承受那么多不公平的对待,本不该.......我更本不该失信于她,那种信任,那种真诚相邀乞求的眼光,使我的内心遭到了无限不安的谴责,给一颗内疚的心如横来一刀又撒了一把盐。说实话,很多事情就是不经意而失去了让人所留恋的东西。我没了却她的一桩心愿,以至她带着遗憾埋葬在坟墓,我良心不安,无法弥补。然而,我不明白的一点是,世事变了她为何还不向人透露?向政府说明呢?这在我心里还是个谜?已无法解开。

  有时在静谧的夜晚,我的思绪穿过千山万水后又被拉回罗保子二娘个“疯婆子”身影的镜头里了,真的很愧疚。

  每当回乡,“鬼使神差地”要去看看那座黑不溜球的老屋,那棵老垂柳,站在树下再想听听哪蝉鸣的音符,心里酸楚楚的,像大海的波浪一波又一波...........

  作者:王 钰

  公众号:东方散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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