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文章
我的父亲母亲文章
父亲母亲的爱是万物之主，它孕育着荣誉、力量、生命，它是世间万物的主宰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我的父亲母亲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我的父亲母亲文章：我的父亲母亲
再过个年，父亲就将走进人生七十五岁的大门，如果母亲还在的话，今年正是她七十三岁大寿。然而，人生无常，母亲离开我们已快十四年了。
父亲是一名资深的共产党员，也曾是本地的父母官。为官三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经历了人生坎坷苦难，悲欢离合，大起大落后的今天，变得木讷了。人生的苦难有十分，他自己就尝了八分：幼年丧母，中年挨斗，花甲丧妻，老年丧子。
前几天是父亲的生日，我们便又回到了他的身边。一来为他祝寿，二来再去看看刚刚出院十天的老人病情是否好转。
自从2004年春天老人得病开始，身体状况逐年衰弱。由于血栓作用，大脑周边的系微血管已堵塞很多，使老人的记忆逐日衰退。医生说，最后会丧失一切记忆，步入痴呆。不认得亲人，不记得任何事情，出外走路有走丢的可能。只是当时看着治疗后的父亲并无大碍，谁也没有想得过多。从那时起，我们兄妹几个便尽心尽力的去关心和照顾好老人。
2007年的深秋，父亲第二次发病，住在市里离我们单位不远的医院。当时由于我的工作已到了紧要关头，每天都在夜以继日的忙着，无暇去看一眼躺在病床上且离我近在咫尺的父亲，在工作的忙碌中煎熬着自己作为人子的良心。只是在忽然变天的那个晚上(当时医院还没有取暖)，利用吃饭的时间来到医院，为父亲添加了御寒的物件。那次治疗后，父亲很快就好转起来。
2009年的国庆过后，我举家搬到了小城，结束了自己因工作在异地的每天往返，离开了生活四十年的故乡。在车辆即将开动的瞬间，看着老人恋恋不舍的眼神，我努力着自己温馨的笑容，只与他们简单的挥挥手。
“清风牵衣袖，一步一回头，山山岭岭唤我回，一石一草把我留……”我知道，回家的路每天都在我的心里畅通着，因为这里有我每日都牵挂的亲人。
今年的父亲节前，我将老人再次的接到小城，一家人在酒店里高兴的为老人过了属于他的节日。饭后，一家人来到了歌厅，在这个节日，我要倾心的为老人献上几首歌曲。
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光顾这个灯光迷离的场所。作为曾经文艺舞台的活跃者，父亲的戏剧唱得非常好。曾在地方组建小剧团参加各类演出。出演过评戏《刘巧儿》里的赵金财(赵柱儿的爹)、《铡美案》里的包拯等，只是对以后的歌曲类很少涉及。在正规的场合听我的歌只有一次，那是我复员后参加当地的“庆七一”活动。可当时的条件有限，无论是音响还是伴奏都非常的差劲。为了让父亲能真实的感受到现代声像的魅力及用心的聆听一次我的歌声，我将尽力的唱出自己的心声，献给我亲爱的父亲。也许，这会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了。
当刘和刚的《父亲》音乐响起，我便不自觉的走进了意境，泪水不能抑制的流了下来。一曲动情的《父亲》中，我看见了老人眼里隐隐的泪花。也是平生第一次，父亲为我鼓掌，说：我儿子唱得真好，和原唱差不多。接下来，我又为老人演唱了崔京浩的《父亲》和刘欢的《人生第一次》。
我第一次听到的呦，是你的喊，
我第一次看见的呦，是你的脸;
我第一次挣下地钱捧到你眼前;
我第一次爱上地人哦,领到你跟前;
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把你挂念;
我就是抱上了儿孙,我还是你的铁蛋蛋。
每首歌在父亲的面前唱响，都会深深的感觉到震颤，也仿佛只有此刻才真正的领会到了歌曲的内涵和想要表达的意境。我就像一个曾经的孩子想在父亲面前得到夸奖一样，毫无顾忌的唱，毫无顾忌的流泪。因为，我终于能将自己满腔的爱在歌声中唱给我最疼爱的老父亲，于我，满足了。
八月中旬，利用儿子放假的间隙，我们一家再次的回到老宅，又一次近距离的与父亲度过了一周相聚的日子。中秋节回家，父亲破例的与我们哥几个坐在一桌，让我们喝酒吃菜，并说过完节后就将每年两次季节性的预防药挂上。那一天，我们全家一起真的好开心，好和谐，好幸福，好圆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谁知刚刚挂完药后，老人的病情竟然突然加重。从过节开始，仅仅十天，老人的记忆突然消失，并于国庆前几天走失了。那天下午，当一上午心惊肉跳的我接到电话后，便找到了难耐的理由。于是，和姐姐及爱人赶忙开车往家里赶。好在吉人天相，父亲走出几里路后，因口渴，来到了我们家族外嫁的姑姑家里。发觉老人不对劲，便硬性的挽留下来。当我开车去接他回来时，看见父亲那无助的眼神和疲惫的样子慢慢的走在路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时，我的眼泪霎时涌满眼眶。这还是我那精干贤达、叱咤风云的父亲吗?那一刻，我的心很疼很疼……
第二天，我和姐姐便将老人接到了市里的专科医院继续治疗。看着CT片，医生说：好转的可能性很小，他的边缘血管和形成的病灶已大面积堵塞，我们只能尽力。其实，我们何尝不知?只是这次来得太突然，来得我们心里还没有丝毫的准备。我们不甘心一个前十天还和我们有说有笑的老人，竟突然地失去了记忆，那么快，那么的没有道理。就算一切都是无望，我们也要努力，哪怕最后的结局熄灭了我们心中剩余的那丝光亮。
于是，注定今年的国庆假日我要陪着他们。随着日期的逐渐减少，我们心中的光亮也在一天天暗淡。老人开始每天烦躁的叙说，不认得任何人，不知道身在何处，只是一味的说：回家吧，回家吧。
经过两个周期的治疗不见效果，我们终于将老人送回了家中。回来以后，老人还是不断地叙说。也许是有病乱投医吧，续母找来了神婆，为父亲“跳大神”。神婆说是母亲来接父亲，抱着父亲的魂魄不放手，致使老人神志不清丧失记忆。于是，众人便来到母亲的坟前，依照神婆的指示开始了所谓的挽救行动。
父亲生日那天，我们回到家中，在没有谁暗示的情况下，父亲竟然认出了我和爱人。续母说：从昨天开始就能认得人了。看着老人慈善的面容和不错的神色，我们紧悬的心终于有了一丝回落。
于是我就想：难道冥冥中真的有所应验吗?真的会有另外一个空间还存活着我们的亲人吗?那个世界真的会左右我们的世界吗?尽管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我也愿相信这一切真的存在，因为那里还有我最亲爱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与我们屯相邻，刚上学的时候与父亲是同窗，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便没少为我们讲述父亲童年的故事。母亲十八岁嫁入我家，要侍奉着上下四代的老人和孩子，其间所受到的委屈自然少不了。
母亲生育了我们兄妹五人，在那个年代将我们养育成人着实不容易。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晚上醒来，依然看见的是挂在房梁下的洋油灯，灯下是母亲劳累一天的身姿还在纳鞋底或做针线活的影子。早晨天不亮，母亲就要起来，从鸡鸭猪到我们都需要一一打理好，等到她吃饭的时候，饭菜已经凉了或者基本所剩无几，可那时，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母亲是怎么过来的。只记得，烙胡的大饼子，饭后的锅巴母亲都不给我们吃，说她爱吃…..
每到春节的时候，母亲都会为我们将身上的衣服浆洗干净、缝补利索，或努力的为哥哥姐姐作件新的，鞋子是每人都有份的，崭新的。
看起来好过一些的时候就是生产队解体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那时的母亲也做了婆婆。在那十年中，家里建了两座新房，同时也使母亲本已不好的身体日渐羸弱。那是“”中，父亲挨批的时候，母亲没日没夜的劳作，累得重感冒最后演变成肺气肿。以至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需要大把的吃药维持，严重的时候，母亲要跪趴着才能睡着……
十六岁那年，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了母亲的照顾，到异地去远读。虽然学校离家不过百里，可母亲知道，我是从未离开过家门的。为此，她每天都要同父亲猜测一阵学校的生活，时刻都在惦记身体瘦弱的我能否适应那里的环境。第一次回家的中秋节，我是伏在母亲的怀里哭过的。记得每个月末回家下车的时候，母亲总是站在村口的小站接我，每次都重复一个动作：摸一下我稚嫩的脸。
高中三年，母亲更是向我倾注了一腔的爱。正是这无私的母爱，催我奋发向上，立志成人，使我能在高考失利后的第一个春天里，怀着更大的梦想，步入了军营。
部队生活是艰苦的。记得刚刚入伍的头几个月，由于体质差、训练强度大，一天下来，躺在床上，连身都不愿去翻。那个时候一闭上眼，面前出现的总是母亲那饱含疼爱的眼神，她仿佛在说：好儿子，顶住!不能怕吃苦，别忘了你的志向。
最令母亲牵挂的是我们进驻北京的那个夏季。听邻居说：那段时间，母亲每天都坐在电视机前，余下的时间便漫无目的地到户外走动，面容憔悴，心神不安，他们明显的感觉到母亲已苍老了许多。就连晚上睡觉，也时常从梦中惊醒，而后便是泪水涟涟。直到那年的秋季我们平安归来，母亲才了却了那份牵挂。
那几年，每次探家归队都装满不舍、揣着挂念。当我背起行囊走上大路，母亲一定是顶着寒风站在面对大路的后门口，久久的望着。那一刻，母亲就像一座丰碑，任凭雪打风吹，岿然不动。回过头去，我隐约的会感觉到母亲流下的泪和不禁冷空气入口而剧烈咳嗽的坚持。那一次，在凛冽的北风中，在母亲久久的凝望里，已走出一里多路的我再次回头泪流满面地跑回母亲的怀里。妈妈，不要望了，儿子不会走出你的心间……
可以说，军营三年，我的喜怒哀乐都牵着母亲的心，是母亲把我从挫折中拉起，帮我鼓起了前进的风帆。那三年，母亲要比我累得多。
1996年的8月，由于工作需要，我又一次离开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离开了我依恋的母亲。独身来到这个简单地且寄予着希望的小城。在来往间，完善着家在心中的希望。那三年，我与父母和妻儿在相互的期望与盼望间激励着。
每次回家见到老人那欣喜的样子，我内心就总有一丝愧疚，因为我欠母亲一个最基本的愿望，那就是在城里安家，接母亲住住高楼。然而，正当我积极努力实现目标的时候，母亲却因多年的陈疾，引起身体各机能衰竭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那年，母亲只有59岁。而这个愿望，我却在十年后才得以实现。
假如真的还有另一个世界，母亲天堂有灵，我想：她会努力地保佑这个家，保佑这个家里每一位她爱着地亲人。也许母亲真的很想念父亲，但您的儿女更需要父亲，我们需要这份业已不完整的爱，我们要好好地照顾他，直到我们都无力再留住他。母亲，请您放开您的双手吧，您不能自私的拥有他，因为，我们比您更需要父亲。
寒衣节将近，母亲，我们都将去坟前看您，为您焚香、烧纸、祷告：祝您天堂安好，福祉全家!!
后记：为人儿女的都希望自己的父母永远健康、永远年轻;为人父母的都希望自己能永远的陪伴着自己的孩子们，给予他们少不舍力，老不舍心的无上关怀。然而，生命的轮回和生态的新陈代谢是万物之本，是谁也无力更改和挽回的。生命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那个始终用疼爱的眼神望着你离开的父母，终也会如入秋的落叶般回归尘土。几千年来，人类每一天都在演绎着相同的一幕。而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尽心地给予他们关怀和照顾。不让“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缠绕终生。
我的父亲母亲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任正非)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_”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_”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_”，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_”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_”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我的父亲母亲文章：我的父亲母亲
昨天回家看望年老的父母，闲谈时，妈妈说，看看现在的人多能干，还举了些例子。父亲不爱听了，别说那些，我不爱听。我知道父亲又想起了他年轻的时候。
父亲出生在三十年代，那时的社会贫穷，落后。他是家中的长子。十几岁就和我爷爷去天津漕运，风里来雨里去，受尽了苦。成人后做了民兵连长，在县里能干是出了名的，满墙的奖状是最好的证明。
和母亲婚后养育了我们姐妹五个，七口之家吃饭，穿衣，维持生活在那时真的不是现在能想象出来的。父亲母亲就开始做豆腐，豆腐脑，每天三更半夜就起来开始干活，天亮了就出去买。不管春夏秋冬，每天如此。可是也转不了几个钱，只够维持生活的。每当我们几个上学交学费时，就会衣襟见肘。父母没有办法，只好改变策略，建起了小型冰棍厂，自己做，批发，零售。生意还很红火。这时我的两个哥哥姐姐都大了，在家帮助父母，全家齐心合力。不但盖起了两座房，还给他们都结了婚。剩下我继续上学。
父母并没有满足，又开始和另外三家合资开起了大型冷库。如果大家齐心合力的话，生意肯定会红红火火。可是人多，心不齐，厂子没有朝想象的方面发展，最终两年后我们首先退了出来。这是白洋淀旅游发展起来了。父亲母亲买了船只搞起了旅游。在所有导游中，父亲是最棒的，每天的收入也是最高的。两个哥哥也是数得着的。
时间如流水，岁月催人老。此时父亲已经六十多了，感到吃力了，就把事情交给了两个哥哥。和母亲在白洋淀里开始捕鱼，每天早晨四点他们就到淀里划船捕鱼，六点多回来到早市上去卖，吃完早饭又开始一天的忙碌。风里来雨里去，历尽艰辛。此时我也结婚了，按说他们没有了负担，儿女成家立业，他们可以安享晚年。可是善良，耿直的父母依然操持着自己的劳动，不要儿女们一分钱。
前几年，父亲得了脑血栓，从不得病的他躺在床上，那不肯认输的眼神，我们看了都心痛
。父亲第一次流下了眼泪。哎，我们知道父亲此时的心情，身体不再听从自己的使唤，人老了。这是自然规律，没办法。
如今，父亲已经坐上了轮椅，一切行动全靠母亲。我知道父亲之所以不爱听母亲的话，是因为父亲现在依然人老心不老，那种不服输的精神会跟随他一生。
父亲母亲创业一生，历经坎坷，饱受风霜。他们的伟大是无法用语言能够表达的。我只能说一句：祝父亲母亲，身体健康，长寿，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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