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母亲的名家文章_名人写母亲文章
母爱是伟大的，也是无私的，它沉浸于万物之中，充盈于天地之间。关于母亲的文章估计写得很多，也看得很多，那你看到名家是怎么写母亲的吗?他们笔下的母亲形象又是怎样的呢?名家写的关于母亲的文章实在是太多太多，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写母亲的名家文章的一部分，希望大家喜欢。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我的母亲(季羡林)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我对"母亲"说："娘啊!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我的母亲(丰子恺)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我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影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形液和定影液，把我的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村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母亲口角上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我的母亲(邹韬奋)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
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 命 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枪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
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
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母亲在家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景象，只诧异着母亲的脸何以那样苍白，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像有着满腔无处诉的心事。妹仔和母亲非常亲热，她们竟好像母女，共患难，直到母亲病得将死的时候，她还是不肯离开她，把孝女自居，寝食俱废地照顾着母亲。
母亲喜欢看小说，那些旧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媚媚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销。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我六岁的时候，由父亲自己为我“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点儿莫名其妙!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客厅的炕床上“朗诵”了半天，苦不堪言!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说来可笑第一个请来的这位老夫子，每月束修只须四块大洋(当然供膳宿)，虽则这四块大洋，在母亲已是一件很费筹措的事情。我到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教师的每月束修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到年底的时候，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
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
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由现在看来，这样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蛮之至!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亲，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野蛮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亲见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样的母爱，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把被窝盖上，向我额上吻了几吻。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岁时，看见母亲那样辛苦，心里已知道感觉不安。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起来，因为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责备的，就说是要起来陪陪母亲，一定也要被申斥几句，万不会被准许的(这至少是当时我的心理)，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便叫声母亲，说太热睡不着，要起来坐一会儿。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到滴搭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当时一肚子里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才坐了一会儿，又被母亲赶上床去睡觉，她说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来干什么!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过这样的一段不敢说出的心理状态。
母亲死的时候才廿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在临终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
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我也觉得，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一九三六，一，十日深夜)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我的母亲何正璜(王蒙)
我的母亲何正璜，在我眼中是一位和蔼可亲,受人尊敬的母亲。从小到大，对我生活的关照和启蒙、人生的教诲、艺术的认知及接人待物的一些示范，都在她言传身教中学到。我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总是见他伏案疾书，把时间都倾注于自己对艺术研究的执着上，也很少和家人沟通，所以在我的心中是位严肃的父亲。我们家的生活，对外的调理关系、联络等事情，也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我父亲也五十多岁了，在我眼里，他们没有那种青春的气息，而是严谨治学的状态和苍老的一种人生。
记得才上小学时，一天中午，母亲塞给我些饭票，并托付碑林的同事代管我，我问她干嘛去，她说要出差，我那时不懂事，一下子抱住母亲的双腿，说什么也不放手。母亲急了，叫周围的人赶快把我拖走，然后一股风似地走了。那时的母亲就是上班、学习、出差，永远忙着，很少见到她的身影。
我从小生长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西安美术学院。记得在我十二、三岁时的一天，正在家后院玩耍，母亲拿给我一本书《东周列国志》，对我说：“你已经不小了，该读些深层次的书了。”这本书是繁体竖排本，母亲要求我在三个月内给她一个答卷，分三个步骤，第一个阶段是可以用字典，把这本书先通读一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文言文的书，这本书象砖头一样厚。那时，我认识的汉字大概在500—800字，但这本书里有许多字非常陌生，读起来需要大量查字典;第二个阶段，对于这本书，母亲任意指一段，要求我能流畅的读下去;第三个阶段，要求我说出书的内容梗概。读完这本书后，我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仅陪养了我读书的热情和爱好，面对文言文虽然心里有些发怵，但是已经不陌生和畏惧了。1966年初，还有一段和平的时光，母亲又给我拿了几本《聊斋志异》后来又接触了《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典故，这对我学习书法颇有帮助。现在想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让我及早接触了同龄人没有接触到的古典文学，使我获益终生。母亲对我是有期待的，应是个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种链接的融会者。记得在后来为纪念司马迁我写的诗里有两句母亲较为赞赏“韩城声自司马响，千年景仰司马坡。”我在陕南参加铁路三线建设时，给母亲写信中描述当地景色有这样一句“大路小路没入高高低低树”母亲都及时回信给予肯定和鼓励。母亲知道我喜欢写字，给我拿了几本字帖《华山碑》的原拓，《灵飞经》小楷影印本，《汉•曹全》的影印本，让我临摹。这些书帖，是我最初练习书法的基础，也是我最衷爱的碑帖。当时练字没有条件，只好用水在地上练，在报纸上练，母亲就把办公室的废旧报纸拿来让我练习，现在想来母亲就是我书法的启蒙老师。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的一天，当时我在外面玩耍，听说家被抄了，赶快回到家，看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几个身穿红卫兵服装年轻人，打着“造反派”的小旗子，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母亲就象一个囚徒，站在家门外，面无表情，脸色惨白。还有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个亮闪闪的匕首，骂的都是文化革命最时兴的粗话，母亲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稍微把脚舒缓一下，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我看到这种情况，就冲过去要和他们拼，母亲赶快把我拦住，狠狠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然后用眼睛瞪着我，示意不要有任何举动，我只有听母亲的话，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批斗母亲。就这样他们还不肯善罢干休，又钻出两个男红卫兵冲过来准备收拾我，母亲赶紧转过身护着我说,“你们冲我来吧，孩子小不懂事”。当时够抄家的条件也蛮有意思，不妨赘述：“人家问你这个街巷里，谁家有钱?有钱人是什么概念?他家的女人是穿过高跟鞋的，抹过红嘴唇的，烫过头发的，戴过戒指的，家里还有沙发的，甚至有学问的，这都是被抄家的理由。母亲白天在单位要写交代材料和随时批斗游街，晚上回到家还得强忍着悲愤，照顾全家惨淡的生活，操心儿女们的安全。深夜还偷偷地帮着父亲修改未完成的书稿，她百折不挠地在逆境中耕耘不辍。就这样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悲伤地度过那段恶梦般的日子。
我父母那一代人，读的是洋文，吃的是洋面包。母亲1914年出生在日本，大学毕业回国抗战。1940年跟随父亲王子云参加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一头扎向祖国的大西北。首次以政府行为对西北文物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和研究。当时西北的工作生活条件是何等的艰苦，考察团一行10多人，只有母亲一位女性，她不仅担当整个团里的书记员，还负责全团的后勤生活。他们不避艰辛，跋涉在荒郊野外，常常伏案于昏暗的煤油灯下，却写出一篇篇美妙动人的文章。正如中国美术理论家李松先生评论的“何正璜40年代初和王子云一起到陕西各地考察，自那时以来，留下很多文化散文，她写得那么美，那么生动、那么亲切、那么深入浅出，是美好的心灵和渊博的文史知识、深刻的人生阅历相融汇的结晶”。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学术论文和考古文献就是在当时完成的。母亲在日记中发下要为“中国古代文化事业奉献终身”的誓言。他们置身其中风餐露宿乐此不疲，每到一地都会拿出画架纵情于山水之间，用相机拍下一张张难忘的瞬间，为后人留下历史的记载。真正做到了安贫守道。这个道 ，太曲折了……。我记得哪个哲人有这么一句话：对艺术的热爱疯狂近乎达到对宗教的信仰。从这句话可以折射出他们那一代人给中华民族留下最宝贵的精神遗存，在他们身上和血液之中，流淌着一种使命，成就着一个过程。
母亲年轻的时候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到后来“”期间，这些日记竟成了批斗她的“罪证”。母亲对我说：“一辈子不要写日记，不要留下文字性的东西，免的到时候惹来祸端”。那时的人已经被整怕了。母亲在1988年患有肠癌，手术后醒来用看报来转移疼痛，用坚强的毅力与病痛抗争，体现了对生命的渴望。她临终前对我说：“妈这辈子没留下什么东西，只有几篇文章，代表着我曾经存在的价值和全部人生的意义，如果能够编纂成书该多好啊!起码能让亲朋好友和一直关心我、欣赏我的朋友看到，这对我是最大的欣慰”。后来是李宪基先生最先将母亲的一些文章发表在《艺术界》让我们全家非常感激。2004年，在母亲辞世10年后，我们儿女为她老人家，整理出版了一本《何正璜考古游记》。2006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了《何正璜文集》。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母亲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她看到我在书法上凸显悟性，在我并不知晓的情况下，运用自己人缘好的关系，为我铺平以后从事书法专业的道路。母亲在一次开会时，结识了西安市人事局管招工的一位同志，拜托人家把我从安康三线分配回西安铁路上工作。不管怎么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为我操碎了心。母亲的伟大的爱让我感到无比温暖，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能够勇敢地面对。在1984年美术家画廊落成，母亲为了让我实现自己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把我调到了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让我所学专业对口，这是我人生关键的转折。
过去的老友对我说：“王蒙，以前你有些沉默寡言，后来发现你的为人处事竟是这么广博。”我说：“主要是家庭得到解放，我的思想也从阴影中解脱出来。能走到今天真是孰不敢想啊!我现在总结自己，之所以具备综合的知识。是和我的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对于我们兄弟姐妹来说，也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孩子们聚在一起，谈论学习的内容，互相竞猜、提问、解答。在争辩不下时就请父母做出评判。知识分子家中那种关于对知识的渴求，知识寓教娱乐的生活化的过程，现在想起都有甘醇之味津津乐道。我最能体会到知识分子家庭，才能感受到有知识即是快乐的。可好景不长，阴霾笼罩着全家若干年。当年父亲的手稿在“”前已经完成了，准备付诸印刷，但后来在“”中造反派将他的手稿全部烧掉，几十年的心血毁之一炬啊。拨乱反正后，父亲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又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以九十多岁高龄，用他颤抖的双手，艰难地凭着记忆和撷取一些断断续续的资料，重新写出了他的巨著《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 这本书应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的遗作。
同时，他还完成了《中国雕塑艺术史》，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关于雕塑专业无史的空白。父亲早年留学法国，学的是西画专业，后来游历欧洲各国，感受到中国与欧洲在雕塑艺术观上有很大的差异，他又上了雕塑专业。最后以双学位毕业回国。他这几个大部头著作都倾注了母亲极大的心血和全部的积蓄，用她细腻、清丽而优美的文字，使那些枯燥的专业叙述，经过润色后，凝结成生动活泼、意趣横生的语言文字，可读性极强。
我的父母有着很多共同语言、兴趣爱好，她们俩都从事文化艺术专业，视专业为事业，视事业为生命。他们的结合无疑是最美丽的童话故事，相学相伴，荣辱与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回忆母亲(冰心)
没有父母就没有人类繁衍，思念父母的情怀好似如歌的行板，温情的画卷。父爱如山，母恩如海。愿你我他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
亲爱的小朋友：
昨夜还看见新月，今晨起来，却又是浓阴的天!空山万静，我生起一盆炭火，掩上斋门，在窗前桌上，供上腊梅一枝，名香一炷，清茶一碗，自己扶头默坐，细细地来忆念我的母亲。
今天是旧历腊八，从前是我的母亲忆念她的母亲的日子，如今竟轮到我了。
母亲逝世，今天整整13年了，年年此日，我总是出外排遣，不敢任自己哀情的奔放。今天却要凭着"冷"与"静"，来细细地忆念我至爱的母亲。
13年以来，母亲的音容渐远渐淡，我是如同从最高峰上，缓步下山，但每一驻足回望，只觉得山势愈巍峨，山容愈静穆，我知道我离山愈远，而这座山峰，愈会无限度的增高的。
激荡的悲怀，渐归平静，十几年来涉世较深，阅人更众，我深深地觉得我敬爱她，不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实在因为她是我平生所遇到的，最卓越的人格。
她一生多病，而身体上的疾病，并不曾影响她心灵的健康。她一生好静，而她常是她周围一切欢笑与热闹的发动者。她不曾进过私塾或学校，而她能欣赏旧文学，接受新思想，她一生没有过多余的财产，而她能急人之急，周老济贫。她在家是个娇生惯养的独女，而嫁后在三四十口的大家庭中，能敬上怜下，得每一个人的敬爱。在家庭布置上，她喜欢整齐精美，而精美中并不显出骄奢。在家人衣着上，她喜欢素淡质朴，而质朴里并不显出寒酸。她对子女婢仆，从没有过疾言厉色，而一家人都翕然地敬重她的言词。她一生在我们中间，真如父亲所说的，是"清风入座，明月当头"，这是何等有修养，能包容的伟大的人格呵!
十几年来，母亲永恒的生活在我们的忆念之中。我们一家团聚，或是三三两两地在一起，常常有大家忽然沉默的一刹那，虽然大家都不说出什么，但我们彼此晓得，在这一刹那的沉默中，我们都在痛忆着母亲。
我们在玩到好山水时想起她，读到一本好书时想起她，听到一番好谈话时想起她，看到一个美好的人时，也想起她--假如母亲尚在，和我们一同欣赏，不知她要发怎样美妙的议论?要下怎样精确的批评?我们不但在快乐的时候想起她，在忧患的时候更想起她，我们爱惜她的身体，抗战以来的逃难，逃警报，我们都想假如母亲仍在，她脆弱的身躯，决受不了这样的奔波与惊恐，反因着她的早逝，而感谢上天。但我们也想到，假如母亲尚在，不知她要怎样热烈，怎样兴奋，要给我们以多大的鼓励与慰安--但这一切，现在都谈不到了。
在我一生中，母亲是最用精神来慰励我的一个人，十几年"教师"，"主妇"，"母亲"的生活中，我也就常用我的精神去慰励别人。而在我自己疲倦，烦躁，颓丧的时候，心灵上就会感到无边的迷惘与空虚!我想：假如母亲尚在，纵使我不发一言，只要我能倚在她的身旁，伏在她的肩上，闭目宁神在她轻轻地摩抚中，我就能得到莫大的慰安与温暖，我就能再有勇气，再有精神去应付一切，但是：13年来这种空虚，竟无法填满了，悲哀，失母的悲哀呵!
一朵梅花，无声地落在桌上。香尽，茶凉!炭火也烧成了灰，我只觉得心头起栗，站起来推窗外望，一片迷茫，原来雾更大了!
雾点凝聚在松枝上。千百棵松树，千万条的松针尖上，挑着千万颗晶莹的泪珠……
恕我不往下写吧，--有母亲的小朋友，愿你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没有母亲的小朋友，愿你母亲的美华永远生活在你的人格里!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永恒的母亲(三毛 )
我的母亲在19岁高中毕业那年,经过相亲,认识了我的父亲.母亲20岁的时候,她放弃进入大学的机会,下嫁父亲,成为一个妇人.
童年时代,很少看见母亲有过什么表情,她的脸色一向安详,在那安详的背后,总使人感受到那一份巨大的茫然.
等我上了大学的时候,对于母亲的存在以及价值,才知道再做一次评价.记得放学回家来,看见总是在厨房里的母亲,突然脱口问道:"妈妈,你读过尼采没有?"母亲说没有.又问:"那叔本华、康德和萨特呢?还有.....这些哲人难道你都不晓得 ?"母亲还是说不晓得.我呆望着她转身而去的身影,一时感慨不已,觉得母亲居然是这么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我有些发怒,向她喊:"那你去读呀!"这句喊叫,被母亲丢向油锅内的炒菜声挡掉了,我回到房间去读书,却听见母亲在叫:"吃饭了!今天都是你喜欢的菜."
以前母亲除了东南亚之外,没有去过其他的国家.8年前,当父亲和母亲排除万难,飞到欧洲探望荷西和我时,是我的不孝,给了母亲一场碎心的旅行.荷西的意外死亡,使得父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头发.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母女分别了十三年的那个中秋节,我们却正在埋葬一个亲爱的家人。这万万不是存心伤害父母的行为,却使我今生今世一想起那父母的头发,就要泪湿满襟.
母亲的腿上,好似绑着一条无形的带子,那一条带子的长度,只够她在厨房和家中走来走去.大门虽没有上锁,她心里的爱,却使她甘心情愿把自己锁了一辈子.
我一直在怀疑,母亲总认为她爱父亲的深度胜于父亲爱她的程度.
还是9年前吧,小兄的终身大事终于在一场喜宴里完成了.那一天,当全场安静下来的时候,父亲开始致词.父亲要说什么话,母亲事先并不知道,他娓娓动听地说了一番话.最后,他话锋一转道:"我同时要深深感谢我的妻子,如果不是她,我不能得到这四个诚诚恳恳、正正当当的孩子,如果不是她,我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当父亲说到这里时,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站在众人面前,任凭泪水奔流.我相信,母亲一生的辛劳和付出,得到了全部的回收和喜极而泣的感触.
这几天,每当我匆匆忙忙由外面赶回家去晚餐时,总是呆望着母亲那拿了一辈子锅铲的手发呆,就是这双手,把我们这个家管了起来.就是那条腰围,没有缺过我们一顿饭菜.就是这一个看上去年华渐逝的妇人,将她的一生一世,毫无怨言,更不求任何回报地交给了父亲和我们这些孩子.
回想到一生对于母亲的愧疚和爱,回想到当年读大学时看不起母亲不懂哲学书籍的罪过,我恨不能就此在她的面前,向她请求宽恕.今生唯一的孝顺,好似只有在努力加餐这件事上来讨的母亲的快乐.
想对母亲说:真正了解人生的人,是她;真正走过那么长路的人,是她;真正经历过那么多沧桑的,全然用行为解释了爱的人,也是她.在人生的旅途上,母亲所赋予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本哲学书籍比她更周全了.
母亲啊母亲,在你女儿的心里,你是源,是爱,是永恒.
你也是我们终生追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我的母亲(严阵)
平时做梦总是零零乱乱的，模模糊糊的，移居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当我第一次睡在装修一新的新居的卧室里，我却做了一个令我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的非常非常清晰的梦。
那个梦是这样的：我的母亲身上还穿着那件被水洗得淡淡的长及腰膝的蓝色布衫，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她身上的那件布衫。因为在我小时候，我常常用手牵着她那宽宽的衣襟，到南园的菜地里去摘垂在高粱秸架子上的豆角，和藏在田垄黄花下的一种白颜色的菜瓜。
母亲去世已经五十多年了，关于母亲的梦已经越来越少，只是偶尔，再濡隐江南无数楼台的清明的迷蒙烟雨中，我会蓦然想到远在北国的那个依山傍水的小小的山村前，母亲站在井边，望着逶迤远去的古道，举起一只手，默默地送我远去的情景。那件急剧抖动的北风吹得飘了起来的布衫，和母亲那只一直举着的手，是母亲留在我记忆里的最后的印象。
在那些辗转奔波的日子里，不管是大雁惊飞，霜叶层染，还是雷雨横空，雪压莽原，我面前总会常常出现母亲在风中抖动的布衫和那一只一直默默举着的手。我后来逐渐觉得，那只举着的手上，有一双母亲永远瞩望着我的背影的眼睛，那眼神一直投射到我踏过沧桑岁月每一个深深的脚印中间。
战争。茅店鸡鸣。秋水芦花。不断地行军和宿营。岁月像一棵生出无数叶子的树，也像一颗落去无数叶子的树。在那些时候，我几乎没有想过，我的母亲在浓浓的硝烟和一望无际的一直伸向天边的波涛般的山峦面前，我从未想过，哪条路可以通向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子，可以通向举着一只手一只凝望着我的母亲的身边。
可是一切都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漫长，雷声远去，战争结束了，我站在军用卡车上，透过茫茫夜色，看到的是青岛那座海滨城市的淡淡的蓝蓝的黎明。
当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的某座楼房内就寝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海那轻轻的柔柔的而却又沉沉的声音。那声音萦绕在我的耳边，整夜整夜，都和我的梦浸润在一起，它仿佛那双眼睛，它仿佛那只手。于是我清楚地感到，此时此刻，在我身边抚慰我入睡的，并非那遥远的涛音，而是我的久已音信杳无的母亲。而是她那只有我才能感觉到的那种缓缓的包容着无限深情的呼吸。
那时我刚刚能记事的时候所能记得的第一件事：屋子里孤灯昏黄。灯光在屋子的四角留下许多暗影。糊着窗纸的木格外是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和几声荒村的鸡鸣。当我在朦胧中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就坐在我的面前，她望着我，一串泪珠从她的眼角，扑簌簌地滚落下来。那些透过昏黄的灯光滴落在我面颊上的泪珠，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灯光下的身影一起，留在我的心底。
后来人们告诉我，那时候，我生病发烧，高烧一直不退，天黑的时候，无望的人们已经把昏厥不行的我捆进谷草，准备扔到门外，是母亲又从人们的手里把我抢了回来。于是，她整夜整夜地坐在我身边，知道我终于又睁开了眼睛… …
我的母亲从来没说她如何如何爱我，但当秋风刚起，门外场院边那棵高大的白杨树的叶子开始发黄的时候，她就坐在门边，一针一线地缝我过冬的棉衣。而当春风拂动，燕子归来的梨花细雨中，她又总是早早地把做好的面点和煮熟的鸡蛋，凡在柳条编的小篮子里，挂在我睡觉的那铺土炕的一角。… …
战友们已经疲惫地入睡，可是那忽近忽远的涛声，却使我难以成眠。第二天一早，我就把一封写好的信投寄出去。几天以后，我便接到我的叔叔从我的那个小山村寄来的回信。他在信上告诉我，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母亲不在了，我便没有勇气再回我那个小山村去，再回那个远远的便以后院的那棵老枣树和后屋那半边白色的石灰墙映入我眼帘的那个老屋去。只是后来，好多年后的后来，人们才有机会告诉我：虽然母亲生了六个子女，可是在她去世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子女在她身边。当时在她身边守着她的，只有家里的那个一直用来盛汤提水的陶泥瓦罐。人们告诉我：母亲生命垂危的那些日子，既不向别人求助，也从不流一滴眼泪。有人当时问她：你那么多子女，你想哪个?我那个都不想。这就是母亲的回答。人们还告诉我，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却一直望着村前那条通向远方的土路。她的子女们都是踏着这条土路离她而去的。
有时好多年过去了，母亲的印象已逐渐淡漠。可是就移居北京的第一天晚上，母亲却又在我的梦中出现。我梦醒之后依然清晰地记得，她身上仍然穿着那件蓝布上衣，站在一间已经被烟熏黑梁上垂下许多蜘蛛网的快要倒塌的茅屋里。那间屋子有点像我家旧居的北屋，但又不是。母亲平时总是不多说话的，她就是真的饿了，别人问她饿不饿时，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饿。而当她真的感觉到冷，别人问她冷不冷时，她也会回答：我不冷。可是，这次母亲出现在我梦中时，她却对我说：我好冷啊!
后来，我把这梦告诉了在老家工作的侄子，他知道之后，很快便按当地的风俗，请民间的纸匠扎了一些豪华的住房，连同香烛，带到我母亲的坟地上烧了。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母亲的厨房(张洁)
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1987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她在世和刚刚走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每一家的厨房，只要有母亲还在，就一定是母亲的。
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筷、一勺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
也为母亲没能见到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样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
为新厨房置办这四个火眼带烤箱的四个火眼炉子的时候，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吃。”
看看厨房的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的釉砖。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
事到如今，这一切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分到这套房子以后，我没带母亲来看过。总想装修好了，搬完家，布置好了再让她进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她住进了医院，又想她出院的时候，把她从医院直接接到新家。
可是我让那家装修公司给坑了。
我对当前社会的认识实在太浮浅了，想不到他们骗人会骗到这种地步。
因为一辈子都怕欠着人家落个坑蒙拐骗的恶象，虽然他们开价很高，我还是将所有的抽屉搜刮一净，毫无保留地如数交付。
半个多月以后，母亲就住进了医院。我哪里还顾得上守着这伙只想赚钱不讲良心的商人?他们趁我无暇顾及之时，干脆接了别人的活，把我的活撂在那里不干不算，还把我的房子当成了他们的加工厂和仓库。在我的房子里给别的用户加工订货，整整四个月，叮叮咣咣，吵得四邻不安，把一套好端端的房子弄得像是遭了地震。
四个月，在深圳就是一栋楼也盖起来了，不明底细的人可能还以为我在房子里又套盖了一座宫殿。
这样，我原来的房子就无法腾出，等着搬进的同志几次三番地催促。我那时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只好先把一部分东西寄存在朋友家，剩下的东西统统塞进新家最小的一间屋子，那间屋子满得像填充很好的防震包装箱。
可是直到母亲出院的时候，这房子还不能进人。我只好先把她接到先生的家里。
所以母亲是在先生家里过世的。
谁让我老是相信装修公司的鬼话，以为不久就能搬进新家，手上只留了几件日常换洗的衣服，谁又料到手术非常成功的母亲会突然去世，以至她上路的时候，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没能穿上，更不要说是她最喜欢的那套。
本来就毫无办事能力的我，一时间不但要仓促上阵，操办母亲的后事;更主要的是我无法离开母亲一步，我和母亲今生今世的缘分，也只剩下这最后的几个小时了。
而且我也不可能在这几个小时里，从那个填充很好的防震包装箱里找出母亲的衣服。
要命的是新房子的钥匙在装修公司的手里，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在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通常他们要在九点多钟才开始工作。
火葬场的人十点钟就要来了。
如果是自己的家，母亲在家里多停一两天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母亲一生都自尊自爱，绝不愿，也不曾给人(包括给我)添乱，惹人生烦，不但自己这样，也这样教育我和孩子。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也不那么容易，要不是一位很会办事的同志的努力，还不知道火葬场什么时候来接母亲。
从不愿意忍痛的我，清清明明地忍了痛，那一会儿，活到五十四岁也长不大的我，一下子就长大了。
当然，张家的女人从来不大在意这些外面的事情，这些事远不如别的事让我觉得有负于把我养育成人的母亲，比如，我这一辈子让她伤了多少心?
厨房里的每一件家什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来对付日子的时候了。
我觉得无从下手。
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炝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从那上面，仍然能嗅到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
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那件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取其坚牢久远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伏身在厨房的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
这副花镜，真还有一段故事。
记得母亲的“关系”还没从她退休的郑州第八铁路小学转到北京来的时候，她必须经常到新街口邮局领取每月的退休工资;或给原单位寄信，请求帮助办理落户北京所需要的其实毫无必要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或是邮寄同样毫无必要的，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那些手续，办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那样的节外生枝，于是这样的信件就只好日以继月地往来下去。
那次，母亲又到新街口邮局寄这些玩艺儿，回家以后，她发现花镜丢了!便马上返回新街口邮局，而且不惜牺牲地花五分钱坐了公共汽车。
平时她去新街口，都是以步代车，就是购物回来，也是背着、抱着，走一走、歇一歇，舍不得花五分钱坐一回公共汽车。
可以想见母亲找得多么仔细，大概就差没有把新街口邮局刮下一层皮了，她茫然地对着突然变得非常之大的新街口邮局，弄不懂为什么找不到她的眼镜了。
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那时可谓穷得叮当乱响，更何况配眼镜时，我坚持要最好的镜片，别的我不懂，我只知道，眼睛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器官，1966年那个时候，那副13块多钱的镜片，可以说是花镜片里最好的片子了，谁知25年以后，母亲还是面临失明，人体各系统的功能全部衰竭，卒中而去，或是以她80岁的高龄上手术台的抉择。
回家以后，她失魂落魄地对我说到丢了眼镜的事，丢了这样贵的眼镜，母亲可不觉得就像犯了万死大罪。
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又花了十几块钱配了一副花镜以后，母亲还不死心地到新街口邮局探问，有没有人拣到一副花镜?
没有!
花镜不像近视镜，特别是母亲的花镜，那时的度数还不很深，又仅仅是花而已，大多数老人都可通用，尽管那时已经大力开展了学雷锋的运动，只怪母亲的运气不佳，始终没有碰上一个活雷锋。
她仅仅是找那副眼镜么?
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些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
后配的这副眼镜，一直用到她的眼睛用什么眼镜都不行了的时候，再到眼镜店去配眼镜，根本就测不出度数了，我央求验光的人，好歹给算个度数。勉强配了一副，是纯粹的摆设了。
这个摆设，已经带给她最爱的人，作为最后的纪念了，而她前前后后，为之苦恼了许久的这副后配的眼镜，连同它破败的盒子，我将保存到我也不在了的时候，那不但是母亲的念物，也是我们那个时期的生活的念物。
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勾，就像给学生判作业打的对勾。
那些铅笔画的勾子，下笔处滑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它们的长尾，直挥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员的母亲的自如。
那些钢笔画的勾子，像是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地、拘谨地、生怕打搅了谁地缩在菜目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抹灭不了了。
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勾子和用钢笔画的勾子会有这样的不同。
那些画着勾子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如糖醋肉片、软溜肉片、粉皮凉拌白肉、炒猪肝、西红柿黄焖牛肉。鱼虾类的菜谱里，档次最高的也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至于虾、蟹、鳖等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
主食方面有半焦果子、薄脆、油条、糖饼、脆麻花、油饼、糖包、芙蓉麻花、芝麻麻花、江豆干、炸荷包蛋、油酥火烧、锅饼、炒饼、荷叶饼、大饼加油、家常饼加油、盘丝饼、清油饼、家常饼、葱花饼、枣糕、糕坨、白糕、粽子、豆包、咸蒸饼、枣蒸饼、花卷、银丝卷、佛手、绿豆米粥(请读者原谅，允许我还了这份愿，把母亲画过勾的都写上吧)。
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腌就是一道菜，到照着菜谱做菜，已经是鸟枪换炮了。
其实，像西红柿黄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炒饼、花卷、绿豆米粥、炸荷豆蛋，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他各项，没有一样付诸实践。
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着勾、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终于没有做过的菜目，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
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
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馄饨之类的半成品也很方便，再就是期待着到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
有时也到菜市场上去，东看看、西瞅瞅地无从下手，便提溜着一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地“老三篇”。
今年春天，在菜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之后的品种，颗粒很满也很大，想起去年春季，母亲还给我们剥豌豆呢，我常常买豌豆，一是我们爱吃，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干。
母亲是很寂寞的。
她的一生都很寂寞。
女儿在6月29日的信中还写到：
“……我有时梦见姥姥，都是非常安详的，过得很平安的日子，觉得十分安慰，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必定比做恶梦要让人感到安慰得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她这一辈子真正地是寂寞极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报怨过我们没能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她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你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让我多伤心。可是当时这情景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
也曾有计划让母亲织织毛线，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可也只是说说，到了也没能把毛线拿给她。
便尽量回忆母亲在厨房里的劳作。
渐渐地，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里的话，一一再现出来。
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市了，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买储存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她的经验是青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
做米饭也是照着母亲的办法，手平铺在米上，水要漫过手面，或指尖触着米，水深至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但是好米和机米又有所不同，机米吃水更多。
渐渐地，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也能凑合着做了，我得到了先生的表扬：“你的菜越做越好了。”只是，母亲却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
我敢说，母亲的烙饼，饭馆都赶不上，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技艺，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是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地放了光，就连她脸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许多，对她来说，任何好事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一时的高兴联系在一起的话，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
人会说，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倒不因为那是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用的什么决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调高手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
心里明知，往日吃母亲的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地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就忍不住地想起母亲和母亲的烙饼、炸酱面。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母亲的手(庄因)
在异乡做梦，几乎梦梦是真。去秋匆匆返台，回来后，景物在梦中便依稀了，故交，新友、亲戚们也相继渐隐，独留下母亲一人，硬大盘固，伟为泰山，将梦境充沛了。
那夜，我梦见母亲。母亲立于原野。背了落日、古道、竹里人家、炊烟、远山和大江，仰望与原野同样辽阔的天极。碧海青空中，有一只风筝如鲸，载浮载沉。母亲手中紧握住那线绕于，线绕子缠绕的是她白发丝丝啊。顷刻，大风起兮，炊烟散逝，落日没地，古道隐迹，远山坠入苍茫，而江声也淹过了母亲的话语……母亲的形象渐退了;我的视线焦定在她那——双手，那一双巨手，竟盖住了我泪眼所能见的一切。那手，是我走入这世界之门;那十指，是不周之山顶处的烛火，使我的世界无需太阳的光与热。
母亲的手，在我有生第一次的强烈印象中，是对我施以惩罚的手。孩童挨大人骂挨大人揍是不免的，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任何挨母亲打的片段来;连最通常的打手心打屁股都没有了虽如此，母亲的惩戒更甚于打，她有揪拧的独门绝招。我说绝招，是她揪拧同时进行——揪起而痛拧之。揪或拧，许是中国母亲对男孩子们惯用的戒法，除了后娘对“嫡出”的“小贱人”尚有“无可奉告”的狠毒家法外，大概一般慈母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驱使下，总会情急而出此的。
我的母亲也正如天底下数亿个母亲一样，对我是“爱之深，责之切”的。特别是小时候，国有难，民遭劫，背井离乡，使得母亲对她孩子们律之更严，爱之益切，责之越苛。母亲之对我，虽未若岳母之对武穆，但是，在大敌当前的大动乱时代，大勇大义之前，使母亲与任何一位大后方逃难的中国母亲一样，对子女们的情与爱，可向上彰鉴千秋日月。在贵州安顺，有一年，家中来了远客，母亲多备了数样菜，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千载难逢“打牙祭”的大好机会了。我因贪嘴，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可是，扒了两口，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隔了桌子，我瑟缩地睇着母亲。她的脸色平静而肃然，朝我说：“吃完，不许剩下。”我摇头示意，母亲的脸色转成失望懊忿，但仍只淡淡地说：“那么就下去吧，把筷子和碗摆好。”在大人终席前，我不时偷望着母亲，她的脸色一直不展。也不言笑。到了夜里，客人辞去，母亲控制不了久压的情绪，一把拽我过去，没头脸地按我在床上，反丁两臂，上下全身揪拧，而且不住说：“为什么明明吃不下了还盛?有得饱吃多么不易，你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揪拧止后，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坐在床沿气结饮泣。从此以后，我的饭碗内没有再剩过饭。
当然，母亲的手，在我的感情上自也有其熨贴细腻的一面。那时，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一个大木盆，倒进一壶热水后，再放人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一块洗衣板，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衣衫便在她熟巧之十指—F翻搓起来了。安顺当时尚无自来水，住家在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无井的便需买水。终日市上沿街都有担了两木桶水(水面覆以荷叶)的卖水的人。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寒冻日子，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她总是涨红了脸，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的洗。我常在有破洞的纸窗内窥望，每洗之前，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待把洗好的衣衫等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她的手指已泡冻得红肿了。待我们长大后，才知道母亲在婚后数年里，曾过着颇富裕的“少奶奶”生活的，大哥、我、三弟，每人都有奶娘带领。可是，母亲那双纤纤玉手，在七七炮火下接受了洗礼，历经风霜，竟脱胎换骨，变得厚实而刚强，足以应付任何苦难了。
也同样是那双结满厚硬的茧手，在微弱昏黄的油盏灯下，毫不放松地，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粗糙易破的草纸书，一本本，一页页，在她指间如日历般翻过去。我在小学三年级那年，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我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没有勇气看她的脸，低下头看见母亲拿着那张“历史实录”的手，颤抖得比我自己的更其厉害。可是，出乎意外地，那双手，却轻轻覆压在我头上，我听见母亲平和地说：“没关系，明年多用点功就好了。”我记不得究竟站着多久，但我永远记得那双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冬夜，炉火渐尽，屋内的空气更其萧寒，待我们上床入睡后，母亲坐在火旁，借着昏灯，开始为我们衣袜缝补。有时她用锥子锥穿厚厚的布鞋底，再将麻绳穿过针孔，一针一针的勒紧，那痛苦的承受，大概就是待新鞋制好，穿在我们脚上时，所换得的欣快的透支罢!
然则，就在那样的岁月中，母亲仍不乏经常兴致高涨的时候。每到此际，她会主动地取出自北平带出来的那管玉屏萧和一枝笛子，吹奏一曲，母亲常吹的曲子有“刺虎”、“林冲夜奔”、“游园惊梦”和“春江花月夜”。那双手，如此轻盈跳跃在每个音阶上，却又是那般秀美而富才情的了。
去夏返台时，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添了更多斑纹，也微有颤抖，那枚结婚戒指竟显得稍许松大了。有一天上午，家中只留下母亲和我，我去厨房沏了茶，倒一杯奉给她。当我把杯子放在她手中时，第一次那样贴近看清了那双手，我却不敢轻易去触抚。霎时间那双手变得硕大无比，大得使我为将于三日后离台远航八千里路云月找到了恒定的力量。母亲的手，从未涂过蔻丹，也未加过任何化妆晶的润饰。唯其如此，那是一双至大完美的手。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母亲(徐懋庸)
母亲去世，已满一个月了。
近日想起，悲哀已像一块冷却的铁，虽然还压在心头，但失去灼痛的热度了。因此，能够沉重地、但冷静地想想她的命运。
小的孩子们没有见过祖母，要知道祖母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要知道的，主要是音容笑貌。但关于音容笑貌，我无法加以描写。遗憾的是，母亲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相。但照相怎么能够传达母亲的形象呢?我的母亲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妇，她的从二十六到四十六岁的二十年间的形容，对我是极具体的，但又极抽象。有谁注意过自己的母亲的美观的呢!对于儿女，母亲就只是母亲，只觉得她的崇高，只关心她的脸庞的消瘦或丰腴、愁苦或愉快的变化。
孩子们问我怎样爱母亲的，我也说不出。对于母亲，是不像对于别人，可以爱可以不爱的，对于母亲的爱，不会依什么情况为转移而有所增减的。在无论什么情况下，母亲总是母亲。
我能够说的，只有母亲的痛苦。
生在贫家，嫁在贫家，物质生活的辛苦，是不必说了。精神上，从也被贫困刺激得性情粗暴的丈夫，是没有得到安慰的。至于儿女，夭亡的夭亡了，离散的离散了。在十二、三年的战争期间，千难万难地养大了一个孙女，是她膝下唯一的承欢的人。但是，解放以后，先是我派了人要从她身边把她的孙女带走;这没有成，却反而突然被死神带走了……
解放以后，她的桑榆晚景，本来也不算坏。知道我没有在战争中死掉，还给她添了一大群的孙儿，这“福气”，就不小;我寄的钱，也够她和我的父亲温饱地度日的;经过改革的社会，对她也尊重起来了……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然而，她是不满足的，非常痛苦的，她是在痛苦中死去的。
她晚年的痛苦，是我所给她的。
我是她唯一可以指靠的儿子。指靠也算指靠到了，我供给了她的生活费用。但她所指望的，只是这么?她还有别的要求的。但是我，解放以后，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孙儿一大群，对她也不过是想象中的存在。“福气”不小，可是虚的。二十多年不见，她该有多少话想同我说说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我要把她们接出来，她不愿意，说是过不来异乡的生活。她也知道同我们没有多的话可讲，而在家乡，可以同别的老太太们念念八仙佛(八个人一桌共同念佛)，讲讲家常，热闹些。她叫我回去看看，我总是说，要去的，但终于没有去。我为什么不回去，原因很多，对她，却总是说工作忙。在她，以为我在欺骗，是不会的，但她总觉得莫名其妙。对我这个儿子，她养到我十二、三岁以后，就开始莫名其妙了，一直到最后还是莫名其妙。这情形，在做母亲的，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所以，在瞑目以前的一年中，已经神经错乱了!
但是，据家信说，她在弥留之际，却极清醒地说了极达观的话，一句也没有责怪我。这是处于伟大的母爱的原谅，但也是处于伟大的母爱的坚忍!
我不但使他莫名其妙，而且使她对我有一种自卑感，这是我忏悔不尽的地方。
母亲赋予我生命。但这个生命，是在穷困的家庭和黑暗的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它像什么一株野生植物，营养的不足，使它畸形地发展，它没有色和香与周围的百卉竟艳，它只长出刺来保护自--往往在它自身和它所植根的土地受到侵犯的时候，它的刺就紧张起来了。
因此，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怪僻的性格，这性格使得我连对于父母，也很少说话。父亲对这，是一味的责骂，母亲却只是用了茫然的眼光看我。她看我总是在读书，正正经经地用着功，以为我一定有道理，而这些道理是她所不能懂的。所以，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她对我绝不表示意见，只以整个母亲的心，不得要领地探测着，无能为力的保护着我!
例如，十四岁的时候，我闹起恋爱来了。我的家乡，是同族聚居的，我所爱的是本宗的姑娘。这是非法的，也不会有结果的。母亲知道了这事，有一天，背着人问我：“人家在说你，你同××姑娘相好呢?……有这事么?……”
我没有做声。母亲等了好一会，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一九二六年，闹大革命，我也追随了。第二年四月，国民党清党，在我们县里，要铺捉八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逃到了上海，混进了个学校里半工半读地过日子。过了两年，案子冷下去了，我曾偷偷地回家去了一次。母亲见了我，细细地把当时警察去抓人、搜查的情况叙述了一番。她说：“那时候，惊吓是不小的，我急得病了一场，不知道你在外面怎么样了。后来接到你的信，说是到了上海，才放了心。他们，那时尽要搜你的书，把一间破屋搜遍的。好在我先得了风声，藏过了，如今还在呢!……”说着后面的一句话的时候，她脸上露出骄傲的微笑。接着，她问了一句：“你如今还在做那种事么?……”我没有回答。我那时并没有做“那种事”，但是我不愿意讲“我不做了”，她其实不大明白我究竟做的是什么事。等了好一会，母亲只说了一句：“以后要多多留心!”走开了。
一九三七年，抗日统一战线实现了。因为叔父去世，我带了妻和儿女回家去。看到了媳妇和儿孙，母亲是幸福极了，天天用我带去的钱请我们吃好的，我再三叫她省俭些，总不听。有一天，邻人对我说，母亲去向人家借钱。我问她，她说：“有这回事的。你带来的钱用完了，我就暂时借着。你不用管。你走了以后，照样寄钱来，我苦一些，就还清了。你们在家里，总要吃得好一些的。”在这事情上，她固执得很!
有一天，她跟我商量：“你是不是可以多卖一些书，积点钱，我们买几间房子?你们总得有几间房子住才好。我和你父亲，就在这间老屋住下去。”她说的“卖书”，指的是我的投稿。我劝她不要打这主意，这是因为我没有这么多的书卖。我没有诉出我不想回到故乡来住的话，但她们也猜着了，很有点伤心的样子。沉默了好一会，只说了一句：“对!你的主意是不会错的。”走开了。
当我要回上海的时候，有一晚，母亲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命令口气对我说：“你，也对媳妇去说，你们把晔子给我留在身边。我要她，我会养得她好好的……”她流下了眼泪。我们遵了命，走了。这成了永别的开端，对于母亲，也对于我们的女儿。
我同母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现在想来，其他的一切，是还有可说的，而我在解放以后的不去看看母亲，实在是罪无可赦的事。我倘若回去一次，让她看看我和她的孙儿们，让她同我说说她在战争时期的她的苦难生活，让她听听我在战争时期的新奇经历，那在她，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她的晚年，就会过得很愉快的。这在世界上，我，到底是她最亲切的人啊!寄给她钱让她饱，这算什么呢?她是吃惯了苦的。能够见到我的面，能够在精神上占有我--至少一部分，在她，这才是幸福的真谛。但是我，剥夺了她的全部幸福!在她看来，她这亲生亲养的儿子，她用了整个的心爱了一生的儿子，到底只变成了每月若干元的人民币，这是多么伤心的事啊!然而，她到死也不忍责备我一句。也许，她的母爱的盲目性，使她真的相信我没有什么过错吧。通过解放后的许多事实，她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而她的儿子也是共产党，这一点，也应该是她谅解我的理由。
但她对我究竟是莫名其妙的，因之可以想象，她内心的矛盾，该是多么深刻，这是最痛苦，最痛苦的!
我的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茹苦含辛的一生!
我的不回家去，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可以解释的：第一是工作的连续笥和紧张性;第二，在解放初期，我怕因为有一个在乡下人看来是“官”的身份，会惹起许多的麻烦;第三，在去年，本来是有四个月的空闲时间，可以回家一趟的，但因不得不同一个本来他就是党员而后来自云又不代表党了的同志打些交道，不得抽身;第四，今年呢，初到新的工作岗位，自然又不好请假。
但是，母亲已经死了，这些理由，没有机会讲了，就是讲，也讲不清楚的;她会相信，但她不会理解。她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妇!
我这些抱憾无穷的思想，是直到母亲死后才明确起来的。过去，从未细想过，只以为母亲还能活好多年，总有一天可以回去看看，不在乎迟早;这事对她的意义之重大，也未曾揣摩过。现在想明白了，但是已经无可奈何了!
就算我是全心全意在为人民服务吧，但对于人民--而且是最痛苦的劳动人民之一的母亲，给了我生命和全心的爱的母亲，却是这样的漠不关心;在我是轻而易举而在她却是最大的幸福的会面，也不让她如愿。
不受咒诅但我自己是应该检讨的!
只有一件事我总算遂了她的心愿。前几年，她来信说要预造“寿坟”和“寿材”，征求我的意见。我稍稍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我知道，这一件事再不让她满足，她就会死不瞑目了。人的一生，只在这一件事上得到满足，是极可悲的了，但在我的母亲，这却算是生活在最后实现了它的意义。这事，在我，是要从另一方面进行检讨的;迁就迷信--但我管不得许多了!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母亲与小鱼(严歌苓)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弄成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着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回肠荡气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要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着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用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总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醒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才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
又有许多的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一天。我们也看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决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并且我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去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她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走开，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懒地倚在阳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似疼一样“吱呀”着。她说，再有场““””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似的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这天父亲醉倒，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母亲的羽衣(张晓风)
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红红的眼睛。
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把我赘得发疼："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一时愣住，只胡乱应道："你说呢?"
"你说，你说，你一定要说。"她固执地扳住我不放。"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
像故事中的小织女，每一个女孩都曾住在星河之畔，她们织虹纺霓，藏云捉月，她们几曾烦心挂虑?她们是天神最偏怜的小女儿，她们终日临水自照，惊讶于自己美丽的羽衣和美丽的肌肤，她们久久凝注着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华弄得痴然如醉。
而有一天，她的羽衣不见了，她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她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有人说她的羽衣被锁在箱子里，她再也不能飞翔了。人们还说，是她丈夫锁上的，钥匙藏在极秘密的地方。
可是，所有的母亲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那里，她也知道藏钥匙的所在，在某个无人的时候，她甚至会惆怅地开启箱子，用忧伤的目光抚摸那些柔软的羽毛，她知道，只要羽衣一着身，她就会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软白亮的羽毛拍了又拍，仍然无声无息地关上箱子，藏好钥匙。
是她自己锁住那身昔日的羽衣的。
她不能飞了，因为她已不忍飞去。
而狡黠的小女儿总是偷窥到那藏在母亲眼中的秘密。
许多年前，那时我自己还是小女孩，我总是惊奇地窥伺着母亲。
她在口琴背上刻了小小的两个字--"静鸥"，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吗?那不是母亲的名字，却是母亲名字的谐音，她也曾梦想过自己是一只静栖的海鸥吗?她不怎么会吹口琴，我甚至想不起她吹过什么好听的歌，但那名字对我而言是母亲神秘的羽衣，她轻轻写那两个字的时候，她可以立刻变了一个人，她在那名字里是另外一个我所不认识的有翅的什么。
母亲晒箱子的时候是她另外一种异常的时刻，母亲似乎有些好些东西，完全不是拿来用的，只为放在箱底，按时年年在三伏天取出来暴晒。
记忆中母亲晒箱子的时候就是我兴奋欲狂的时候。
母亲晒些什么?我已不记得，记得的是樟木箱子又深又沉，像一个浑沌黝黑初生的宇宙，另外还记得的是阳光下竹竿上富丽夺人的颜色，以及怪异却又严肃的樟脑味，以及我在母亲喝禁声中东摸摸西探探的快乐。
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东西是幅漂亮的湘绣被面，雪白的缎子上，绣着兔子和翠绿的小白莱，和红艳欲滴的小杨花萝卡，全幅上还绣了许多别的令人惊讶赞叹的东西，母亲一边整理，一面会忽然回过头来说："别碰，别碰，等你结婚就送给你。"
我小的时候好想结婚，当然也有点害怕，不知为什么，仿佛所有的好东西都是等结了婚就自然是我的了，我觉得一下子有那么多好东西也是怪可怕的事。
那幅湘绣后来好像不知怎么就消失了，我也没有细问。对我而言，那么美丽得不近真实的东西，一旦消失，是一件合理得不能再合理的事。譬如初春的桃花，深秋的枫红，在我看来都是美丽得违了规的东西，是茫茫大化一时的错误，才胡乱把那么多的美推到一种东西上去，桃花理该一夜消失的，不然岂不教世人都疯了?
湘绣的消失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复归大化了。
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欣悦自足的表情，她慢慢地看着那幅湘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她会忘记晚饭，忘记我扎辫子的红绒绳。她的姿势细想起来，实在是仙女依恋地轻抚着羽衣的姿势，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她又快乐又悲哀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她也知道，她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唯其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更特别的深情凝重。
除了晒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有时她胃痛，卧在床上，要我把头枕在她的胃上，她慢慢地说起外公。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当然也因为有钱)，总是带她上街去吃点心，她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煎得两面黄的炒面和女生宿舍里早晨订的冰糖豆浆(母亲总是强调"冰糖"豆浆，因为那是比"砂糖"豆浆为高贵的)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我每听她说那些事的时候，都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些事和母亲联想在一起，我从有记忆起，母亲就是一个吃剩菜的角色，红烧肉和新炒的蔬菜简直就是理所当然地放在父亲面前的，她自已的面前永远是一盘杂拼的剩菜和一碗"擦锅饭"(擦锅饭就是把剩饭在炒完菜的剩锅中一炒，把锅中的菜汁都擦干净了的那种饭)，我简直想不出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总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怨叹，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我很安心，我知道下一顿饭她仍然会坐在老地方吃那盘我们大家都不爱吃的剩菜。而到夜晚，她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地去检点去上闩。她一直都负责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
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羽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黯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
而此刻，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地在窥伺着什么?
她那么小，她何由得知?她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她也发现了什么吗?
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拣出石涛画册或汉碑并一页页细味的那一刻吗?是在我猛然回首听他们弹一阕熟悉的钢琴练习曲的时候吗?抑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光，不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或流苏树下的一瞬间吗?
或是在我动容地托往父亲的勋章或童年珍藏的北平画片的时候，或是在我翻拣夹在大字典里的干叶之际，或是在我轻声的教他们背一首唐诗的时候……。
是有什么语言自我眼中流出呢?是有什么音乐自我腕底泻过吗?为什么那小女孩地问道："妈妈，你是不是仙女变的呀?"
我不是一个和千万母亲一样安分的母亲吗?我不是把属于女孩的羽衣收招得极为秘密吗?我在什么时候泄漏了自己呢?
在我的书桌底下放着一个被人弃置的木质砧板，我一直想把它挂起来当一幅画，那真该是一幅庄严的，那样承受过万万千千生活的刀痕和凿印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也没有把它挂出来……
天下的母亲不都是那样平凡不起眼的一块砧板吗?不都是那样柔顺地接纳了无数尖锐的割伤却默无一语的砧板吗?
而那小女孩，是凭什么神秘的直觉，竟然会问我："妈妈?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掰开她的小手，救出我被吊得酸麻的脖子，我想对她说：
"是的，妈妈曾经是一个仙女，在她做小女孩的时候，但现在，她不是了，你才是，你才是一个小小的仙女!"
但我凝注着她晶亮的眼睛，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不是，妈妈不是仙女，你快睡觉。"
"真的?"
"真的!"
她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旋又不放心睁开。
"如果你是仙女，也要教我仙法哦!"
我笑而不答，替她把被子掖好，她兴奋地转动着眼珠，不知在想什么。
然后，她睡着了。
故事中的仙女既然找回了羽衣，大约也回到云间去睡了。
风睡了，鸟睡了，连夜也睡了。
我守在两张小床之间，久久凝视着他们的睡容。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慈母在天堂(王开林)
一个人视力所及的距离能有多远?听力所及的范围又能有多大?你也许会说，这是完全不值得追根究底的问题。真是如此吗?我想眺望母亲久已鸿飞冥冥的身影，倾听她老人家早就喑哑在岁月喉咙里的声音，然而幽明永隔。我既不能上穷碧落，又无法下抵黄泉，只得把目光投向浩茫的天宇，投向形同蜂窝的星海深处，抱持着不肯割舍的愿望，久久祈祷──
“慈母在天堂!”
那正是善良者应有的归宿，也正是受难者应得的报酬。
我投生人世，的确有点姗姗来迟。母亲在体弱多病的四十二岁上，咬紧牙关，将她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带到了寒流奔涌、毒气氤氲的世间。为此，母亲几乎丧命，我也险些夭折。
“总共有九百九十九个理由不生你，只有一个理由生你，那就是我想看看你的模样。我拿自己的老命做赌注，好在是赢了这一局。”
话说得轻描淡写，然而，从母亲畅快的笑容，我强烈感受到她创造生命于千辛万苦之后的喜悦。
我不幸出生在““””爆发前的那一年。某位专以打趣别人为乐的家伙竟拿捏我的苦经大加调谑，戏说我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投生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似乎来赶那趟“浑水”，完全是我一念之差。怪只怪天意弄人，我的运气也不济，如同二战时期盟军的空降兵，因为细小的偏差，夜中误降在德军的营地;然后，就是密集的枪声，就是惨叫悲号，就是血肉飞迸。
在一片眩目的雪光中，我睁开惊奇的眼睛，看见母亲在命运的钢丝上颤颤巍巍地挪步，看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命运的钢丝上战战兢兢地蠕行。钢丝悬在高可摩云的半空之上，一旦脚下失去平衡，“杂耍者”就会猛然栽落下去，万劫不复。这是谁也逃避不了的现实，但它比恶梦更像恶梦，比幻觉更像幻觉。
母亲牵着我，走向“钢丝”的另一端，那时我刚满四岁。
“还有一程路就到了。”
“就到了哪里?”
“好地方。”
所谓“好地方”，即是我命中注定要苦捱十年的异乡。那时，我重复得最多而又最令母亲发愁的两句话，比电报辞还要简短：
“妈妈，我饿!”
“妈妈，我冷!”
于是，我手中就添补一只甜香的烤白薯，身上就加厚一件改做的旧棉衣。
“还饿吗?”
“不饿。”
“还冷吗?”
“不冷。”
起码的温饱，简单的满足，就够母亲精打细算，运筹张罗一气了。在“生存”的重轭之下，“生活”二字趁早免提。那是动辄获咎的年代，对于摆在眼底的事实，如今你简直难以置信，像“越穷越光荣”那样愚不可及的提法，竟然是“太平盛世”里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在当时，老百姓向往富足安乐的生活，此念即算不划归罪恶的思想一类，也属于额外的奢求。
母亲天性爱美，我最早见到的艺术珍品就是她用五彩丝线针针绣出的那些花鸟虫鱼，乡人啧啧称奇，母亲却摇头不止，轻叹一口气──
“可惜没有好丝绸，这线也是自家染的，比不得先前绣庄里买到的好。”
仲春时节，鲜花烂漫，母亲家务之余，便去篱边屋后采些好看的野百合回来，插在花瓶里。虽是陋室寒舍，却弥漫一季馥郁的芳香。
“苦中作乐也是一门本事。”
这般心法，我得了母亲的嫡传，够我一生受用无穷。
我的启蒙教育完全得益于母亲，从那些节奏明快的儿歌和意义深刻的寓言故事，我吸取了最早的文学养分。我总有层出不穷的问题，似肥皂泡一串一串的，母亲只要手上忙得过来，就会不厌其烦地给出答案，从不将我一巴掌打开。
“妈妈，为什么坏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坏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阴险毒辣的手段都想得出来，用得出来，谁还有胆量去凿他们的瓢，挡他们的路?”
“他们为什么硬要害人”?
“没有道理可讲，他们是豺狼，天性喜欢杀生。”
“那好人是什么?”
“他们是羊，生来就是被剪毛、挤奶、剥皮、吃肉和熬汤的命。”
听了这话，我不禁浑身打了个冷战，待情绪稍稍平复了，然后再问──
“妈妈，为什么十个好人加在一起都斗不过一个坏人?”
“十只羊当然斗不过一头狼，他们太老实太和气太忠厚，不会弄奸耍狠。”
“做羊没有做狼好玩，真是太没意思了，老是被欺负，连命都保不住。”
听我这样一讲，母亲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叹息道──
“做狼做羊，一半是天性决定的，一半是环境造成的，也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看你只能做羊，连蟑螂和壁虎这样的小东西都怕。”
“我不想做羊!”
“你叫得响，有什么用?不吭声的狗才咬人咧。”
我在七、八岁时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母亲并没有随便糊弄过去，她的话句句落实，是要让我早些明白，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残忍和邪恶。在冷血寒骨的年代，母亲忧世伤生，我不能完全理解，但印象深刻。
有道是“人看其小，马看蹄爪”，对于我的早期教育，母亲非常注重。她是善良的“驯羊”，这就无疑决定了，她绝不可能教会我做“恶狼”的种种本领。尽管她深知为羊的痛处和苦处多而又多，仍一门心思要将我引向正大光明的路径。倘若她发现我当面扯白撒谎，或在外面扑枣摸瓜，就会责罚我跪在搓衣板上，独自好生反省。有时一跪就是一、两个小时。
“看看你这副样子，像棵歪脖子树，立不正，扶不直，岂不是枉费了为娘栽培你的一片苦心?你今天满肚子怨恨，不要紧，等将来我死了，你终究会有明白省悟的一天!只不过，那时候你想找娘讲一声‘对不起’，保证要如何如何重新做人，娘的影子都不在了，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了。”
世间任何雄辩滔滔的语言，都绝不可能比慈母的半滴眼泪更有说服力。只要是性本善良的儿女，看见娘亲一夕伤神，泪落如箸，再怎么厚脸调皮，也会痛加自责，知错知悔。除非是冥顽不灵之辈，才会任由慈母心碎心灰。
我十岁那年，母亲的身体更见羸弱，脸色愈显蜡黄，平日痰唾中所挟带的血丝足以证明她已经积劳成疾。然而，她迟迟不肯就医，硬撑了半年之久，一场突发的大咯血后，才查出是肺结核晚期。母亲自知来日无多，便将后事向父亲和姐姐一一交待清楚了，仿佛只是要出一趟远门，神色从容自若。在病榻前，她用手帕擦去我腮边的余泪，轻抚我单薄的身子，目光骤然黯淡下来。
“林儿，你还小，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妈妈，我怕……”
“只要你心里总记挂着我，娘就不会死。”
多年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这句话中最深层的意思。每当我怀念她老人家至深至切的时候，其音容笑貌宛若生前。诚然，在我雕版似的记忆中，母亲的形象永远不可毁损，不可磨灭;更何况我的每一滴血都源于母亲的血，我的每一滴泪都源于母亲的泪，母亲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热情，给了我意志，她老人家毫无保留的慈爱始终贯穿于我的一呼一吸之间。
那是一个雨横风狂雷劈电闪的春夜，我家门前的两株大桃树竟然被连根拔起，累累的青桃撒满一地。平日被唤作“好汉”的那条人见人怕的看门狗，也禁受不住这份天崩地裂的惊吓，兀自瑟缩在屋角呜呜地哀鸣。
就是此夜，成了我今生最漫长最心痛的一夜!
母亲的遗物至今仍深锁在红漆斑驳的老木箱中，那是一段不忍披阅的伤心史，我不敢揭视。其中有一本当年家庭开支的明细账，一针一线的前因后果，一鸡一蛋的来龙去脉，在里面都有十分确切的记载。从一字一词，一笔一划，甚至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点，都可以见出母亲当年是何等殚思竭虑。异常窘困的日子，那本账簿乃是真实无欺的见证。不知“苦难”为何物的后人，你们将来若要提问，如何才叫“最低限度的生存”?怎样才算“艰难无比的挣扎”?无须旁搜别取，它就能给出一个令人酸楚而又使人信服的标准答案。
过早失去母爱，童年少年的荒凉时光和空虚岁月就如同一片死气沉沉的沼泽。在成长的苦闷历程中，离开母亲的训导，许多次，我险些失足于歧途，陷身于泥淖。但我硬是站起来了，迅疾避开那些致命的诱惑，我想，这正是母亲所欢喜的。
但愿宇宙深处真有一座祥和旖旎的天堂，慈母就住在那里。终有一天，我要穿越悠长黑暗的时光隧道，去追寻她人家的旧踪。我相信，而且坚信不疑，我与母亲，在生死契阔之后，必定还可以聚首。
“愿死者有他(她)的天堂，愿生者有他(她)的寄托。”
阿门。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我的母亲是春天(宗璞)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孩子的教养,亲友的联系,需要多少精神!我自幼多病,常和病魔作斗争。能够不断战胜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亲。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我会活下来。在昆明时严重贫血,上纪念周站着站着就晕倒。后来索性染上肺结核休学在家。当时的治法是一天吃五个鸡蛋,晒太阳半小时。母亲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阳光的地方,不论多忙,这半小时必在我身边,一分钟不能少。我曾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发高烧,除延医服药外,母亲费尽精神护理。用小匙喂水,用凉手巾覆在额上,有一次高烧昏迷中,觉得像是在一个狄窄的洞中穿行,挤不过去,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亲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里,我是平安的。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过程中,也是母亲,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医院,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其实是母亲陪我。我过了四十岁,还是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心安。
母亲的爱护,许多细微曲折处是说不完、也无法全捕捉到的。也就是有这些细微曲折才形成一个家。这人家处处都是活的,每一寸墙壁,每一寸窗帘都是活的。小学时曾以“我的家庭”为题作文,我写出这样的警句:“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不很重要。”作业在开家长会时展览,父亲去看了。回来向母亲描述,对自己的地位似并不在意,以后也并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只顾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中。
在父母那时代,先生小心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不过父母亲特别典型。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主做学问,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发无间。应该说,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
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我们的堂姑父张岱年先生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细想起来,在昆明乡下时,有一阵子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带我们去赶过街子,不过次数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旧时有一付对联:“自古庖厨君子远,从来中馈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适。母亲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没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变着法子让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国邻居的厨师学烤面包,用土豆作引子,土豆发酵后力量很大,能“嘭”的一声,顶开瓶塞,声震屋瓦。在昆明时一次父亲患斑疹伤寒,这是当时西南联大一位校医郑大夫诊断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几天后改食半流质。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梦里依稀慈母泪(秦牧)
有一位我所敬爱的长者——杜国庠同志(哲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广东分院院长)，生前曾经这样对我说过：“母亲是最值得怀念的。一个人能够长大，一般来说，主要靠母亲。母亲们含辛茹苦，在养育孩子上的功劳，是一般做父亲的难以比拟的。”他这番话，我很有同感。我还记得杜老早年用过的一个笔名，就叫做“念慈”。
大概也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吧!世间人们所写的怀念母亲的文章，比怀念父亲的要多得多。有时，我也很想写一篇。但人的感情是很奇特的，对于太熟悉，太亲切的人，提起笔来，思潮如涌，有时反而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情。我经常怀念我的母亲，但是多年来却始终没有写成什么文章。
最近，因为有所感触的缘故，终于下决心要写一篇了。
我的父亲原本是乡间的一个裁缝，后来飘洋过海，浪迹南洋各地，当了资方代理人，成为新加坡一间米行的经理;但是最后又破了产，摒挡回国。在他比较有钱的时候，他娶了三个妻子(按照旧的传统说法，是一妻二妾)，我的生母和三母，都是“妾”。她们两人有一些相同的命运，小时候都当过婢女，长大了都做“妾”。
在旧社会生活过，或者读过《红楼梦》之类小说的人，都知道婢女、丫头(在广东又有“赤脚”、“妹仔”之类的别称)是怎么一回事。旧时代，贫苦人家(大抵是农民，自然也有少量城市贫民)，在穷得无以为生的时候，就把女儿卖给大户人家当婢女。如果是在哀鸿遍野的旱涝凶年，有些地方还会出现“人市”，成群女孩子被插上“草标”，作为贩卖的标志。平常年景，贩卖就是零星地进行的了。每当一户农家穷得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中人”就上门了，把他们的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带给大户人家看看，那些地主绅商们的女眷就出来评头品足。凡是相貌标致的，身体健壮的，价钱就多一点。因为等到这些婢女长大的时候，转卖出手时价钱也可以相应高些。凡是相貌差的，身体弱的，脸上受过伤，“破了相”的，或者“流年八字”不好的，价钱就给压低了。被卖的女孩子一过门以后，往往就给改了名字，什么春兰、夏莲、秋桂、冬梅之类就是。有些穷家女孩子被卖断以后，父母要来探视她们都很困难。有的大户人家根本不让进门。有的穷父母三两年来一趟，还得拿红桌裙围着身子，才算“辟了邪”，准许走进“花巷”(就是从侧门进去的地方)和女儿短暂聚一聚。好些婢女的卖身契，还有写着“凭中说合，一卖千休”、“倘有落水夭亡，各安天命”的。婢女买卖，实际上可以说是古老的奴隶制社会的残余。
我的生母叫做吴琼英，三母叫做余瑞瑜。这自然都是后来起的名字，她们做丫头时的名字，生母叫做“莲香”，三母叫做“绿霞”。因此，我从小听到的关于丫头生活的故事特别多，她们告诉我，有些丫头被养主鞭打，每天早上到河边洗衣的时候，常常各自揭开衣袖裤管，彼此出示伤痕。有的丫头由于吃不饱，竟偷生米，捉盐蛇吃。有的丫头晚上给“老奶奶”“少奶奶”捶腰的时候，由于太疲倦了，打着磕睡，竟给那些老奶奶、少奶奶一脚踢下床来。我的三母亲告诉我，有一户人家，一个少爷为了寻开心，晚上特意支使一个丫头上镇买东西，他自己则扮神扮鬼，装成活无常的样子，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冥镪，还画黑了脸，躲在暗处，当丫头走进暗巷的时候，他大喝一声闯了出来，竟把那个丫头吓得瘫倒在地，最后不治身死。
但是，我的这两个母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婢女生涯。上面提到的那些事情，大抵是她们的同伴或者附近人家的。不过，她们自己的生涯，不待说，也是相当凄苦的。
读者们大概会这样想：我在这里记叙的主要是我的生母的事迹，但实际不然，我虽则也会谈谈我的生母，但主要部分却是谈我的三母。她给我的印象，比生母给我的还要深。
我的这两位母亲，由于少年时代都曾经度过艰难竭蹶的生活，长成后健康都很差。我的生身母亲吴琼英患有肺病，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逝世了。她生前，对待儿女十分严格，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她常常把少年时代的悲苦生活告诉我们兄弟姊妹，要我们立志向上，同情穷人。她长期受疾病的折磨，曾有一个夜里企图悬梁自尽，解除痛苦，被我的弟弟发现，弟弟号叫起来，全家人都惊醒了，她这才被父亲从绳套里救了下来。但是不久她就因病重逝世了。我们兄弟姊妹围着她的遗体哭泣，她的眼角竟然渗出了泪水，这事情给我们的印象当然非常深刻。当时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是什么原因，到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人刚刚死亡的时候，并不是全身的器官同时死亡的，有的器官还保持着一定的机能，所以一个人刚咽气的时候，并非任何器官对外界的影响都毫无反应。
生身的母亲死后，三母亲就从乡间远涉重洋前来照顾我们了。(原本和大母亲一同住在乡下)前此，我的生母在世的时候，她也曾经到新加坡来小住过，相处也还融洽，我们都认识她。按当时的习俗，我们叫她“三姐”。因为照封建社会的规矩，儿女们对父亲的妾侍，丫头出身的母亲只称为“姐”(生母例外)。这规矩，到了多年以后，我们才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破除了，改口称她为“三姨”。但是，直到如今，我的叔伯兄弟提起她时仍然称呼为“三姐”，这样的称呼使我异常厌恶。似乎一个女人只要是丫头出身的，一辈子都要低人三分。封建习俗的残余在中国的确是相当严重的。
三姨自己没有生儿育女，而我的生母却养下了七个男女。当她来到新加坡我们这个海外的家，照料我们的时候，她才三十多岁，照现在的标准来说，还是个“女青年”呢!但是她已经要挑起教养七个不是自己所生的孩子的责任了。
她的身子一直都很瘦弱，体重从来没有超过一百斤。而且，她又有昏眩病，每当发作起来，就脸色铁青，咬紧牙关，不省人事。要旁人撬开她的嘴巴，灌下药去，才逐渐苏醒。但是在她能够下床走动的时候，就总是很勤劳地操持家务。她，一个婢女出身的人，当然没有受过什么学校以至私塾的教育，然而依靠自己随处留心，居然也认识一些字，可以看懂普遍的书信和便条，只是不能书写而已。
我小的时候异常顽皮，是兄弟姊妹中受父母惩罚最多的一个。在学校被老师打，回到家里被父母打，因此常常遍体鳞伤，鞭痕像大蚯蚓似地遍布在小腿大腿上。这些鞭痕，有些是三姨给我的，但是她打我厉害的程度，并没有超过我的生身母亲。由于我比较倔强和调皮的缘故，有时她打我，我也打她，(那时我大概十岁的样子)两个人像走马灯团团转地扭打着。照一般人的看法，这样的非亲生的母子关系，以后发展下去一定很糟糕了。但是事实不然，到我长大以后，我们母子关系是相当好的原因是：三姨既有严格的一面，也有慈爱的一面。例如，当事过境迁以后，她有时就噙着泪水给我的伤口涂药。既使是小孩子，对于大人的善意或者恶意，也是常常有很好的判断力的。在当时，她可能认为“打”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之一了。
在这么一个家庭里，管这么一大群孩子，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的大哥患肺病，常常需要煎药照料。我的小妹妹由于是在我母亲病重时产下的，先天不足，孱弱爱哭，三姨在她身上特别花费了巨大的心力。我的小妹妹后来和她的感情极好。
我的父亲是一个豪迈好学的商人，足迹踏遍南洋各地。到过好些国家，很爱读书。但是他酗酒成性，每当酒醉后回家，常常大吵大闹。有时也对三姨乱发脾气，这样的场面出现了多次。在这种场合，我们总是把同情放在三姨一边。一个人在小时候的境遇，对他以后一生的发展的确很有关系，由于对父亲酗酒的反感，我长大以后，竟成为一个不会喝酒的人，一杯白酒就足以使我醉倒。
当父亲破了产之后，我们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不久他摒挡一切回国，除大哥在一间酒店工作，大姊已经出嫁，留在新加坡外，我们都被带回“唐山”乡下。这时我们家境大不如前，我念书的学费，有的是三姨拿出她的私蓄来供应的。事情隔了几十年，有些场面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每当夜读时，她拭亮了灯筒，为我点火的场面;我上床之后，她用蚊灯细细照蚊子的场面;以及她从柜子里取出一些小小的金饰，瘦弱的手拿着厘秤，称着重量，给我作为学费的情景。
那时我们的家境很困难，她拿出这些仅有的微小金饰，是大不容易的。她常常织网换取微薄的收入，补充生活。织网所得异常微小，大概是一千网眼才三两个铜板吧。网店在这宗生意上进行了惊人的剥削。夜里，每当我在灯下读书的时候，听到三姨一针一针织网的声音，常有一种心碎的感情。
有一次，我患上严重的皮肤病，手上、腿上，生了许多疥疮。三姨耐心地为我洗涤、涂药。那时，我虽然只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也很过意不去。心想“将来我长大了，一定要很好报答她。”
少年时代的心愿，到我长大以后，总算在若干程度上实现了。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经常穷困不堪，和家乡的通讯联系也断绝了，那段时间除外;抗战胜利以后，我几乎有三十年的时间，每月拿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三姨汇寄生活费，并曾专程好几次回家探望她。一九七一年那一次，十年动乱期间，我在九死一生之后，回乡看她。离别时我在巷里走了几十步，看到她不在大门旁，又折回家里看她一次，见到她为伤别之情所折磨，哭倒在床上。我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面，平时极少哭泣的我，眼眶也发热了。过了几年，她终于逝世，我为此悒悒郁郁地过了好些日子。
三姨给我的印象，比生母给我的还要深得多。解放前，她知道我和革命生活多少有些关系，并没有阻拦我，只是叮嘱我要小心而已。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是亲生，也可以建立起真挚的母子之情的。
我们这一家，也是一个例子。
现在，和睦亲爱的家庭很多。但是，吵吵闹闹，几无宁日的家庭也不是很少。有些人对于同处一个家庭的非亲生孩子，即配偶以前和别人所生的子女，一点爱心都没有，以至于水火不能相容。有些人对于继母继父，也视同仇敌。更有些人，被极端个人主义所支配和腐蚀，连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也冷冷淡淡，甚至横加虐待。每当看到这些事情时，我就感触很多，甚至十分愤慨。我写出上面这些事情，不仅是抒发我个人缅念三姨之情。同时，也想让人们知道，不是血缘关系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是可以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的。
爱是生活中的暖流，我们的生活不能缺乏爱。但是一个人要得到别人真正的爱，首先要懂得怎样去爱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比这个又有更高更高的要求了。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回忆我的母亲(朱德)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 “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写母亲的名家文章：慈母情深(梁晓声)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作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一台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那些女人们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于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懦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们母亲们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
一个用竹蔑子拍打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
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热量烤着我的脸。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
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竞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
“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人了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竞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15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吗?!……”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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