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的扶贫故事我的脱贫故事征文范文5篇
大家应该都知道，脱贫攻坚是一项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工作，一起来了解那些脱贫故事吧!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0我的扶贫故事我的脱贫故事征文范文5篇，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的扶贫故事我的脱贫故事征文(一)
远方的山被雾气勾出一道朦胧的光，使沉寂的山路不再那么寒凉。我脱下雨衣，浸润在潮湿的空气中，凝望着这个全然陌生的贫困村。
这是2018年6月，我成了一名乡镇扶贫干部，从讲台上教书育人的英语老师到最基层的扶贫干部，我没能迅速转换角色。第一次来到这个市级贫困村，作为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讲当地方言的外地人，隔膜和防范让我像只受惊的小鹿，不知所措地拽紧了手里的黄色扶贫手册。尾随村干部来到挂钩的贫困户家中，陈大爷坐在竹编椅上，脸正对着门外的山峰，向上拱起的背像小山一样，脖颈上布满了皱纹。听闻响动，他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转过身露出了蔼然的笑容，然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是不可攻克的“世纪难题”。我只好求助身旁的村干部，“老爷爷都说了些什么?”“他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照顾，感谢你们政府干部的帮扶，让他们老夫妻俩的生活有了保障”，听完这话，我面上一红，决心一定要尽快融入这个村子，做出帮扶成绩，才能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感谢。
攻克“语言关”，学会“土语言”
摆在我眼前急需攻克的就是“语言关”。记忆英语单词靠的是“音标”，学习当地语言我也想出了一套方法，就是靠“拼音”加绘画记忆法，把无法用拼音标注的字用绘画来标注词意，比如“走路”这个词，路可以写成“lo”，来辅助记忆，但是“走”却没有办法，我就把“走”这个字画成“前后两只脚”的简图，然后再找当地干部反复学习这些“图”的发音，晚上的时候，拿出我的工作日记，看着这些图再次辨认它们的发音，把发音和“图意”做结合。如果还记不住，就在图的下面打上三角号，记下了就把三角号划掉，当我把工作日记本里的一整页方言记下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画一个大大的笑脸，以资鼓励。
就这样，凭借着我持之以恒的努力，在积累了五十多个笑脸后，我终于不需要依靠村干部的帮助，也能和贫困户进行流畅的交流，能够及时了解贫困户的需求、及时高效地进行政策传递，虽然说起话来还很蹩脚，但学会了“土语言”，为我更好地开展扶贫工作提供了便利。
跨界小能手，成为“土专家”
销售香菇是陈大爷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虽然这几年香菇的销量和销路都不愁，可香菇的出菇管理却是一大难题，与香菇的品质、产量和效益有着密切联系，陈大爷每每跟我说香菇又“狗带”的时候，种植专家没办法长时间指导的时候，我总是仰天长叹、泪流满面，我怎么偏偏是英语专业?当初就应该选农学专业，现在就能起大作用了。
后来跟陈大爷聊天聊到了电视节目“跨界歌王”。我突发奇想，对呀，我也可以“跨界”当个“土专家”!说干就干，当晚，我就在网上收集材料，还请教了农业局经作站的农技师，详细了解了香菇的多发性问题和应对措施，为了把理论和实际做结合，“技术攻关”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到村子里和菌棒“亲密接触”。然后奔走在香菇棚里，收集农户的种植经验和种植难题，不断丰富我的知识宝库。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和菌棒培养了深厚的情谊，只要它病了，我就知道它病在何处，该如何改进，让它长出好看、好闻、好吃的香菇。而陈大爷种植香菇最大的问题就是随意喷水，长时间不盖膜导致菌棒的通风时间太长，从而加重了菌棒的病情，只要改变管理方式，就能改善产率。
下了苦工的方法就是奏效，陈大爷大棚里的菌棒大量出菇。陈大爷朝我竖起了大拇指，说：“你去读农学研究生吧，太厉害了”，我笑着说：“那我可舍不得您呐!”这之后，我还写了份《香菇种植管理指南》，分发给村里的其他香菇种植户。
从一开始的无所适从到逐渐融入整个村子，在不断攻克摆在我面前的扶贫难关中，在为贫困户尽些小力、帮些小忙的过程中，我逐渐完成了角色转换。未来，我想用更多的真情投入和点滴行动，让帮扶“大量出菇”!
我的扶贫故事我的脱贫故事征文(二)
2020年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几代人的夙愿和理想，凝结着几代人的心血和探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华，但扶贫不只是一代人的使命。我父亲顾诗泉可以说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扶贫干部，扎根少数民族地区31年，从事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在扶贫脱贫的道路上，他用不懈的奋斗、不竭的奉献，凝聚着力量与智慧，传递着梦想与希望。
今年，我宅家里防新冠病毒时，再一次细细地读父亲留下的回忆录，走进他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此，我们一同分享一名“30后”的扶贫故事。
关山飞度，举家赴藏区
1958年，父亲从成都初中师资训练班毕业，本来可以分配去成都9中，他却主动申请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8月，到四川省阿坝州报到后，州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将家属也调到阿坝州工作，他当即就一口答应了。随即回老家永川县(今重庆永川区)，接上我母亲，将5岁姐姐留在家乡，抱着出生才4个月的我，关山飞度，举家赴边。先乘火车到成都再到宝鸡、天水，乘汽车到甘肃文县，再一路步行两天，到达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南坪县县城。历时5天，经过约3000里路，途径陕甘川三省。一路颠沛流离，住过脏兮兮的大车店，洗过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冰凉的山溪水。
父亲追求的远方，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父亲没有打退堂鼓，而是一头扎进艰苦创业中，从没产生过下山或改行的念头，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
学生哭了，他看到了希望
父亲去南坪中学报到时，学校正值初创，只有一个领导，一个语文教师，一个体育教师，还有一个炊事员。父亲与他们一起，开始了艰苦创业。与学校风雨同舟，一同成长。
在艰苦的环境中，父亲工作是努力的、精神是饱满的。学校刚开办的初中，只招收了两个班，名为初中61级甲板、乙班。父亲担任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工作。师生关系很好，父亲对学生很爱护。没有因私事缺过学生一节课，还经常利用星期天带病给学生补课。
1959年末，州上出题统考，数学题太深，超出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因而考得不好。下课后，同学们坐在一起大哭，不肯出教室，感到没有给老师争光。
虽然学生哭了，却让父亲看到了希望，看到山区的未来。
家访遇狼，一个都不能少
那时是1962年春天，开学后，一位藏族学生没有来报名上学，据说是因为家庭贫困。这位学生勤奋好学，我父亲很喜欢他，实在不愿看到他辍学。
星期天，父亲一个人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来到一个叫“野猪关”的地方，去学生家家访。见到学生家长，彼此谈了很多的话，才勉强说通，这时天已渐晚，父亲谢过家长的挽留，返身往回走。
从学生家出来后，天越来越黑，路越来越难走，手电筒的光也越来越弱。由于不熟悉路，错走到一条小路上。路的一旁是树林，一旁是山谷。走着，走着，父亲突然发现前面不远一个山包上，一排绿幽幽的眼睛正直勾勾盯着他，不知道是狼还是野猪，吓得父亲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那点点亮光就如一道道刀光在眼前晃荡，惊悚、恐惧，在与野兽对峙的半小时内，父亲经历了人生最漫长而又难熬的时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学生家长与几位乡亲打着火把赶来了，赶跑了野兽。
原来父亲走后，学生家长越想越不放心，才与乡亲找来了，然后把父亲一直送到家。
几天后，这个学生又来上学了，并坚持读完初中。
矢志不渝，此心安处是吾乡
送走了毕业的学生，父亲站在“荒凉”的学校操场上，拍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父亲围着一条长围巾。此时，他似乎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父亲与家人、同事同甘共苦，在贫困山区一干就是31年，本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初心，守着平凡、挥洒汗水，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民族地区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学生，为民族地区建设奉献青春和力量。父亲与学校一同成长，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校长。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1990年，父亲退休。他为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献了青春献了终生，还献了子孙。我的一个弟弟至今仍在九寨沟县工作，这几年一直是驻村扶贫干部。
退休后，父亲仍然时刻关心着南坪中学的发展，九寨沟县脱贫攻坚的点点滴滴时刻牵动着他的心。如今的九寨沟县南坪中学是当地最大的一所学校，为九寨沟县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突出成绩。2019年4月，九寨沟县成功“摘帽”、36个贫困村退出、815户2957人脱贫。
此心不移系九寨，九泉之下的父亲可以瞑目了。
我的扶贫故事我的脱贫故事征文(三)
“在这里，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一心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将来挣钱补贴家里。”到福建省飞毛腿技师学院的第二年，来自宁夏固原的母得余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希望。
2018年，国务院提出实施技能脱贫专项行动，支持东部地区职业院校招收对口帮扶的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学生，帮助有在东部地区就业意愿的毕业生实现就业。这一年，闽宁协作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工程——福建省飞毛腿技师学院原州分校正式成立，这是两地“造血式扶贫”的又一成果。
“到另一片土地成长”
建档立卡贫苦户、哥哥残疾、一家七口靠两亩地和父亲打零工维持生活——在走出大山之前，母得余的生活被打上深深的“贫困”烙印。
两年前初中毕业时，他陷入迷茫，一度不想继续读书。偶然得知飞毛腿技师学院原州分校“在校学习不要钱，还包实习就业”，他在父母和班主任的鼓励下，果断报名，成了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原州分校采用“1+1+1”的培养模式：1年在宁夏原州学习，1年在福州飞毛腿技师学院总校学习，1年在飞毛腿集团实习。
2019年5月，母得余由学校安排乘火车来到福州。那是他第一次独自远行到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在来福州的火车上，每经过一个城市我都在想，这里是福州吗?三十多个小时，我几乎没怎么睡觉。”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大桥、轮船……在母得余看来，这里符合他对“大城市”的一切想象，就连潮湿的气候，在他眼里都带着诗意的美好。
来福州第一年，他边上课，边挣钱补贴家用。当年暑假，他在飞毛腿集团当电池操作员，两个月共拿到5100元实习工资。他自己留下1000元，将剩下的钱寄回家，那是他第一次给父母寄钱。
如今，母得余正在准备考取中级电工证，经过两年的专业学习和实践，他对自己的技能颇为自信，春节回家，他已经可以帮父亲修理割草机。
“走进大山，为了让他们走出大山”
飞毛腿技师学院由飞毛腿集团投资建设，是福建省第一所由企业办学的技师学院。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大潮中，这所技校承担了技能扶贫的重要任务。
“要让学生走出大山，需要自己先走进大山”，原州分校校长方德榕深谙此理。去年夏天，他和同事驱车前往大山深处，挨家挨户走访宣传。
“在寨科乡招生时，山路崎岖，车开不进村里，是学生骑电动车将我领回家里的。”让方德榕颇感意外的是，尽管交通闭塞，但这些孩子对知识充满渴望，在听闻招生政策后，20多个学生主动报名，今年6月，他们已经和其他学生一起乘包机来到福州，开启了两年的学习生活。
“今年的招生工作已经开始了，目前有320人预报名，这些学生都来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方德榕说，随着技能扶贫的效果初显，学校在当地名声已经越来越响。尽管如此，他仍打算继续走访当地贫困户，招收更多贫困学生。
“我们为原州学生免去了3年学费，同时承担他们学习期间‘衣食住行’的全部费用，学校每年为每名学生开支不少于1万元。”飞毛腿技师学院常务院长唐大强说，为了除去贫困学生的后顾之忧，集团公司尽可能免除学生费用，同时投入资金用于原州分校的翻新改造，两年间投入资金达到400万元。
2020年，原州分校计划再投入800万元，招收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500名，增设两个专业，并在当地建设相关专业的实验室。
“我们还计划建立产教研相结合的实训基地，规模成熟后会转移到固原工业园区，贡献当地税收。”方德榕说。
“一技在身，不怕贫穷压顶”
“我想学成之后找一份好工作，能养活自己，为父母养老，照顾哥哥，让他们过得好一点。”对今年只有18岁的母得余来说，未来图景正徐徐展开。
“有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人终究要凭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他说，“技能扶贫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
2021年7月毕业后，他打算留在飞毛腿集团就业。到时，他可以拿到每个月不低于4000元的工资。
母得余代表了一批宁夏学员的想法，未来，他们中许多人将留在工厂，实现就业。据介绍，近三年，飞毛腿公司共接收宁夏固原籍人员1081人，其中建档立卡户814人，占总人数的75%。
为了让异乡求学的学子有更好的就业环境，福建省人社部门还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将宁夏建档立卡家庭贫困劳动力纳入福建省就业困难人员对象范围，务工就业时给予同等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唐大强说，“扶贫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许多原州老百姓也需要技术、职业方面的帮助。对我们来说，技能扶贫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而眼下，学校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让这些孩子掌握一技之长，实现“一人学技，全家脱贫”。
“我们从事职业教育，传授技能的同时，也想传递一种精神，希望我们能为社会多做贡献，让贫困山区的学生靠技能脱贫，一起走上小康的道路。”在唐大强看来，今后还会有更多来自山区的孩子，借着闽宁对口帮扶的春风，在福建实现自己的求学和就业梦。
《榜样4》专题节目里有一位特殊的嘉宾，她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她就是广西百色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黄文秀。20_年6月，她在返回驻村途中突遇暴雨洪流，不幸遇难，年仅30岁。
坚持“回来”的人
2016年，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考取了选调生，回到家乡——广西百色，投身基层扶贫事业。“她本有很多选择。”昔日导师郝海燕说，“以她的能力，留京或出国都没问题。”但是她志不在此。出生于广西农村的黄文秀，求学过程中，依靠党和国家的扶贫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学成回报这片土地，帮助更多像自己一样的困难群众，是她的心愿。她曾对自己的老师说：“我是从贫困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得到过党和政府的资助和培养，希望将来能为祖国和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一次次的选择中，黄文秀始终遵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初心，回归家乡，建设家乡。她想要当那个“走出去”并“回来”的人。
图为黄文秀在广西乐业县新化镇皈里村学习养蜂技术。 扶贫路上的“女战士”
2018年3月，黄文秀主动来到百色最偏远的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担任第一书记。在她到任之初，百坭村交通不便、产业不强、脱贫任重，472户2067人中，还有103户473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为22.88%。
初来乍到，乡亲们对这位年轻的“女娃娃”并不信任，都说她是来村里“镀镀金”的。为了取得乡亲们的信任，黄文秀直接住到村里，翻山越岭、进村入户访贫问苦，手绘“民情地图”，学说方言，帮着大伙儿扫院子、干农活。渐渐地，大家从心底里接受了她，专心跟她搞发展。
不到一年的时间，百坭村103户贫困户顺利脱贫88户，贫困发生率降至2.71%，村集体经济项目收入翻倍。黄文秀还协调完成了1.5公里的道路硬化，新建蓄水池4座，完成两个屯47盏路灯的亮化工作。
这位扶贫路上的“女战士”曾在自己的驻村日记中到：“扶贫之路就像一条长征路，无论多么艰难，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
“干干净净的公仆”
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一线扶贫的黄文秀，双亲体弱多病，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近年来，在党的政策扶持下，黄文秀家种植22亩油茶和4亩茶叶，2016年实现脱贫，家里也已经获得县城的易地搬迁房，走出大山。黄文秀一家深受党的恩惠，在她选择回到家乡工作时，父亲对她说：“你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回到家乡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她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年轻的黄文秀，用扶贫工作的成效诠释了自己的赤子之心，她的青春像鲜艳的花朵，永远绽放在百色革命老区。
我的扶贫故事我的脱贫故事征文(四)
如果说脱贫攻坚工作的胜利是一篇华丽的大乐章，那么国家的扶贫政策便是承载着胜利音符的五线谱。如果不同的贫困户是无尾的符头，那么帮扶干部用心帮助才能顺利将符点落在五线谱上;如果不同的帮扶干部、驻村干部是小音符的符尾，那么精准因村派人才能把握好歌曲的节奏;如果不同的政策代表着不同的音高，那么实实在在的因户施策才能唱出优美的旋律。
还记得第一次作为驻村干部去到贵州省安顺市补郎村时，我的心情紧张而又激动。那天我走访了补郎村二组贫困户，记忆最深刻的便是村民黄望明家。黄大哥33岁了，他家共7口人，大女儿刚上一年级，另外一儿一女还只有2岁左右，70多岁的老母亲双目失明，老父亲患有腿疾，常年卧病在床。去他家的路是一条非常泥泞的土路，土路的旁边就是悬崖，这一大家子的人都挤在一间30来平米，灰暗、低矮的危房当中。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艰难且危险。
一个刚刚毕业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我，看到这个场面完全惊呆了。看着瘦弱的小孩，看着年迈多病的老人，看着一家7口的重担都落在黄大哥肩上，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我驻村干部的身份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帮助?无数个问号，在我脑子里不停地转。离开时我暗自下定决定：一定要努力做点什么。
通过向乡政府反映和咨询了解得知，黄大哥家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低保金维持生活，住房问题也可以享受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我便积极的协助村委完善资料。房子的问题算是有了解决的办法，后来有一次黄大哥的妻子焦虑地跟我说：“盛孃，孩子哭闹着不愿意去上学了，我们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她不读书可怎么办啊?”原来因为家中条件不好，小姑娘没有上幼儿园和学前班就直接上一年级，学习跟不上，而黄大哥夫妻又无力辅导。于是，我决定下班后到黄大哥家里给他大女儿补习功课。做完作业小姑娘想看电视家里却没有，我就带上故事书，给她讲故事，教诲她做人的道理，并鼓励她好好学习，为父母争光，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人。
我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低保和危改之类的政策并不足以改变他家日后的生活。于是驻村工作组和村委便鼓励黄大哥的妻子申请了扶贫小额免息贷款，来发展养殖业增加家庭收入。而黄大哥本人也通过就业培训后被推荐去省外务工。慢慢地，小姑娘的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了。他们一家人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房子里买了舒适的家具，和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村里新修的水泥路也经过黄大哥的家门口，门前还有一盏明亮的路灯。随着生活越来越好，黄大哥夫妻俩脸上时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中的爱和感激也更多了。每每逢人他们便说：“国家政策好，驻村干部好，我们多亏了他们的帮扶”。
现在，村村寨寨的路通了，水电通了，路灯有了;房前屋后农具摆放整齐了，环境卫生干净整洁了;住房安全了，医疗保障了，教育保障了，原来的贫困户脱贫了，他们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心中爱和感激更多了。
我的扶贫故事我的脱贫故事征文(五)
善港村的“善”变
葛剑锋今年41岁，回到善港村，已经有9个年头了。细数葛剑锋的这9年，善港村的老百姓，都说他不容易，都说他了不起。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全村只有煤渣路”“泥堵围墙茅草房，树皮草根拌青糠”……说起当年，大伙儿对这些画面记忆犹新，都说这里算得上是穷困的死角，小伙子们找媳妇都难，外地姑娘不愿意嫁过来受苦。
2009年秋天，32岁的年轻企业家葛剑锋“临危受命”，当选善港村党支部书记。从这时起，善港村正式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上岗后的前几个月，葛剑锋把家搬到了村委办公室。白天，他带着村干部在村子里，寻找善港村贫困的病根，晚上，他坐在办公室想方案，困了就趴一会儿，几乎都没睡过一个好觉。
为了理清村里集体资产的账目，葛剑锋邀请专业的经济师和法务人员，来查清账目规范合同，为了解决村里大面积耕地撂荒的问题，他反复找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做工作，还自己带头领着村干部在田间劳作……
在这样超负荷的工作下，他只用了一年就把善港村拉上了发展正轨，村里的糊涂账理清了，集体账目上也有钱了。慢慢地，大伙儿都知道善港村脱贫了，周边的经济薄弱村纷纷赶过来取经，让他帮着扶一把。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困境相似，看着大伙儿都不富裕，葛剑锋答应大家一起想法子，一起奔小康。2012年，善港村与同为“难兄难弟”的杨港、五新、严家埭“四村合一”，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如何将这四块“边角料”缝补出一件“新衣服”?凭借企业家独有的经营理念，葛剑锋为善港村确定了“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副则副、宜商则商”的发展道路，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村子的建设中去。
常年不分昼夜地工作，年轻的葛剑锋终究没有顶得住病魔的折磨，被确诊为肾损伤。医生说，他病得很严重，必须立刻停下手中的活儿，安心静养。
“老百姓还没有富起来，我怎么能休息?”葛剑锋决定，一边治病，一边工作。在病房里，他常常一手插着针管，一手改方案。
2013年，葛剑锋萌生在村里开设有机农场的想法。“想法虽好，但村里一没技术，二没资金，落实很困难。”善港村党委副书记黄琴告诉记者，当时全靠葛书记，请来了专家、争取到了资金。为了请著名农业专家赵亚夫到村里指导，葛剑锋拖着积劳成疾的病躯“三顾茅庐”;为了筹集资金，他又四处奔走，最终争取到了国家财政项目，获得补助600万元，建成冬暖式大棚160余个。
资金和技术解决了，但人手又成了新问题。葛剑锋不顾医生的劝阻，带着村里的党员干部下地干活。“大冬天，他脱得只剩一件衬衣，带头在田里挥着锄头，一双脚都被泥渣子淹没了。”黄琴回忆，村民们被震撼了，纷纷叫上左邻右舍，拿起农具与书记一起干。
“那段时间，葛书记病得很厉害，整个人都浮肿变了形，我们都差点认不出他了。”村民张兴洪激动地说，“但他丝毫不在意，带着病整天泡在田里。他说，‘老百姓富了，我的脸上自然会有光’。”
实践证明，有机农场带来的效益确实非常可观，“互联网+”模式不仅强了村级经济，也富了百姓的口袋，善港产的日本越光大米、无花果冻果、美国金瓜等产品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全村200多闲散劳动力也在村办农场实现了就业。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如今的善港村已累计集聚各类企业147家，建成9个特色农业基地。2017年，善港村实现了全年开票收入超20亿元，村级可用财力达到了2500万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突破3.6万元，成了后进村脱贫致富的典型。
如今的善港，天蓝水清，道路开阔，生活幸福，10年前的“穷样子”早已成了“昨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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