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父亲的美文：父亲
学习啦：在记忆当中，父亲的形象总是那么的高大，感恩父亲的付出，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篇《父亲》。
十三岁那年夏天，父亲出了一趟远门，再没有回来。父亲是乘坐一辆大货车走的，因那辆大货车偏离了轨迹，驶入了山谷，父亲也随之去了天国。
父亲走了，走得很仓促，以至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记得最清楚的是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父亲是个矿工，但他天生是一名农民。因他在矿井上班回家后，那双刚放下工具的手，转眼又拿起锄头去了坡地。矿山沒田，但他旱地的活，开荒挖土种菜栽红薯无所不能娴熟至极。
父亲是解放初期，离开那个生养他的家乡，背着简单的铺盖卷，含泪告别亲人，一路风尘，辗转数百里，沿途卖力，历经磨难，才来到矿山的。如果不是家乡的贫困饥寒，为了谋生，他又怎会舍得离开那块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土呢。
其实，如果用现今许多人的眼光去看父亲，我认为父亲当年的选择错了。错的不是他离乡背景，也不是他弃农从工。而是他不该去当一名矿工，一名生与死作伴，一名累与苦不离，一名危与险相随，一名病与痛作伴的矿工。矿工有什么好，那个年代的矿工，还是用原始的方法开矿生产，用大锤钢钎凿岩打炮眼，用肩担手铲出矿当苦力。吃的是野菜红薯米饭，干的是玩命的活。民谣曰：“十七、十八学打窿(采矿)，二十七八逞英雄，三十七八平平过，四十七八揹竹筒。"她道出了当年矿工的辛酸苦辣，也是矿工的真实写照。父亲当了一辈子的矿工，到头来他得到了什么?他什么也没得到!不，他得了，他得到的是一生的操劳和默默无怨的付出，还有用透支的身体，换来的那一张张，血红的“先进生产者”奖状。
父亲走时我还是个懵懂少年，我只依稀记得父亲很勤奋，这是一种令我们兄妹不敢挑战的，不可比拟玩命般的勤奋。要知道父亲这种勤奋，具有一般人望尘莫及的非凡性。因为父亲长期从事井下工作，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从医学角度讲不可以，也不可能再去从事超负荷劳动。他只40多岁，就有了可怕的三期矽肺病。矽肺病是矿山井下工人的职业病，解放初期矿山条件很差，企业的劳动保护措施几乎还是空白。加之象父亲那一辈农民工，劳动保护意识不强，完全不晓得工作中花岗岩产生的粉尘，犹如一条条看不见的“毒蛇”，于无形中慢慢侵入他们的肺孔，久而久之，会使他们的肺部板结成块，失去应有的功能，而不能自由呼吸，导致生命之花过早的枯萎。三期矽肺病是这一职业病的顶级，它如癌症晚期般桎梏着父亲有生的岁月。从外表看貌似一个正常的汉子，却是基本上丧失了劳动力。父亲只四十多岁就退休了，那时候在父亲这种年龄退休的矿工还有很多。我知道父亲那一代矿工，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水深火热中获得新生，从奴隶到主人，心中油然生起一种超强的报恩意识。他们工作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只讲贡献。上世纪五十年矿山生产工作条件差，井下深处通风不好，氧气稀薄，他们便赤身裸体不戴口罩打干钻抢进度。血气勇气加蛮气，这种不讲科学的拼命精神，产生的结果是生产一年比一年好，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
父亲退休时的工资只有四十多元，微薄的退休金却要养活一家大小七口人，其难度可想而知。生存的严峻性，迫使得父亲为了解决温饱，铤而走险去挑战生命的极限。父亲退休了本应静养安度余生，可家庭的责任不允许他安享天年。于是父亲拖着病驱，喘着粗气，坚强地与母亲披星戴月，开始了一场垦荒大战。在我的幼年孩提时，我所见到的父亲从早到晚，他几乎都在山上山下，几十块大小不等，长满红薯、玉米、高粮、黄豆等十多种杂粮，和各种蔬菜的坡地劳作。父亲用辛勤的汗水润育了五谷杂粮的生长，也哺育了一代后人的成人。在我破碎的记忆中，父亲还做过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大事。六十年代初矿山的冬天异常寒冷，那时矿山取暖用的是木炭。一些外地人专门到离矿山四五里远的大山，烧木炭卖给职工家属，一担木炭要三五块钱，家家戸户一个冬天烤火烤衣被加起来要买几百斤，算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我们家本来就人口多，工资低，根本无力支出这笔“巨资”。于是父亲作出一个“吓人”的决定，自己上山烧木炭。烧木炭除了要有一定的技术方法，它还是个苦累活，一窑炭原材料(權木)就要砍几千斤。父亲是个讲话算数，做事认真，吃得苦的人。他打听到离家五六里远的江西一座山上，有一个废弃的烧炭破窑，便卷起一床被子，领着十三的哥哥去修窑烧炭。半个多月后，炭终于烧出来了，父亲虽然累得憔悴不堪，心里却充满如释重负般的喜悦。我至今也没弄懂父亲是怎么学会烧木炭这门绝活的，特别是一个三期矽肺病患者，连走路喘气都困难，他又是如何在那荊棘丛生，野畜出没，险象繁生，食不裹腹，举步艰维的深山里，去完成砍柴装窑运送木炭，这一系列健壮人都觉得辛苦的工作的。
父亲去世时还没到五十岁，他在这个世间的一生很短暂，就象一颗流星在天空划过一道微弱的亮光，便悄无声息。我只能在无穷的遐想和怀念中，去寻觅父亲的足迹，感悟他未知的博大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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