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头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发言稿5篇(2)
关于带头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发言稿5篇
关于带头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发言稿篇4
党员干部敢于担当，内涵和要求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从现实要求看，党员干部敢于担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敢于亮剑。
什么是亮剑?就是旗帜鲜明表明态度，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毫不含糊，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从大道理上说，党员干部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党员干部敢于担当必须讲党性，有正确的是非观，在根本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衡量一个党员干部有没有担当精神，很重要的是看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没有正确立场和鲜明态度，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守，看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贯彻是否坚定，看对市委的决策部署是否坚决服从。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干部正是缺乏政治担当，混淆是非玩暧昧：有的人大局意识淡薄，打折扣、搞变通、做选择;有的政治定力退化，听信小道消息，甚至跟风起哄、推波助澜;有的理想信念动摇，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宪政、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否定改革开放等错误思潮不敢亮剑、听之任之，甚至为其俘虏。这样的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时代的考验，最终会被时代所淘汰。现在大家都用微信吧?微信里就不时会冒出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段子，打着所谓“历史真相”的幌子，散布一些歪曲历史、否认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论。面对这些错误言论，党员干部应当敢于站出来说话，敢于表明自己的态度，并给予有理有据的正面回应、澄清事实、教育群众。
从小地方来说，作为基层干部，一定要摸清实情，敢讲真话。科学的决策从来都是建立在对情况的真实掌握基础上。只有说真话，才能做实事。不可否认，讲真话的确在部分党员干部身上是一种稀缺品格。目前存在着一股讲假话、空话、套话之风，一项政策和决策，如果是建立在假话的基础上，势必会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使党和政府丧失社会公信力。就此而言，讲真话，不作假，既是一个人的品格底线，也是一个政党和政府的生命底线。当然，出现不敢讲真话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过多考虑个人的利益，怕得罪人。为了维护所谓的“团结稳定”，无原则地迁就退让，花钱买“平安”。这样下来，最终万马齐喑(yīn，音)，正气不存，大事难为，发展停滞，受影响的最终是一方水土一方百姓。
从个人来说，大家都是年轻人，充满朝气。充满朝气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虚伪、敢于讲真话。有一些所谓的实用主义哲学，将“中庸之道”世俗化，告诫人们要玩虚的，模棱两可不表态，以求左右逢源。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少，像唐朝有个人叫苏味道，文章写得好，当时被称为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官至宰相却以阿谀圆滑为行为准则，常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jiu,旧)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当时的人由此称他为“苏模棱”，成语“模棱两可”就来源于此。下级向他请示汇报，他基本不表态，不得已非要做决断时，就把手放在办公桌边上摸来摸去，迟迟疑疑慢条斯理的说：“这个事，这么办行，那么办行，按你说的也行，究竟怎么办，你好好想想看着办吧。”你看这样的态度，哪里有什么责任和担当?这是典型的只管头上乌纱，不顾治下黎庶，指望他们能造福一方百姓，无异于痴人说梦。年轻人，就要像孟子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就是应该有的担当，也是应该有的朝气。
二是善于落实。
作为党员干部，职务与职责相辅相成，有多大的职务，就有多大的职责。党员干部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在其位谋其职、在其岗尽其责。岗位就意味着责任，责任就要落实，这是履行职责、做好本职工作是最根本的基础。有责任不落实，再夸夸其谈地讲担当，也是“镜中花、水中月”。职责在身，就要“接受任务不找借口、执行任务不讲困难、完成任务追求圆满”，做到守土有责。面对工作任务，我们要扪心自问：自己的职责是什么、目标责任是什么、完成任务的措施是什么、质量和速度如何去保证?一定要认真做实职责范围以内的事、干好自身肩头上的事、抓好主管的事、带好手下的人，确保完成组织和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以行动来落实和践行自己的职责与使命。
当前，我们的干部特别缺乏两种担当。一是缺乏风险担当，急难险重都想躲。现在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软柿子”都喜欢，“硬骨头”都推诿，看到“顺风船”抢着坐，遇到“拦路虎”绕着走，甘当“太平官”，甘当“木菩萨”，甘当“聋哑人”。一句话，就是“怕”字当头，以“拖”为守，浪费岗位资源，影响发展大局。还有一种是缺乏责任担当，遇到挫折失败就推卸。落实责任，开展工作，失误难免，本是极其自然的现象。马克思哲学就讲事物是“波浪式前进”嘛!可是有的人不这样看，寄希望顺风顺水，碰到困难和矛盾就怨天尤人、躲闪回避;有的只揽功不担责，只顾维护自己的“羽毛”，基层工作出彩，他自然“笑纳”荣誉，下面有了麻烦，他唯恐避之不及;有的身处顺境就踌躇满志，身处逆境则暮气沉沉，一旦出现失职失误就心生委屈，没有勇气检讨自己、承担责任，更谈不上从头再来。这种心态，很像西天取经路上的猪八戒，只要有功劳就一定要算他一份;一旦犯了事，就全算在孙悟空的头上;如果“大师兄”没撤了，就主张散伙自己回“高老庄”去。
“为官避事平生耻”。党员干部职责所在，义不容辞，绝不能做猪八戒，而要当孙悟空，有敢于担当之胆之志，还有善于担当之识之能，真正扛起肩上的责任。特别是一些长期不能破解的难题，甚至难以预料的急难险重任务，这是对党员干部特殊的考验。面对这种考验，既要有挺身而出、大胆担责的勇气，也要有头脑冷静、从容应对的静气，缜密考虑，制定预案，果断处置。出现问题和失误，要有胸怀坦荡、承担责任的气度，认真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
三是勇于斗争。
当前党内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四风”的存在影响了社会风气。这些不良风气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人们的言行之中，对人们的思想、心理和情感常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拿咱们醴陵来说，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大走访”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征求的意见里，关于享乐主义的就有不少，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玩风盛行”，干部喜欢打牌。还有干部经商，办企业、做生意，将本职工作当作摆设，甚至借岗位职责之便为自己的生意服务。还有株洲市委督导组组长历铁夫主席提到的，个别“领导同志当公利和私利发生矛盾时，私利公然叫板，或者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小道理来反对大道理，或者借别的事来借题发挥。奇怪的是这些同志的做法竟然得到了少部分同志的赞同。”这就是风气不好嘛!
小平同志说过，“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面对各种歪风邪气，是做挡风驱邪的泰山石，还是做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对每个党员干部都是现实的考验。要当好党员干部，就要对这些歪风邪气勇于斗争。对庸懒散奢现象，对工作不思进取、推诿扯皮的，要敢抓善管、严厉整治;对纪律观念淡薄、作风松懈涣散的，要定铁规、出重拳;对贪图享受、骄奢淫逸的，要敢于动真格、实行零容忍;对一切违法违规违纪的行为，包括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要不留情面、坚决依法依规打击。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始终相信，邪气压不过正气，罪恶见不得阳光。只要每个党员干部都发扬认真精神，敢于较真、敢抓敢管，就会使歪风邪气没有市场，就一定能够实现风清气正。
关于带头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发言稿篇5
担当意识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行为操守和思想境界。强调：“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位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老一辈革命家就曾勇敢地担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历史使命。
心系天下，有险偏向虎山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以三栏篇幅、大字标题刊出“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抢先摆出要“谈判求和平”的姿态。紧接着，20日、23日，蒋介石又连续发出两封电报，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他“共定大计”，且“已准备飞机迎接”。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延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进行所谓的“谈判”，蒋介石就可以把“不要和平”的罪名扣到共产党身上。毛泽东等人召开会议，讨论后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去不去、何时去则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根据情况再行决定。周恩来尚未启程，8月24日，盟国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在继蒋介石“三邀”之后，也发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和谈。美国人的介入，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25日晚，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为了国内和平的实现，毛泽东毅然决定深入虎穴，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前往。大家都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深入虎穴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蒋介石谈判，能够安全返回吗?对此，毛泽东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五人开会。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重庆谈判的胜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全面内战的爆发，而且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和平，为了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涉险来重庆谈判的义举：“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毛泽东的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是共产党领袖在国家、民族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是面对沉甸甸的历史重任时义无反顾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
实事求是，时代责任一肩挑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得以确定。随着周恩来病情的加重，邓小平实际主持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在“_”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都处于混乱状态：经济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遭到破坏，交通运输系统陷入崩溃，军队处于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中而荒废了军事训练，知识分子受到打击，人才匮乏……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顶住来自“_”的压力，努力克服他们的顽固阻挠，以高超的领导才能和势如破竹的魄力，很快扭转了局势。在他的领导下，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并且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局部纠正““””的错误，但不能容忍邓小平全面否定““””。当意识到全面整顿已显现出“同“”唱反调”的趋势时，他对邓小平的不满加剧了。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问题，要求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的决议。在1975年11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做一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评价““””的提议，邓小平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实际上委婉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此后，邓小平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他主持的全面整顿也被迫中断。在个人进退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拒绝作肯定““””的决议，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持实事求是、不因个人利益而动摇的坚定立场。
到1977年，已是73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复出主持工作。他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做点工作。“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这是一种崇高的时代担当，是一种实干兴邦的做事风格，体现了一位历经风雨沧桑的共产党领袖面对历史和人民交给的重任毫不迟疑、挺身而出的忠诚和勇气。
秉直进言，土改纠偏决心大
土改运动初期，由于政策的不完善等原因，各地区普遍出现了“左”的错误，一部分中农利益受到侵犯，中小工商业者也受到冲击，在一些地区还发生了乱打滥杀现象。1947年，康生在山西搞土改，对确定成分搞扩大化，凡是定为地主富农成分的，都被分了土地和浮财，还要拷“底财”(埋在地下的银圆等)。这股“左”倾的歪风也刮到了陕甘宁边区，有人提出要斗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人;还有人将老革命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马锡五称为志丹县的“四大家族”，要清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顶住各种压力，对土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毅然提笔写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力主纠偏。
习仲勋走出窑洞，走进附近村庄，广泛听取农民群众和各方面的建议意见。他在子洲县整整待了9天，扎扎实实地搞调查研究。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危害。偏激极“左”的做法蔓延滋长，一些人鼓动起来所谓“自发斗争”，乘机打秋风，吃大户;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在其列;子长县栾家坪土改变成了干部党员之间的斗争;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进行斗争，杀羊宰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8年1月4日、1月19日和2月8日，习仲勋先后三次致信党中央、毛主席，如实报告了边区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问题及所造成的危害，指出了当前土改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需要加以注意的事项，并说明目前正在努力纠正的情况和将来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习仲勋的报告，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分析，梳理归纳各类数据材料而写成的，不仅客观反映了土改运动的真实情况，而且提出了具有指导性的真知灼见。毛主席看了非常重视，批示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并转发各根据地，及时制止并纠正了“左”的错误。在“左”的风气蔓延、人人自危的关键时刻，习仲勋秉直进言，敢于客观反映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坚决主张纠偏，体现了共产党员在重要问题上敢于建言献策的担当精神。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推动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也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老一辈革命家敢于担当的精神，是中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动力。在21世纪的今天，党员干部要学习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敢于担当的精神，自觉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把岗位当阵地，把困难当磨砺，切实担当起自己的政治责任，带头工作、带头奋斗、带头奉献，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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