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的历史

西晋的历史

　　西晋历史简介

　　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了晋朝，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公园311年，刘聪领匈奴军队攻占了西晋的都城洛阳，俘获晋怀帝，西晋军队则在长安拥立愍帝，延续西晋政权。五年后，即316年，刘曜又率领匈奴军攻破长安，愍帝献城投降，西晋结束。第二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续建了晋朝，史称东晋。

　　西晋的历史仅有五十二年，但它却结束了三国以来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280年司马炎灭吴)，为当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短期的良机。西晋继续沿用曹魏时建立的“九品中正制”选官法，但却弊端百出，成了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工具，形成了等级性的士族门阀制度。西晋还以法令确定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即官品的占田权和隐客制。西晋虽然只有五十二年，但中间却有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反映出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矛盾。

　　西晋的文化程度也很高，名医王叔和著有《脉经》，地理学家裴秀编有《禹贡地域图》，史学名著《三国志》即由西晋时的陈寿所著。

　　西晋的建立

　　曹魏后期，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曹爽为首和以司马懿为首的两个集团的对立和斗争。

　　司马懿，河内温县(河南温县)著名的士族。曹操开始起用他，至曹丕时地位逐渐显要。明帝时，他是指挥对蜀作战的主将。238年，他又率兵平定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成为魏国有声望的大臣。明帝死，年幼的曹芳继位，司马懿为太尉，与宗室大臣曹爽受遗诏共同辅政。曹爽上表推举司马懿为太傅，实际上将他架空。司马懿表面称病，不预朝政，暗中却在布置力量，伺机消灭曹爽集团。

　　249年(嘉平元年)，曹爽等陪同曹芳出洛阳城南拜谒明帝陵，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夺取了朝中大权。251年，司马懿病死，子司马师继续掌权。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次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当政。260年，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于是率数百仆从向司马昭进攻，结果被杀。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

　　公元263年，司马昭利用蜀国内部混乱的机会，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大军分三路攻蜀。时蜀将姜维驻军陇上沓中(甘肃临潭县南)，闻钟会军已至汉中，诸葛绪至武街桥头(甘肃成县西)切断了他的后路，乃率军退回剑阁，抵抗钟会军。西路邓艾军从陇上轻装出阴平道(从甘肃文县经四川平武)，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接连攻下江油、涪城(四川绵阳)、绵竹(四川德阳北)，进逼成都。后主刘禅出降，蜀亡。

　　265年，司马昭子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西晋的统一

　　孙权病死，暴君孙皓继位，政治极端腐败。司马氏灭蜀以后，便在益州大造舟舰，准备伐吴，而孙皓却漠然处之。

　　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晋大举伐吴，步骑二十余万分五路直指建业、夏口、 江陵等地。王浚率水军自巴蜀顺江而下，直逼吴都建业。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吴主孙皓向晋将王浚投降，吴亡。经过九十年的分裂混战，至此中国又重新统一。

　　西晋的政治

　　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它萌生于后汉，形成于魏晋。曹丕为代汉作准备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后来逐渐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为了取得世家官僚的支持，司马氏对他们采取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司马炎建国后，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因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无特权的庶族(又称寒门)联婚和同乘共坐。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他们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庶族即使做官以后，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视。至于那些不愿巴结士族的庶族地主，便一生沉滞，永无晋升的希望。

　　分封诸王

　　在曹爽当政时，有人指出如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能转入他人之手。以后，司马氏果然轻易地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件事在统治阶级中造成很大影响。因此，西晋建国不久便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并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

　　开始是允许诸王自选国中长吏，继而又以户数多少把诸王分为三等，并开始置军。又逐步地使诸王都督各州军事，这样，诸王不仅掌握了封国中的军政大权，而且控制了相当多的军队。西晋分封宗室的目的是藩卫皇室，但后来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诸王大部卷入了争夺中央统治权力的斗争，反而削弱了中央的统治。

　　八王之乱

　　西晋时期，皇室极其腐朽。开国皇帝司马炎就是一个荒淫君主，“后宫殆将万人”。世家大族则贪暴恣肆，奢侈成风。如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

　　大族王恺、石崇互比奢侈，王恺用米浆洗锅，石崇用白蜡当柴;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石崇用锦作步障五十里;王恺涂墙用赤石脂，石崇就用香椒泥。司马炎暗中支持王恺，赐他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王恺拿到石崇面前夸耀，石崇顺手把它打碎，然后叫人拿出三四尺高的珊瑚树六七株，任他挑选。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无动于衷。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如石崇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司马炎死，惠帝即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八王之乱”。

　　所谓“八王”，一般指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长沙王乂和东海王越。他们为争夺中央统治权，先是同外戚杨、贾两家斗争，而后宗室诸王兵戎相见，直到西晋灭亡前夕。

　　306年，东海王越入朝专政，以后又毒死惠帝，诸王力量消耗殆尽，“八王之乱”才告结束。五六年的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

　　西晋的经济制度

　　占田制内容

　　曹魏推行的大规模屯田制度，到魏末已逐渐遭到破坏。到264年，魏元帝下诏罢屯田官，将典农官分别改为太守、令长。次年，晋武帝又重申前令，民屯制度正式废除。

　　民屯废止以后，贵族、官僚争相侵占田地，隐匿户口。原来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穷困。针对这种情况，灭吴以后，西晋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田制。

　　占田制包括下列内容：

　　其一，户调式：凡是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立户的，每年交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男女15岁以下至13，61岁以上至65为次丁)立户的，纳半数。边郡民户的户调，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的纳三分之一。

　　其二，农民的占田和课田：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应种土地的限额，不是实际授与的地数额。在占田之中，丁男有五十亩、次丁男有二十五亩、丁女有二十亩要课税，这叫课田。每亩课田谷八升。不管田地是否占足，均按此定额征收。

　　其三，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荫佃客十五户到一户，荫衣食客三人到一人。

　　占田制影响

　　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制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

　　与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较，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曹魏的田租是校亩计征，占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征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都必须按法定的课田数交租。

　　不过，在占田制的规定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首先，与屯田制下农民相比，占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显然有所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课田有年龄、性别的区别，占田数又高于课田数，这些规定可以鼓励人们去占田垦荒，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晋书·食货志》云：“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均平，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虽有夸大之处，但多少反映出占用制实行后，太康年间的繁荣情况。

　　西晋的灭亡

　　各族人民的内迁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已陆续向内地迁徙。

　　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和补充内地劳动人手的不足，经常招引和强制他们入居内地。

　　各少数族人民内迁后，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地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魏晋时，西、北各少数族人民向内地迁徙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种族很多，主要有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史称为“五胡”。

　　当时，在内地不少地方，少数民族人数相当多，如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少数民族占了一半左右。

　　各族人民的起义

　　各族内迁以后，与汉人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魏晋统治者强迫各族人民纳租调，服力役，“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西晋占田制明确规定了他们的租调负担。汉族的官僚、地主多以少数民族人为奴婢、佃客。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各少数民族对西晋统治者“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反抗不断地发生。

　　西晋后期，先后爆发了齐万年、李特、张昌、王如及杜弢等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其中李特之子李雄还在四川建立了“成汉”政权。

　　西晋的灭亡

　　在各地流民不断起义时，内迁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也相继起兵反晋，其中刘渊、石勒起兵最早。

　　刘渊字元海，匈奴左部帅刘豹之子，汉化程度很深。刘豹死后，他代为左部帅，惠帝时为五部大都督。当李特、张昌先后举兵反晋，宗室诸王混战于北方之际，匈奴贵族共推刘渊为大单于。

　　304年(永兴元年)，刘渊开始起兵。很快发展到五万人，定都于离石(山西离石)，建国号“汉”，自称汉王，“胡”、汉各族很多人归附他。他在军事上也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攻占了太原、平阳(山西临汾)等地，向南迁都于蒲子(山西隰县)。

　　石勒出身羯族，居上党武乡。曾被卖为家奴。刘渊称汉王时，他参加起义。

　　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迁都平阳。接着派王弥、刘曜等率大军进攻洛阳。310年，刘渊死，子刘聪杀兄自立为帝。次年四月，石勒在苦县(河南鹿邑)宁平城消灭十余万晋军，晋军元气大伤。

　　六月，王弥、刘曜等攻下洛阳，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俘获晋怀帝。八月，又攻下长安。后来，晋将贾匹等在关中汉人的支持下夺回长安，迎司马邺为帝，是为愍帝。

　　316年(建兴四年)，刘曜围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曹魏与西晋的中国历史

　　我们都说以史为鉴，如果过分地强调以史为鉴，并不是好事!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过分强调以史为鉴，导致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成一个模式发展，制约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性，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曹魏、西晋，这两个朝代，就是以史为鉴造成的一对怪胎!

　　为什么说曹魏、西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对怪胎?

　　西晋是继曹魏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西晋之于曹魏，从历史演变来看如出一辙，就像今天运用3D打印技术打出的图像,丝毫不爽。下面我从曹魏与西晋的历史演变作比较，让大家认识这对怪胎。

　　先说曹魏。

　　曹魏的创始人是曹操，经历了曹丕、曹睿、曹芳、曹髦 、曹奂等六代君王，其演变过程大致经过了这样五个阶段，在混乱中起事，奉主上以从民望，挟天子以令诸侯，太子之争，禅让等。

　　在混乱中起事，奉主上以从民望，挟天子以令诸侯，太子之争，这些都发生在曹操身上。先说第一个阶段，起步阶段，在混乱中起事。

　　东汉末年，特别是到了灵帝时期，经张角农民起义的冲击，腐朽的东汉王朝分崩离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曹操二十岁举孝廉入仕，本想为朝做一番事业，但处处受到打击，对前程心灰意冷，于是回到老家，盖了一栋茅草房，希望过春夏谈书，秋冬狩猎的世外桃园生活。不久，又因为国家发生金城边章动乱，朝廷又征召曹操为官。后值董卓进京，扰乱宫闱，屠杀臣民，董卓本想表曹操为骁骑校尉，与之共同辅政。不想曹操不与董卓同流合污，于是曹操以献刀为名，刺杀董卓，行动流产，曹操隐名埋姓，逃回家乡。后散发家产，组织义军，企图推翻董卓的残暴统治。十七路诸侯讨伐董卓，袁绍为盟主，曹操代为奋武将军。因袁绍的不作为或无能，行动失败。曹操于是再一次到扬州征兵准备单干，后东郡太守王肱被杀，袁绍举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兖州牧刘岱战死，陈宫等人又推荐曹操为兖州牧，从此曹操有了根据地，结束了流寇生活。

　　不久，汉献帝刘协从李傕、郭汜的狼窝中逃出来，流落到洛阳，曹操看到了机遇，准备迎驾汉献帝。这一举动，遭到大多数人反对，只有荀彧与程昱支持他，荀彧并提出了“奉主上以从民望”的主张。于是，曹操采纳了荀彧“奉主上以从民望”的主张，开启了人生的第二阶段：奉主上以从民望。

　　曹操在董昭等人的配合支持下，以洛阳破败、粮草转运困难为由，将汉献帝挟持到了许昌，并将许昌改为许都，定都许昌。

　　汉献帝到了许昌，到了曹操身边，许昌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圣地，成了有志之士向往的地方。曹操奉主上以从民望，受到了一大部分社会精英的追奉。如曹操先后运用皇帝的名义，表征全国名士。华歆、王朗两人就是从孙权的地盘上奉旨而来。刘表集团中的精英韩嵩奉刘表之命出使许昌，结果受天子之封为零陵太守，甘心情愿地为曹魏集团工作。桓阶，刘表千方百计地与之套近乎，甚至想将老婆的妹妹嫁给他为妻，并任命他为从事祭酒，他也置若罔闻，但却甘心为曹魏集团奔走，在刘表与袁绍相争时，他却劝刘表的部属长沙太守张羡主动投靠曹操，尽管此时他没见过曹操的面，曹操也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个人存在，但他却认为“曹公虽弱，仗义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而讨有罪，孰敢不从?”当时崇拜曹操，为曹操工作，此等例子不胜枚举。

　　袁绍见到这一切也在想心事。当初，汉献帝逃到洛阳时，他的谋士许攸等也曾建议他迎驾汉献帝，他缺乏远见，认为把汉献帝放在身边是个麻烦。有汉献帝在身边，遇事要请示，不请示，有轻视皇权的嫌疑，请示又轻视了自己的权力，所以没有迎驾汉献帝。现在看到曹操利用汉献帝对天下发号施令，人马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袁绍眼红，更让他不服的是，曹操居然以皇帝的命令封他袁绍为太尉，封他曹操为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居然排在了曹操的后面，想到这里袁绍悔恨当年没有勒死曹操。袁绍想将汉献帝弄到自己身边来，最少弄到离自己近一点的地方来，或将汉献帝放在自己与曹操之间的中心地带上，不管哪一种方案，曹操都不予理睬。于是袁绍准备对曹操诉诸于武力，准备消灭曹操，不想经官渡之战，袁绍不但没有消灭曹操，反而被曹操打败了，袁绍怎么也想不通，结果忧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