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下册人教版语文课文朗读
八年级下册人教版语文课文朗读
语文朗读教学是语文阅读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么八年级下册人教版语文课文朗读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八年级下册人教版语文课文朗读，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的第一本书
前几天一位诗人来访，看见我在稿纸上写的这个题目，以为是写我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说：“不是，是六十年前小学一年级的国语课本。”他笑着说：“课本有什么好写的?”我向他解释说：“可是这一本却让我一生难以忘怀，它酷似德国卜劳恩的《父与子》中的一组画，不过看了很难笑起来。”我的童年没有幽默，只有从荒寒的大自然间感应到的一点生命最初的快乐和梦幻。
我们家有不少的书，那是父亲的，不属于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带回一箱子书和一大麻袋红薯。书和红薯在我们村里都是稀奇东西。父亲的藏书里有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的，还有《新青年》、《语丝》、《北新》、《新月》等杂志。我常常好奇地翻看，不认字，认画。祖母嘲笑我，说：“你这叫做瞎狗看星星。”那些本头大的杂志里面，夹着我们全家人的“鞋样子”和花花绿绿的窗花。书里有很多奇妙的东西。我父亲在离我家十几里地的崔家庄教小学，不常回家。
我是开春上的小学，放暑假的第二天，父亲回来了。我正在院子里看着晾晒的小麦，不停地轰赶麻雀，祖母最讨厌麦子里掺和上麻雀粪。新打的小麦经阳光晒透得发出甜蜜蜜的味道，非常容易催眠和催梦。父亲把我喊醒，我见他用手翻着金黄的麦粒，回过头问我：“你考第几名?”我说：“第二名。”父亲摸摸我额头上的“马鬃”，欣慰地夸奖了我一句：“不错。”祖母在房子里听着我们说话，大声说：“他们班一共才三个学生。”父亲问：“第三名是谁?”我低头不语，祖母替我回答：“第三名是二黄毛。”二黄毛一只手几个指头都说不上来，村里人谁都知道。父亲板起了面孔，对我说：“把书本拿来，我考考你。”他就地看坐下，我磨磨蹭蹭，不想去拿，背书认字难不住我，我怕他见那本凄惨的课本生气。父亲是一个十分温厚的人，我以为可以赖过去。他觉出其中有什么奥秘，逼我立即拿来，我只好进屋把书拿了出来。父亲看着我拿来的所谓小学一年级国语第一册，他愣了半天，翻来覆去地看。我垂头立在他的面前。
我的课本哪里还像本书!简直是一团纸。书是拦腰断的，只有下半部分，没有封面，没有头尾。我以为父亲要揍我了，没有。他愁苦地望着我泪水盈眶的眼睛，问：“那一半呢?”我说：“那一半送给乔元贞了。”父亲问：“为什么送给他?”我回答说：“他们家买不起书，老师规定，每人要有一本，而且得摆在课桌上，我只好把书用刀砍成两半，他一半我一半。”父亲问我：“你两人怎么读书?”我说：“我早已把书从头到尾背熟了。乔元贞所以考第一，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了，把‘史承汉'的‘承'字中间少写了一横。”父亲深深叹着气。他很了解乔元贞家的苦楚，说：“元贞比你有出息。”为了好写，后来父亲把我的名字中的“承”改作“成”。
父亲让我背书，我一口气背完了。“狗，大狗，小狗，大狗跳，小狗也跳，大狗叫，小狗也叫……”背得一字不差。
父亲跟乔元贞他爹乔海自小是好朋友，乔家极贫穷，乔海隔两三年从静乐县回家住一阵子，他在静乐县的山沟里当塾师。脸又黑又皱，脊背躬得像个“驮灯狮子”(陶瓷灯具)。
父亲对我说：“你从元贞那里把那半本书拿来。”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要这样，送给人家的书怎么好意思要回来?元贞把半本书交给我时，哭着说：“我妈不让我上学了。”
晚上，我看见父亲在昏黄的麻油灯下裁了好多白纸。第二天早晨，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子里，把两本装订成册的课本递给我。父亲的手真巧，居然把两半本书修修补补，装订成了两本完完整整的书，补写的字跟印上去的一样好看，还用牛皮纸包了皮，写上名字。元贞不再上学了，但我还是把父亲补全的装订好的课本送给他。
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对于元贞来说，恐怕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本书。
父亲这次回家给我带回一个书包，还买了石板石笔。临到开学时，父亲跟我妈妈商量，觉得我们村里的书房不是个念书的地方。我父亲很清楚，老师“弄不成”(本名冯百成，因为他干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村里给他取了这个外号)，为人忠厚却没有本事。父亲让我随他到崔家庄小学念书。我把这本完整的不同寻常的课本带了去。到崔家庄之后，我才知道除了《国语》之外，本来还应该有《算术》和《常识》，因为“弄不成”弄不到这两本书，我们就只念一本《国语》。
还应当回过头来说说我的第一本书，我真应当为它写一本比它还厚的书，它值得我用崇敬的心灵去赞美。
我们那里管“上学”叫“上书房”。每天上书房，我家的两条狗(一大一小)跟着我。课本上的第一个字就是“狗”，我有意把狗带上。两条狗小学生一般规规矩矩地在教室的窗户外面等我。我早已经把狗调教好了，我说“大狗叫”，大狗就汪汪叫几声，我说“小狗叫”，小狗也立即叫几声。“弄不成”在教室里朗读课文时，我的狗却不叫，它们听不惯“弄不成”的声调，拖得很长，而且沙哑。我提醒我的狗，轻轻喊一声“大狗”，它就在窗外叫了起来。我们是四个年级十几个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引得哄堂大笑。课没法上了。下课后，“弄不成”把我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看在你那知书识礼的父亲的面子上，我今天不打你手板了。”他罚我立在院当中背书，我大声地从头到尾地背书。两只狗蹲在我的身边，陪我背书，汪汪地叫着。后来老师“弄不成”还夸我的狗聪明，说比二黄毛会念书。
抗日战争期间，二黄毛打仗不怕死，负了几回伤。他其实并不真傻，只是心眼有点死，前几年去世了。他的一生受到乡里几代人的尊敬。听说乔元贞现在还活着，他一辈子挎着篮子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叫卖纸烟、花生、火柴等小东小西。
那位朋友再来我这里时，一定请他看看这篇小文，我将对他说：“现在你该理解我的心情了吧!”我的第一本书实在应当写写，如果不写，我就枉读了这几十年的书，更枉写了这几十年的诗。人不能忘本。
我的母亲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们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作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赤，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实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寸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惟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以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亮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条小衫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了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经济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最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打相骂的事。她们闹气是，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我母亲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没有听到。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后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儿，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命苦，留不住丈夫来照管她。她刚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 ------ 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藤野先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往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100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弟。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上《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 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 “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很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 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 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7年前迁居 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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