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智慧学习与探讨(2)
中庸智慧学习与探讨篇三
《中庸》是儒家四大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嫡孙子思所作，主要记录了孔子关于中庸思想的言论。西汉时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先后选编《礼记》，两人选文各有侧重、互有优长，但都将《中庸》收入自己所编的《礼记》书中。戴德所编《礼记》选有85篇，史称《大戴礼记》，已多散失，流传未远;戴圣所编《礼记》有49篇，人称《小戴礼记》，为后人所好，今传《中庸》正是小戴的版本。《中庸》开始并不被人看重，直到北宋时开始受人推崇，南宋时大儒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并将《中庸》与《大学》从《礼记》中抽出，同《孟子》、《论语》一起，并称为“四书”，从此成为儒家修身入世的必读经典。
中庸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特点、思维模式、行为习惯的养成，同样起到了至为深远的影响。而文化的发展，从其产生起，很多情况下似乎总是注定了要在截然相反的两种命运中摆动：要么在日趋封闭排斥、保守僵化中走向衰落败亡的结局，要么始终保持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品质，不断开创新境界、步入新辉煌。中庸思想与儒家文化伴随着中国封建主义的盛衰起落，经历了数千年风雨沧桑。正如人之行远，必定蒙落尘垢，中庸思想在数千年的历史长行中，同其最初时相比，早已不甚清新，甚至被附加了许多与中庸的本质相背离的东西。在中国，不知何时起，现实中的“中庸”常常使人读出一些诸如“不思进取、消极守旧、封闭落后、中立骑墙、好好先生”等等此类的意味，如果说这就是所谓“中庸”的实践，则其与孔子创立中庸的追求其实已大相径庭，孔子若泉下有知，怕也要捶胸顿足，长长叹息了。鲁迅在批评国民“中庸”的性格时，就曾举例说：“老先生们保持现状，连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有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两地书》1935年4月)这样的“中庸”既不能让人看到深邃的思想，也不能体现超凡的智慧，反而真让人觉得人性的某种“丑”来。因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要溯本清源，掸拂去蒙蔽在它上面的历史灰尘，焕发出它本有的灿烂光明，为启发民众智慧、滋养民族心灵、推动国家富强，注入源源不竭的强大精神力量。用心读《中庸》，我觉得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非凡品格，仍然足以让后人深思和启迪。
一、中庸是儒家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是人们认识和实践所遵循的思路和途径。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庸其实就是儒家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路线，孔子在《中庸》中借对远古时舜帝的颂扬，作了这样的表述：“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尔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解释了“中庸”的大意，即“执两用中”。这段话后人往往有不同的解读，而不同的解读，又会导致对“中庸”的认知和判断作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我理解这段话的大意应当是：“舜帝是如此的睿智贤明啊!他深入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各方面情况，作出决策时，总要仔细斟酌，摒弃不好的因素，发挥善良的功用，权衡之后，实施对人民最有利的方案。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啊!”应当明确，这里的“执两”并非仅仅探究事物的两端，而是力图深察事物的多方全面;“用中”，并不是简单地妥协折中，而是要筛选择优，确定最适合有益的方案。查看不少有关《中庸》的资料，很多人把孔子中庸思想里的“执两用中”解释为“站在相互对立的事物的两端，调和折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和方案”，又把“隐恶扬善”简单地理解为“隐去别人的恶行和污点，表扬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似乎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在教人如何和稀泥、学做好好先生了，这其实是对孔子本人及其中庸思想的极大误会!倘若这样就是孔子中庸的真意，那么孔子不仅与“圣贤”的褒誉不能相称，甚至有对民族思想“遗祸”的嫌疑了。如果读一读《史记?孔子世家》、《礼记·儒行》、《论语》等，了解孔子的生平经历和理想抱负，就会知道，以孔子入世进取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仁义担当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以其“上弗援，下弗推”、“居上不骄，为下不倍”、“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的独立人格，是不可能发出这样违背儒家大道和信仰的言语的!
由此看来，中庸的“执两”，其实就是“求真”;其“用中”，则语近“务实”。最初儒家这样的中庸，与当今的“实事求是”颇为相通，然而却都不容易实行。中庸之道，虽知其好，真做则难!孔子就此感慨：“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在孔子的眼中，寻常人或许自以为很聪明，然而若要他按中庸之道修炼行事，却连一个月也难以坚持;即使圣人，也常常不能做到，何况凡人!所以在《中庸》中孔子说：“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也。”可见中庸之道，虽然人人皆可亲近，但要达到精深的境界，并能始终坚守不离，则又非常人轻易可致。孔子在《中庸》中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这样的感叹，对于我们从孔子的智慧和思想里寻找到启发和借鉴，始终坚持不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加快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步伐，具有积极借鉴的意义。
二、中庸为“至德”
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把德的有无及高下与国运的治乱盛衰联系起来。在《大学》里，儒家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纲目之说，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基础，“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所要追求的社会抱负和理想，它们以“修身”为联结，前后呼应，层层递进。在儒家看来，“修身”是社会的根本;身不修则不可以齐家，不齐家则不可以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国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应重视以修身为本，否则无疑缘木求鱼，鱼终不可得。这里儒家的修身，其实就是养德。中庸是儒家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被孔子奉为“至德”。这种“至德”常人很难达到，但却人人可以向往和修炼，在无限接近“中庸”的路途上相偕同行。虽然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但也承认：“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虽然修为的境界会有高低，但行走的方向同一，则无论贵为“天子”还是贱为庶民，都能达到内心和外物的平衡与协调，以“致中和”，则圣人“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也就不远可望了。
修中庸之“德”，其要为“诚”。在中庸的观念里，“诚”既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客观原则，也是人在社会交往中和睦共存的主观标准。与自然相处的“诚”，就是要“格物、致知”，了解和把握客观世界的真相，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和谐。孔子在《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其生物不测。”这些都说明天道坦荡无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化育万物，周而复始，以致无尽无穷。人以“诚”的态度去认识和探究自然，不以人为的喜好而掩饰或附加，这样就能更加真切地看清天地自然，顺应其势而作为。而修炼人性之“诚”，则要慎独慎微，使自己始终做到心意真诚。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君子诚之为贵”、“诚其意者，勿自欺也”，要“君子择善而固执之也”。人不自欺，也不欺人，胸怀坦荡，具备了这样“至诚”的品质，就能生化万物、感化民众，激发出人与自然天赋的善良本性。《中庸》有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中庸广大而精微、开阔而包容，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中庸》又记：“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惟天下至诚为能化。”如果人把天赋的真诚的本性推致到细微的事物，这种天性就会在不同的事物上得到显现并光大发扬，从而使事物受到感动进而推动其变化。天下只有道德高尚、秉性真诚的人才具有这种感化民众、推动万物变革竟发的强大力量。《中庸》对于道德的这般推崇，是中国“德治”传统的最早渊源之一，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仍然离不开道德的力量。道德不仅是法治的基础和动力，也是判断法治的直接的价值标准和依据。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每个环节，如果缺乏道德“血液”的滋养，没有“真诚”“至德”的范引和导向，法治就容易沦为暴掠的工具，成为戴在脸上的伪善的面罩!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同样应当成为我们毫不松懈的努力方向。
是啊，如果一个社会道德失去了应有的力量，如果真诚成了社会侥幸才能得见的稀缺品，那将会是一件多么令人悲哀和可怕的景象啊!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我们在物质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不得不承认，在这过程中有不少人在精神的世界里已经陷入了迷途。统计掺水、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抛光米、毒胶囊、染色馒头、三聚氰胺奶，写作抄袭、论文剽窃……哪一件不是令人痛心又伤心!孔子以中庸为“至德”，以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其言虽发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如今重新唱响，这样的声音又何尝已经过时!
三、中庸的开放与包容
只有睿智的头脑，才会有开放的胸怀;只有博大的胸襟，才能有包容的海量。思想的发展如果没有开放和包容的品质，就不能保持长久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这正如开始的泉源，一路流淌，若不能宽广河床，不吸纳涓滴细流，其流就只能越来越小，最后干涸不见。孔子的中庸，无疑具有这样的可贵的品质，尽管它在两千多年的流传中，常常被人扭曲歪解，但它智慧的光明仍然经久不灭，它高远宽广的境界依旧使人迷醉神往!
在孔子的眼里，中庸之道即圣人之道，“其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这是孔子的感叹，中庸之道是如此的伟大，它浩浩荡荡充溢于天地之间，生化万物，美德像天地一样博厚和辽阔。“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君子要尊崇天地一般美好的德行，为人朴实厚道而崇尚礼仪，通过后天的勤学善问，温习已有的旧的知识，并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自己的见解，不仅使自己的思想认识达到宽广博大的宏观境界，而且也使其深入到极其精微细致的微观层面，不断把自己修养道德的境界提升到一片新的更加高尚光明的天地。“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像天地对于万物，其宽广博大，吐故纳新，无不承载，无不包容;犹如四季错综运行，日月交替光明，永恒不息;万物共生，不相妨害，各自遵循其天赋的本性运行，却又彼此宽容而不悖离。在中庸的世界里，“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的德行如川溪长流漫浸，大的德行则使万物敦厚淳朴，化育无穷。这样的中庸，我看不出它怎样狭隘排斥，反而让人看到在这样的一片天地里，万物和谐共生，相互包容成长，呈现在人眼前的，只有一片纷繁多样、生机勃发的多彩景象，哪有一些人眼中“僵化落后、消极守旧、暮气沉沉”的丝毫模样!
而且从孔子个人经历看，他一生好学，对于各种新的知识和思想，总是孜孜以求。他的学问修养，正是追求实践中庸“开放包容”品质的结果。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在修养学识面前，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谦虚慎敬的态度，“好学近乎智”，认为人智慧的增长，来自于不断地学习。他的思想和学说，很多就是在学习借鉴他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西周末年，老子担任周武王守藏室史官时，孔子听说老子的学问和名气，心里很是崇钦仰慕，专门从鲁国带了礼物，来到洛阳登门向老子求教。他对于老子的学问大加赞赏，离开洛阳后，他向人赞叹老子的思想和学问：“龙在天上，在云端，无法琢磨，深不可测。老子就像天上的龙一样啊!”孔子的学说里，包含了很多道家的成分，事实上，儒道之间的密切联系，儒家对于道家的学习和借鉴，早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孔子对于思想守旧而不求进化，是极力反对的，对于思想僵化而不时变的危害，他也有非常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在《中庸》中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至于孔子提出“克己复礼”， 倡导周礼，近人常常把它作为孔子思想倒退落后的事据，其实这种说法经不住推敲。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理性地考察当时的背景，孔子的“克己复礼”不仅不是守旧倒退，反而是思维开明、包容善取，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这正如我们所要弘扬传统文化，难道不正是因为其中有于今可用、适于当今的思想精华吗?如果仅因为它传统，来自于过往，就不加分析地以今世而反求古人，对之一概排斥抛弃，这样不是科学进步，反而是愚昧的表现!这样极端的思想和行为，我们是有过教训的。何况孔子关于“礼”的文化和制度，为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曾经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是有着巨大贡献的。
四、中庸的进取和担当
中庸的境界，是孔子一生的精神追求。在孔子的精神世界里，中庸的思想始终充满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和为世担当的精气神;任何消极避隐、自保其身、好好先生等世俗的画像，都与他“君子”“大丈夫”的人格气质格格不入，毫不相容。凡进过孔庙的人，大概见过孔子的雕塑或画像，他身材魁伟高大，虬须遮脸，荷服仗剑，颇有江湖草莽豪侠、可力举千钧的气象，不是后世话本中细皮嫩肉、弱不禁风的那般书生模样。孔子的一生，是积极进取和为世担当的一生，为此他宁愿放弃名利，远离物欲。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孔子所具有的智慧和学识，在当时的时代，只要他能将自己高贵的人格稍微放低一点，俯就一下当时的权贵，获得显赫的权势和富贵，可以说不会有丝毫的困难。然而当时权贵虽然赞誉孔子的学问，却对采纳实施他的思想和主张并不放在心上;所以常常许以高管厚禄，不过是要拿他当闲养为“仁”的标榜。放弃独立人格和社会理想以获得个人尊崇享乐，自然不会是孔子的人生向往，那样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也就不会有后世永恒不朽的光芒。历史上，高贵的思想和世俗的权势总是充满矛盾;思想的发育成长需要自由的精神空间，而权势威严的满足却要以屈服顺从来体现。孔子一生坚守独立人格，怀抱治国济世的社会理想，他“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在下位，不援上;在上位，不陵下”、“居上不骄、为下不倍”，他“君子之仕，行其义也”，“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等等，这样的执着坚守、不懈追求，这在后世读书人的身上，也常常不容易做到。孔子一生艰辛劳累，少有安逸享乐，致力于传播他的思想和学说，希望为世所用。他收徒讲学，改变了先秦时期学在官府的旧格局，开辟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新面貌;他编校典籍，为保存中华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甚至不顾年高，周游列国，为游说当权者实施他“仁政”的主张，历经磨难而不悔。这些对于孔子来说，并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名利，只是为了他胸中怀有的“仁者爱人”的济世理想。他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了一生，从来没有过妥协和退让。这样一位可为“万世师”的旷古圣人，他的思想和实践，始终保持了积极进取和勇于担当的崇高精神。
《中庸》的内容文字不长，却通篇载满了儒家进取担当昂然向上的精神力量。《中庸》教导人们修身养德，追求“中庸”的“至德”境界。儒家的礼治，也就是德治，把修身养德作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社会抱负的核心环节来推崇和强调。在《中庸》中孔子提出“执两用中”的思想路线，对于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改造主客观世界，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他对于修德“至诚”的阐述，对于“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化”的深刻认识，不仅在漫长的封建时期，这种思想所闪耀的光芒曾经照亮了人们精神里的某些黑暗，即使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对于我们切实抓好社会道德文化建设，真正发挥先进道德文化塑造人、引领人、凝聚人的作用，同样可以使人受到教育和启发，具有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中庸》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指导认识实践的思想路线，引导人们修养道德，它的其他许多论述，也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庸思想积极入世和为世担当的品格，如它论治国之要：“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即使对于当今的个人修养、国家平治、社会和谐，也并非毫无启发的意义。其他等等，《中庸》还有很多论述，同样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和借鉴。如果不以今世而苛求古人，以历史的角度客观地分析，孔子创立的包括中庸在内的思想，在中华民族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无疑都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而这也是儒家为主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其封建的经济政治社会，曾经远远领先于世界他国的重要原因。
五、中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没落
传统儒文化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微而逐渐走向没落，这其实是儒家文化在发展中悖离其中庸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这种悖离又是由儒家文化所维护的封建价值体系所决定的;只要它坚持这种价值体系，那么这种相应的文化发展的命运与其思想路线的悖离就不可避免。文化从来不是空洞的，总是承载着某种价值体系的取向，是价值体系的取舍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其所奉行的思想路线。当为了维护某种价值体系的需要，思想路线与价值冲突时，思想路线往往成为被首先抛弃的对象，而价值则是最后固守的堡垒。思想文化的发展从来没有绝对自由的路径，不会有自然的成长，墨子的思想不为当时诸侯国君所喜，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无不是因为它们顺应或违背了某种价值的需要，才导致这样的历史遭遇和命运。因此，价值的取舍才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国内统治日趋腐败，西方殖民势力加紧入侵，皇权至上的封建伦理纲常及宗法次序，已经成为束缚中华民族复兴图强的最大障碍。这反映在意识形态上，社会思想文化的狭隘封闭、僵化守旧、盲目自大、压制民主、排斥科技等等，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早已远离了中庸的思想路线。今天，我们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有必要回到中庸的路线上来，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在思想文化的层面彻底打破原有的封建价值体系，重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的价值体系，建立起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的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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