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刘禹锡写一封信

给刘禹锡写一封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每每听见有人吟诵这首诗歌，就免不得要想起刘禹锡。下面学习啦小编整理了给刘禹锡写一封信范文，欢迎阅读!

　　给刘禹锡写一封信范文一

　　尊敬的刘禹锡：

　　您好!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每每听见有人吟诵这首诗歌，我的心中就有按耐不住的激动。我常想，能在陋室里写下这样千古绝唱的人，该是怎样的淡泊名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啊!

　　在我的家乡荥阳，有一座以您为主题的公园，在闲暇时，我喜欢到那里去游玩，去感受那里的书香。当我走进陋室，看着如此简陋的屋子，心中不由的感叹：刘禹锡，像你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居然没有被重用，反而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屋子里生活了那么久，真是如您所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啊!

　　刘禹锡，我敬佩您的精神，您一直都是我前进的动力。每当我遇事消沉，遇到问题逃避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您。我想到您怀才不遇，还被贬陋室，但依然微笑面对生活，您没有逃避，没有消极，而是对生活依旧充满了希望。“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周围的环境在你眼里依旧是那么美，丝毫没有因为陋室而有所改变。“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多少高雅之士愿与您交谈。您并没有把来陋室当成是受苦，并没有怨恨上天的不公，恰恰相反，你却把它当成了一种放松“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仿佛是在度假一般。

　　是啊，做人不就是应该像您这样吗?拥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勇敢面对生活。这样一想，我便又重拾了信息和勇气，有了您带来的能量，我就有勇气面对失败，是您改变了我，让我变成了一个勇敢乐观的女孩。

　　刘禹锡，那您知道吗?每当我跨进禹锡园，看见您的雕像，看着那个握笔远眺的您，一种莫名的激动涌上心头。您就是我前进路上的指南针，您会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听，又有人在吟诵《陋室铭》了，或许是另一个被您所影响，所改变的人吧。

　　愿您的精神打动更多的人。

　　一个被您所改变的人

　　2012年11月19日

　　给刘禹锡写一封信二

　　刘禹锡：

　　您好!

　　虽然我不知道作为一千多年之后的我该如何称呼您，但是我知道，“诗豪”这个称号是很适合您的，而我觉得您更像一位姗姗有礼的儒士;一位拥有自己思想不随大流左右的哲学家;一位在政治上因为改革触及了官僚的利益而遭排挤、贬官、流放却依旧心怀节气的人。

　　您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纯粹，一种坚持，一种为国为民着想的精神，您身上的节气是无法诠释的，作为隔世的我们，也只有从您大量的诗歌中，感受您身上所散发的文学气息，缓揣您无法比拟的哲理涵养，再从史料中了解您一生的艰辛。我知道，您有一个不错的幼年和青年时期，您的事业蒸蒸日上，您为了这个国家的子民，实行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但伟大的胜利伴随着牺牲，您的改革波及到保守派的利益，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上书弹劾您，但您还是像以往那样站在一线，同革新派一起上书诠释什么叫做正义，但无奈历史无法一帆风顺的演绎下去，唐顺宗对您的信任一天不及一天，再加上言官不明事理的弹劾，革新派还是失败了，唐顺宗也被迫让位给太子李纯，和您战斗在一线的共事也一个一个遭到重创，随后命运终究还是降临在了您的身上，您同柳宗元等七位共事被流放到荒芜之地，这也是历史上的“八司马事件”。

　　您在这充满了饥荒，落后的无主之地竟呆了十年之久，元和九年，您和其余“七司马”一同被招奉回京，您不顾自身，再次创作一首诗歌来表达自己对这世间的不满，没想到的是这份诗歌得罪了执政，您再次被流放十三年，前前后后二十三年，可以改变太多事物，可以让一个朝代福兴亦可以让一个朝代灭亡。在这二十三年内，我钦佩您的坚持，您所具备的品质，朝廷里那些只会聚敛的顽固派是模仿不来的。在这段时间内，您的诗歌风格也受当地民俗而改变，有时像在幽竹林中的木亭中小惬，有时像在猛浪击石的悬崖边上喊出自己的愤懑，有时又有一种难言的忧伤时常缭绕在心边。贬谪生涯结束后，您重返朝廷为国效力。大家的挽留还是敌不过历史的脚印，一大文学家刘禹锡最后还是随着洛阳天边的那一轮红日逝去了。

　　您所带给我们的节气，教会我们的坚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XXX

　　年月日

　　刘禹锡诗豪风骨探源

　　一代“诗豪”刘禹锡(772-842)离世已经一千一百七十多年了。遥想当年，先生以其耿介、雄健、豪壮之风骨独步于贞元、太和之间。同时代诗人白居易曾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其勃勃英气，由此可见一斑。一千多年来，先生诗文与人品风骨烛照人间，熠熠生辉;自宋以降，研究著述者灿若云霞，趋之若鹜;近年研究机构与纪念馆(所)如雨后春笋，遍及神州。探寻其中奥秘，一位前代古人为何具有如此之魅力?其诗豪风骨形成源流为何?本文拟作初浅探讨。

　　首先，刘禹锡诗豪风骨形成与其家庭出身息息相关。《旧唐书(刘禹锡列传)》载：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绪，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另有资料说，刘禹锡乃匈奴族后裔，其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其父刘绪是天宝末年的进士，曾先后担任淮西从事、淮西府盐铁副使等职。祖父刘锽，先曾任洛阳主簿，后转任殿中丞、侍御史，被追赠为尚书省祠部郎中。安史之乱后，刘绪因避战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便出生在嘉兴这样一个世代为官且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弟。名士权德舆曾夸奖刘绪教子有方，称有“万石之风”。刘禹锡本人则称系中山靖王之后裔。无论刘禹锡是匈奴后裔也好，还是中山靖王后裔也罢，都可以找到刘禹锡耿介、雄健、豪放风骨之注脚。不难理解：马背上民族的后裔，狂放不羁;帝室之胄，傲岸不群。更有传说，刘绪为子取名，是取《尚书》中“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句中之意：即大禹疏通了洪水，造福了百姓，帝舜将一种叫“玄圭”的黑色美玉嘉奖大禹，来表彰他的巨大贡献，故为子取名“禹锡”。又因刘禹锡出生前，其母亲曾梦见“大禹送子”，故字“梦得”。少年刘禹锡从小受祖、父辈及儒家思想影响，耳闻目濡，自小立志高远，追求卓尔不凡，不甘人后。这为他日后世界观的形成和人生价值取向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其次，刘禹锡诗豪风骨形成与所受教育及先贤砥砺亦有关联。刘禹锡之前的士大夫阶层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事业心，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以载道”、“文官死谏、武官死战”之人生信条。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屈原云：“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论语有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南朝鲍照谓“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王勃谓“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更兼有“人有志、竹有节”、“人无刚骨，安身不牢”、“英雄流血不流泪”等古语久传于世;“苏武牧羊”、“文姬归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与其千古绝唱“广陵散”等典故广为传播。刘禹锡生活在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弟，对以上至理名言及人物典故不可能不知晓，相反，他长期在以上氛围和语境中成长、历炼，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显而易见。因此，他的诗文和为仕经历便衍生出一种浩然正气，一种含英吐华的天地精气。

　　第三，刘禹锡诗豪风骨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直接相关。刘禹锡一生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是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时代。纵观其一生遭际，是时代赋予他“扶危亡于既倒、拯大厦于将倾”的历史使命，又是时代铸就他铮铮铁骨和政治家坚贞不屈的品格。此时的李唐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既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又有无药可解的经济问题;既有十分棘手的军事问题，又有弊端丛生的体制问题。一言以蔽之，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就内政而言，史学家公认有“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两大痼疾。安史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他们互相联姻，结党营私;收罗旧部，修城练兵;扩充势力，扣留贡赋;父死子继，擅称名位，自命官吏;私行杀戮，互相攻伐，无视朝庭节制与法令。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竣。藩镇之乱，此起佊伏，迄无宁日。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大举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走梁州，直到兴元元年(784)4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更有甚者是宦官专权。安史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肃宗时期的李辅国、代宗时期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之身执掌兵符，权力更大。德宗出奔奉天时，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以后，宦官以军权在手，又往往代行诏令，因此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到了后期，形成一种左右朝庭、独擅政权的可悲局面。他们掌握禁军、干扰政事、进退大臣，废立皇帝，无所不用其极，如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等所杀，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苏佐明所杀;穆宗、文宗皆立于宦官之手。大和九年(835)，27岁的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和李训、郑注策划诛杀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11月21日，唐文宗以观露为名，欲斩杀宦官头目仇士良，结果被仇发觉，宦官大开杀戒，朝庭重要官员及其家人惨遭灭门。此次事变受株连被杀达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以后再历牛李党争、白马驿之祸，以至黄巢起义，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梁”，史称后梁，唐朝正式灭亡。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危害之深、危害之广、危害之烈的恶果无以复加。与此同时，外患连年不断。回纥吐蕃觊觎中原，不断掠边陷城。广德元年(763)吐蕃犯边、径入长安，唐代宗弃都出走陕州，京师陷落，惨遭战火兵祸。“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站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内忧外患，耗费巨额资财。朝庭府库耗竭，州县贡赋锐减。老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安居乐业。民生凋弊，人民苦不堪言。正所谓“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全唐文》卷七四六)。刘禹锡就生活在这种危机四伏、乱象丛生的乱世。作为体制内的士大夫之一，他与这种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因此自觉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与使命。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敏感前瞻，窥察到未来的祸患，努力寻求救国之道，敢怒敢言，即使孤军奋战也义无返顾。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尽管刘禹锡走过的人生历程，坎坷崎岖，有着太多的血迹和伤痕，但他有着奇迹般顽强的生命，奇迹般顽强的骨头。他是一个真正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人，是一个有坚定信仰不惜粉身碎骨的人，一个屡屡为掌权人物所不容的人，更是一个腰板和脊梁都挺直、永远不绝望的人。

　　第四、刘禹锡诗豪风骨形成与其早年从政及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休戚相关。贞元九年(793)，22岁的刘禹锡考中进士，一举成名。次年登宏辞科，24岁又顺利登吏部取士科，两年之内，三登文科，一时享誉京华。他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描述为“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他还在《子刘子自传》中自豪地写道：“是时年少，士林荣之”。由于才华出众，他29岁便入仕，先后授为太子校书、淮南节度使掌书记、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经御史中丞李汶举荐，刘禹锡调任监察御史兼监察使，负责纠举百官、巡按州县、察视刑狱和整肃朝仪等职责。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也就是刘禹锡33岁那年，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即位时已得中风不语症，但还是立即启用东宫旧臣王叔文(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伾参与朝庭大政决策，并引韦执谊为宰相。王叔文主政后，刘禹锡得到重用，先后擢升为崇陵使判官、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等，并进入中央决策层工作，成为二王革新集团的核心领导成员和耀眼的政坛新星。对于这段史实，《旧唐书·王叔文传》是这样记载的：“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仪，言无不从……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刘禹锡在革新集团中位置靠前，甚至于和二王并列，叔文对其尊崇有加，言听计从;京师人士对刘禹锡如日中天的仕途更是不敢小视。《资治通鉴》卷二三六“顺宗永贞元年”进一步记述了当时中央政事的运行方式：“每事先下翰林，使(王)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之如狂，互相推奖”。由此可知，刘禹锡33岁即进入中央政权，并成为其核心成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因而，“刘禹锡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也表现出了特殊的才干。他曾经日复数千信，每天缄封的面糊就要用去一斗面粉。他干练果毅，很有处理政务的才能，因此王叔文特别看重他，认为他有‘宰相器’”(刘梦初《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第七页)。“永贞革新”以改革当时弊政为目的拉开大幕，“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政治改革，其主要内容有抑制藩镇势力，反对宦官专权与改革德宗朝各项弊政等。这些举措，‘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不仅严厉打击了宦官和藩镇的势力，还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以致百姓相聚欢呼大喜”(喻亮《永贞革新与刘禹锡》)。永贞党人厉已竭节，铲革弊政，简放冗人，节制国用，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刘禹锡刀口起舞，出生入死，充满英雄气概和传奇色彩。但古语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性高于人，众必非之”。永贞革新在唐宪宗和宦官、藩镇以及保守派官僚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刘禹锡的人生遭际也应验了上述古语。一时间，刘禹锡从政治巅峰跌入人生低谷，从繁华京师贬往边远小州，开始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贬谪生涯。但是他的贬谪不是一般的犯罪以后的贬降，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他的贬谪是忠于顺宗而不容于宪宗的结果，是封建政治特有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结果。因此他坚持自己无罪，也从不违心地认错。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改革志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为国者思，为民者谋，不向权贵和邪恶势力低头。即使在贬谪期间，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家统一，“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刘氏集略说》)他利用与诗友及地方官吏互相通讯、唱和的机会，对坚持改革、革除弊政继续进行艰辛的思考、辨析、探索与阐发。关于这点，刘梦初君在《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证据进行系统地考证，他写道：关于农民问题，刘禹锡主张养民致力，厚民之生，轻徭薄赋，宽猛迭用;关于商贾问题，刘禹锡主张抑商重农，固本培根，打击奸巧;关于藩镇权宦问题，刘禹锡主张强加抑制，“诛锄豪右”，而不能一味优宠笼络，放任妄为;关于用人问题，刘禹锡主张任用“简廉奉法”、“明道笃行”的才能之士;关于法制问题，刘禹锡主张以诚信为先，以利民为本，以监督为辅。他以诗文为武器、终身实践着他“致君及物”最高的政治理想，希图辅佐明君，治理国家、关心民生、泽被百姓。他写诗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言之无物”，为写诗而写诗;更不是作秀、炫耀。他的诗都是“指事成歌诗”，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针对性;他写诗，往往都是有感而发，一首诗就是一篇时事述评或战斗檄文。白居易曾形象地描绘为：“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他的《养鸷词》、《武夫词》、《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以及两首玄都观诗即为明证，充分体现了他嫉恶刺邪、坚持抗争的战斗精神。他以诗言志：“莫造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马思边草卷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始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他怨愤而不沉论，亢奋而不狂躁，执着而不拘泥，洒脱而不放浪，既能坚持理想、不改初志，又能通脱达观，与时进退;既能保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开朗、豁达的心态;既不哀伤沉论，也不高蹈出世，人生态度坚定而少偏执……他能洞悉现实人生的苦难，又能直面现实人生的惨痛。……尽管他从小就体弱多病，贬谪中又经历了丧妻逝母之痛，但他却活到了年逾古稀的七十一岁”(刘梦初《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第二五三页)。他是时代的强者，生活的强者，真正的大赢家。他无愧一代“诗豪”之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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