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历史发展文章：曾波村名字的由来

乡村的历史发展文章：曾波村名字的由来

　　编者按：《曾波村名字的由来》一文中，作者为我们讲述了村子“三易其名”变为现今曾波村的故事。故事的过程曲折不定，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村子的名字发展吧!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得从这个屯儿“三易其名”说起。

　　清朝末期，汤原地方有个屯子，在科考中出了一个姓王的“拔贡”。虽然他只是个任教职的三等贡生，可那毕竟也是个吃皇粮的。也是个出门坐轿子、走路有人抬的风光人物。所以，这个屯儿为了沾点喜气借个光儿，从此就正式叫成了“王拔贡屯儿”。后来，一些庄稼人干脆就叫这个屯儿“王拔贡。”

　　一九零六年汤原建县以后，拔贡屯儿不知从哪又来了一个辛姓大户。此人家大业大，陆续建起了正房厢房大院套儿，俨然就像一座小城。乡邻们羡慕的称他家为“辛城”。久而久之，“拔贡屯”自然就叫“辛城屯”给取代了。这一叫，也叫了四十多年。

　　一九四六年，杨曾波的出现，就像在热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并引起了很大一阵轰动。县委、县政府以杨曾波的名字改“辛城屯”为“曾波村”。这是第一次由政府根据群众的意愿而改的村名。单从这个事儿来说，这里就一定承载了许多故事。

　　那么，杨曾波是啥来头儿?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呢?据资料介绍：杨曾波原来名叫赵湛，一九一六年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一九三六年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他怀着极大的热情，辗转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并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年十二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曾历任总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前进画报》社主编和延安大学秘书等职务。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以后，他接受党的派遣，长途拔涉来到东北。积极地投入了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的土改斗争。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晚上，杨曾波在开辟辛城村的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挺进军独立团团长孟继生和混入区中队的坏分子牟国权、李连学等人杀害。此时杨曾波才刚刚三十岁。

　　杨曾波虽然只在辛城呆了七天，但他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无人能比的。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年，但留给后人的精神却是永存的。一九八五年，受县政协文史资料室的委托，我走访了当年的一些当事人。并重点采访了与杨曾波同日晚上一起遭遇袭击的幸存者吴秀石老人。

　　老吴头儿，本乡本土的早就有所耳闻。可寒喧过后刚提起杨曾波的事儿，老人的情绪还是很激动。卷烟的手抖个不停，烟末都从卷纸上抖落下来。他反复地嘟囔着说：“那人才好呢，可白瞎了”。我赶忙卷支烟递过去，并划根火柴点着。他猛吸几口，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唉”地长叹一声，慢声细语地讲起了那几日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往事。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夏天，当时各屯正在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躲在山里的胡子(土匪)也作得更历害了，他们三天两头儿就下山抢东西。知道谁和大户人家过不去就去祸害谁，烧杀抢掠，啥事儿都干。整得人们成天提心吊胆的，谁还敢去分大户人家的东西和土地呀?当时在汤原这一带闹得最凶的胡子有“林同队”“四海队”“占东边”和“老孟队”。其中，老孟队最狠。他要是要不出钱粮，就烧红干锅，把人架在锅上烤。说烧房子就烧房子，什么歹毒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真是让他们给熊住了。就在这个乱八地儿的当口，杨曾波来到了辛城屯。

　　杨曾波挺高个个头儿，背有点儿坨，长挂脸，大眼睛，穿一件灰色连襟长衫，一看就是个挺有文化的人。他来的时候，有个叫王金的给他当副队长，并有区中队的一个班随团警卫。要说这个辛城屯儿呀，那真是最难整了。大户人家多，穷苦百姓也多。富的富得冒油，穷的穷得揭不开锅。有的人家炕上连一领炕席都没有。在这样的屯子搞土改可以想像得有多难。杨曾波到达的当天，就住在了翟荣贵家的三间破草房里。工作队办公室设在东屋。白天在这开会研究事儿，晚间就在这里睡觉。王金挨着门睡在南炕的炕头儿，杨曾波在中间，看屋的青年农民吴秀石住在炕稍。北炕住着区中队的副班长李连学和三名队员。区中队的其他人则由班长牟国权带领住在后院的张立田家。

　　安排妥当以后，杨曾波开始布置任务。并在傍黑的时候对吴秀石说：“小吴，你年轻，要勤遛着点儿，注意听听任保林(伪保长)和于喜(大户)他们说些啥，都有什么动静没有”?然后就打听谁家最穷，谁是工作的对象等。在掌握了基本情况以后，第二天吃过早饭，他就亲自到全村最穷的姜德贵和张万财家，动员他们到村西南角的罗得成家开会。杨曾波详细地询问了他们几个都给谁家扛活，扛了多少年，是长工还是短工，一年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养活家等情况。并向他们讲解了《土地法大纲》，鼓励他们把穷人组织起来和大户人家作斗争。这几天无论是开会还是讨论事情，都是由初通文墨的吴秀石给作笔录。

　　杨曾波这个人能说主意也正，处理啥事儿轻易不表态。但要是他看准了的事儿，说干马上就干，吐口吐沫都是钉儿。深得穷苦百姓的信任。在他来到辛城的第三天，也就是七月十七号，就亲自主持斗争了于喜、王国文和金永久三个大户。七月十九号，又斗争了李恒宾、刘广生等五家大户。同他们在农村的封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面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

　　在短短的七天时间里，杨曾波带领工作队的队员，挨家挨户地走访了全村所有的穷苦农户。通过观察和谈话，了解和掌握了所有人家的经济状况。他对刚刚组织起来的农会干部说：“同大户斗，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要挺起腰杆来。”然后用粉笔和白灰在学校的山墙上写下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拥护土地法大纲”、“一切权力归农会”、“杀人尝命，欠债还钱”等大字标语。从舆论和心理上镇摄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同时也鼓舞了穷苦百姓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的热情。

　　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在群众斗争取得初步成绩，地主阶级的封建势力眼看要完蛋的时候，一场蓄意杀害杨曾波和王金同志以及报复农会干部的阴谋，也开始在以任保林、于喜为首的反动阵营中酝酿形成了。

　　从七月十七日到十九日的三天时间里，混入区中队的班长牟国权和李连学，暗中纠集了几家被斗大户，多次在李恒宾家的下屋里开黑会。阴谋策划杀害杨曾波和王金的具体行动。他们表面装得老实，可骨子里却恨透了土改工作队。而牟国权，李连学和李九子三人，更是以保证工作队安全为名，加强了在村里的巡查和警戒。

　　七月二十日这天上午，从村西门进来两个陌生人，他们自称是卖稻草的。杨曾波通过观察，觉得这两个人不太地道，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便叫来随团保卫的牟国权嘱咐道：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巡逻，特别是要注意陌生人和几个大户的动向。牟国权表面应承，暗中却指使王国文和李恒宾马上去西山给孟继升送信。叫他们明天下山，彻底除掉土改工作队。并约定了接头暗号。

　　通过几天挨家挨户的走访和谈心，农户已经不再惧怕和工作队接近了。走在大街上碰到工作队队员，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躲躲闪闪了。大家都把杨曾波当成主心骨，从他身上看到了翻身做主人的希望。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辛城屯异常安静。杨曾波召集农会干部开会，部署第二天斗争清算几个大户的具体工作。当晚，忙碌一天的杨曾波等人刚入睡不久，李连学就斜挎着匣子枪回到了工作队办公室。按铺位挨个查了一遍后就遛了出去。过了一袋烟的功夫，牟国权也来到办公室。他把桌上带罩的座灯点着后，顺势坐在桌旁的板凳上。慢不经心地卷着纸烟，可眼睛却一直扫视着杨曾波的枕头下面，伺机想偷出他的手枪。

　　七月的天昼长夜短，大半夜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牟国权一看和老孟队约定的时间到了，便以换岗为名，撤下了站岗的区中队队员。然后，几个等得发急的被斗大户马上顶替了岗位。佈置停当以后，牟国权返身进屋摸走了杨曾波的手枪和几个队员挂在墙上的长枪。王金有个习惯，就是睡觉时总把枪压在身底下，所以只有他的枪没被拽出去。刚过半夜，土匪孟继升带人从西门进来。见道上有人巡逻，就叫了一声：“谁”?顶替哨位的人应到：“永生”。孟继升一看是一伙的，便带人到工作队的住处设下了卡子。

　　牟国权进屋看大家都在睡觉，出门领进一个土匪，朝杨曾波的心窝就是一枪。杨曾波猛一激灵，伸手想摸手枪。却被穷凶极恶的王国文从窗外扔进一颗自制的手榴弹砸在身上。三十岁的工作队队长就这样，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王金被第一声枪响惊醒后，马上意识到出事儿了。他趁黑儿一骨碌滚到地下，顺手朝进屋的土匪就是一枪。受了伤的土匪边骂边向王金开枪的位置搂火。第一枪子弹穿透了王金的肚子，第二枪贴着膝盖射了过去。他忍着痛摸进西屋，把枪递给张万财说：“大哥，你看着房门，胡子进来你就打，然后想法冲出去。”可张万财不会使唤枪，端着枪直打哆嗦。王金一看不行，拿过枪打了一下，就从北窗户跳了出去。他带伤跑到东门外的苞米地里，捂着伤口趴在垅沟里不敢动弹。追赶他的土匪也不敢贸然进地，只好咋呼一阵便遛走了。

　　听听没了动静，王金从苞米地里钻了出来，一瘸一拐地来到离地不远的贾海山家。他敲了几下门没有应声，便喘息着说：“大哥，我是工作队的王金，被胡子打伤了，快开开门。”贾海山这才开门把他扶到屋里。然后打发家人找来村长和主任，他们一面派人把王金抬往汤原，一面到县委报了案。

　　就在杀害杨曾波的第一颗子弹打响、王金也开枪反击的时候，从睡梦中惊醒的吴秀石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一颗子弹就贴着他的耳朵射了过去。顿时，鲜血淌了可脖子(所以，后来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贴遛”儿)。两个高个胡子拽起他说：“快点灯。”当他们看到杨曾波已经血肉模糊了之后，便跑出屋外追赶王金去了。

　　七月二十二日，县委得到杨曾波遇害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到辛城村调查并处理善后。人们将杨曾波的遗体用白布缠好，派韩庆福用马车把他拉到香兰。然后用棺材把烈士掩埋在铁路西道口。

　　杨曾波遇害的当天夜里，牟国权和李连学就随土匪逃进了西山。没过几天，李连学又带着一支长枪和一支匣子枪来找区中队。说是打死了几个胡子，投诚来了。宫区长马上叫人把他捆绑起来送到县里。接着，县委又派人侦查并抓到了王国文和于喜。在杨曾波烈士墓前，对这两个败类执行了枪决，用他们的脑袋为曾波祭灵。没过多久，牟国权也落网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后，人们把他的人头割下来，悬挂在县政府门前的大街旁示众。人们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争相观看叛变投敌者的可耻下场。

　　杨曾波从七月十五号到辛城，直至牺牲的七天时间，召开各种会议二十多次。平均每户农家走访两次，有的上门谈心四五次。在贫穷的百姓心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为接下来的土改工作打下了基础。为了永远纪念杨曾波同志，县委、县政府决定将“辛城屯”改为“曾波村。”后来，还把杨曾波的遗骨从香兰铁路道口，迁移到汤原烈士陵园。并竖立了“杨曾波烈士纪念碑，”以激励后人永志不忘。

　　曾波村曾三次以人名易名。而唯独以杨曾波名字命名，是县政府根据百姓的意愿做出决定的。七十多年来，曾波村的大人孩子都知道这个村名的来历，都能讲上一段杨曾波的故事。杨曾波在曾波村人的心里，也成了一座永久的丰碑。

　　【作者：刘国才（公众号：咱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