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的文章精选

　　柴静(1976年1月1日-)，生于山西临汾，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电视编辑专业。是非常著名的主持人。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文学作家。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关于柴静的文章精选，希望对你有用!

　　关于柴静的文章精选1：生命不是用来比较的

　　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独立不是不听话，独立是只听真理的话。

　　很多语言都是假的，只有一起经历过的才是真的。

　　非典期间在医院采访到一个女病人，举着吊瓶，看着摄像拿镜头对着她，转身跟医生说：再拍，再拍我就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都哈哈大笑。911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忍着眼泪说笑，我当时不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最不容易被打败的。

　　有些笑容背后是紧咬牙关的灵魂。

　　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

　　我问路卢安克：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

　　生命不是用来比较，而是用来完成。所以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只是在这个过程里，不断的传播收割自己。虽然有时候这个过程会有些长，可是不要慌，生命没有那么分秒必争。觉得乱的时候，就停下来把字整理清楚。然后再出发。沉住气，忠于内心，生命才饱满。

　　关于柴静的文章精选2

　　十年前，陈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

　　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

　　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象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最后好象钱包也被抢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现金。

　　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

　　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试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象说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

　　就这两个，他没再问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

　　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他心里估计比谁都难受。

　　有次我穿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当时我不理解他，后来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这个腥烈的战场上生存。

　　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了，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

　　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钥匙串上，都是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精光锃亮。 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

　　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这几年，他做时评，天天在新闻的风口浪尖上。

　　有人说，说这些干嘛，就算没有风险，有什么意义。

　　他在书里写到他的节目《新闻1十1》，“多简单的名字，1十1=2，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十1=3。”所以他说的捍卫常识，其实是要用千斤之力来扭住的。

　　他在书里说到喜欢曾国藩，没细说，我大概理解一点，因为想要有所建设的人，多半是象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哪方都不讨好，保守派觉得你冒进，激进派觉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撑。

　　我没听他沮丧抱怨过，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

　　岩松妈妈七十多岁了，我有次见她，老人家看我一会儿，说，老看你节目，别让你妈担心。然后说，“我天天看电视，也替岩松揪着心。”

　　这话我听了心里挺难受，所以有时候也想劝劝他。他就一句话，“有人在前头，你们也好走些”。

　　他这本新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上面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我翻开扉页，上面印着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

　　身为同事，看这书时最触动我的，是他满腔没有说出的话。

　　他曾经以年青人的狂狷，写过《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岁，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我们不多交谈，只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羊肉来了，他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匆匆，匆匆，莫等到了尽头，枉叹此行成空……” 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

　　这是一条最遥远的路,以他的资历声望，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走去。

　　关于柴静的文章精选3：纪念叶企孙先生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