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佛学对武当武术产生的影响

　　武当武术的理论基础是老庄哲学，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说，把宇宙看成一个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过程，而“道反”是老子的一个重要理论。老子认为，“道”能产生天地万物，并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而天地万物运动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就是“反”，亦即《老子·四十章》所说的“反者道之动”。道反的运动规律有两种表现形态。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专门您整理好的：儒家思想与佛学对武当武术产生的影响。

　　儒家思想与佛学对武当武术产生的影响

　　一是循环往复。道以及由道产生的天地万物都表现出循环往复的特点。老子认为，道本身不断地在一逝一返中周行不殆，作圆周运动。武当武术追求生生不息、永不殆尽的养生效果，自然也要采取循环往复这一优化模式。武当武术中的太极、形意和八卦，均以圆弧为本，其他各种拳法在功力的蓄放上，也均以圆弧运动的轨迹作为基础。太极拳以太极图为图徽，在太极图的指导下，其运动方式和路线也成为曲线、弧线和圆线。八卦掌以圆为法，运行轨迹是大圆套小圆，小圆练成无圆，即使是无圆，也是外无圆而内有圆——意念中的圆。总之，无论是走转蹚泥，还是运掌翻飞;无论是起腿、走步、摆足、扣步，还是运用意念炼气，都离不开一个圆(或弧线)，故有人称八卦掌是圆圈连环掌。形意拳中有三圆歌诀云：“胸膊要圆气下沉，脊背要圆是猴形;虎口要圆如三角，三圆齐出是真形。”胸圆、背圆和虎口撑圆是形意拳基本桩式——三体式的规范要求，充分体现了道反之循环往复的特点。

　　二是相互转化。天地万物皆由相反相成的对立面构成，两个对立面在对立运动中不断地相互消长，彼此转化。《老子·二十章》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五十八章》又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无、难易、刚柔、胜败、祸福与进退的运动，莫不相互转化。武当武术秉承这种世界观，极端重视“精气神”的修炼，坚信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尤为注重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从而使神凝而不散。武当武术也用相互转化的观点看待对抗中的大小、快慢、强弱，“攻其所必救”、“攻其所不守”、“攻其所不攻”，其“动中求静，静中求动”，“柔中有刚，刚而不僵”等战术特点，无不体现出变化性。采取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运动方式和虚实转化的手段，体现了事物运动变化、相互转化的本质。武当武术中的太极拳与太极推手等等，也都是循道反之理而成。正如《太极拳使用法》所说：“阴阳相生，刚柔相济，千变万化，太极拳即由此而生也。”

　　儒家思想与佛学对武当武术产生的影响一、“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亦是老子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阴阳学说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面，而且两者之间不断相互斗争、相互制约，从而推动事物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中。包括武当派在内的道教，则将这一理论用于人体，认为人体的阴阳相互平衡是指阴阳协调的生理现象。阴阳平衡时，人体就无病无恙;如若阴阳失调，人体即会出现病理状态。老子还认为，阴阳是“道”、“无”、“一”等宇宙本原得以化生出万物的“中介”。《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二”便是阴阳——两个相互对立的气体，天地万物就是通过它们化合而成的。老子根据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属于矛盾范畴具体形象与表现，诸如长短、有无、动静、虚实、生死、祸福等等，并认为这些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而又可相互转化。他虽然承认矛盾双方的对立与斗争、包含与排斥，但却十分强调矛盾之间的统一和协调，此即《老子·四十二章》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认为，“和”是事物保持稳定的根本要求，生命保持内部的稳定需要“和”，求和是养生的基本原则和要求。首先，人与自然要协调，亦即“道法自然”;其次，人与人应和睦相处，即《老子·四十九章》所指出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道教正是根据《易经》和阴阳五行中的阴阳调和理论，演绎出宇宙生成图示《太极图》的。在这种生成图示的指导下，武当武术从理论和技术上都极力推崇阴阳平衡。如在拳技上，武当拳功的一招一式都是以阴阳协调为根本的。沙国政在《八卦转掌歌》中说：“八卦转掌论阴阳，五行合和内中藏”，“内讲气功分三节，外有手法分阴阳”。王宗岳在《太极拳论》中也说：“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也就是说，太极拳与八卦掌等武当拳功的每一个动作，诸如开合、动静、刚柔、隐显、虚实、缓急等等，都是基于阴阳相互协调这一根本法则而变化的。

　　儒家思想与佛学对武当武术产生的影响二、开放的武当道教融合了诸子学说，殷实了武当武术的思想理念

　　(1)武当武术中隐含的儒家与道家思想相融合的文化理念

　　细究中国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儒学的盛败，往往与道学的兴衰息息相关。儒学的昌盛，一般会抑制道学的发展，儒学的衰落又往往能促使道学的繁衍。在这种你消我长、此起彼伏的运动中，中间的操纵者都是“士”这个阶层。因此，在儒学与道学之间，慢慢地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一般说来，仁爱之心和中庸之道是儒家养生理论的重要原则，但儒家不同时期的养生理论，均直接或间接地被融人道学的养生学说之中，武当武术亦同样如此。例如《老子》一书的言论就吸纳了《诗》、《书》、《易》等儒学思想精髓。而在儒学经典中也有孔子问道于老聃的记叙。孔子问道多涉及养生延命方面的知识，尤其注重心理、精神卫生方面的问题。据《庄子·知北游》记载，“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由此可知，孔子请教的“道”，主要是健身养生知识。其实，孔子对于养生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论语·雍也篇》中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意思是说，仁者时刻要克制自己的私欲，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心静如水，如此才得以长寿。孔子主张的静，与老子提出的“致虚极，守静笃”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孔子还经常带着弟子登山、游泳、歌舞，他本人更是一个驾驭、射箭的高手。可见，孔子养生注重动静结合，并身体力行，是中国传统养生思想的重要来源。

　　(2)武当武术也讲究动静的辩证运用，主张外动内静，动静结合。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就强调“动之则分，静之则合”。由此可见，“以静制动”是武当武术修炼与搏击的指导原则，而这一原则与孔子的主张如出一辙，不能说二者毫无瓜葛。

　　相传，曾子撰著的《大学》，和子思著述的《中庸》，发展了孔子的养生学说，提出了许多有关炼养的理论。《大学》在讲修身的重要性时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于格物。”《中庸》也说：“诚之则明，明则诚矣。”综观《大学》与《中庸》所言可知，修身养性的关键是“正心”、“诚意”，而要做到“正心”、“诚意”，就必须“格物”，即排除来自体内外环境的干扰，如此才能使人的思想进人纯净的境界，这正是炼丹必需的具体步骤。《中庸》的“率性、修道、致中和”，亦是炼丹修炼的纲领。儒学大师们认为，只有正确对待喜、怒、哀、乐(即所谓的“率性”)，以适合自然之道(即“修道”)，才能使体内的阴阳二气达到“中和”，从而消除疾病，保持身心健康，寿命永享。

　　自汉末魏伯阳首撰丹书《参同契》，把儒学周易卦象引人道教内外丹学中，周易卦象与《易传》性命之说便成为内外丹学理论中的重要成分。南宋著名道士陈抟精通易理丹道。《宋史?陈抟传》曰：“抟好读《易》，手不释卷”，撰有《无极图》和《太极图》。陈抟之学影响到了周敦颐、邵雍及二程。周敦颐撰《太极图说》，理学由此兴起。元以后，内丹书亦多引用宋理学理论，如俞谈《易外别传》引邵雍、朱熹等人的学说阐述内丹，而引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者则更为普遍。《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太极图说》则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受此影响，武当武术格外注重阴阳。张伯端的《悟真篇》对内丹的修炼，就十分突出“阴阳”二字，诸如“调停火候托阴阳”、“阴阳得内归交感”，“报言学道诸君子，不识阴阳莫乱为”，“阴阳通数自通神”，如此等等，比比皆是。而太极拳就是借引《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说，和《太极图说》等等而得名，其变化之理深得易学理学之要旨。

　　(3)“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表明儒家对孝道推崇备至。

　　在道教教派中，受孝道影响最深的，当数对武当道教有重大影响的全真教派。王重阳是全真教派的创立者。全真教以三教圆融为指导思想，其中不乏“尊亲”、“养亲”的内容，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孝道对武当武术思想的影响。首先，王重阳将儒学的《孝经》作为人教和传道的必修经书，对那些“不孝”、“不敬”、“不善”之人，拒不传教，并以“忠君王，事父母”为修炼内丹的前提，把尽孝与成仙融为一体;其次，王重阳强调为善慈悲，取儒家忠孝仁慈之说并有所发展;除此之外，王重阳还把道教师徒关系纳人儒家宗法关系之中，以师代父，保证了孝的实践与全真教规不悖，增强了教团内部的凝聚力。王重阳援儒人道的实践，为后来的道教及其武术提倡“全仙道，先全人道”的主张，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武当道教及其武术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并不断地发扬光大，在很大程度上都同它吸收了儒学的宗教伦理有很大的关系。

　　总体说来，儒学对于武当武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人品德修养方面，诸如忠孝、仁爱、中庸与宽恕等等，一言以蔽之，即“道德”是也。儒学的中庸、忍让、仁爱与忠孝所蕴含的人格力量，对武当武术的影响渐远渐深，从而形成了一种谦虚礼让、博大宽容而又奋发进取、不屈不挠的武当武术文化及其心理结构。

　　儒家思想与佛学对武当武术产生的影响三、武当武术中隐含的佛学与道家思想相融合的文化理念

　　佛学的中国化过程，是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其中亦包含与道学思想的相互影响与渗透。佛学对道学的吸收，始于汉魏之际，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主动迎合，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观念的大胆吸收，使得佛学出现方术灵神化的倾向。魏晋时期，佛学进而借助老庄的玄思和魏晋玄学的名相概念来阐发佛理，佛教般若学派的“六家七宗”的出现，就是玄学影响的结果。

　　道学对佛学的吸收也是与其自身发展紧密相连的。道教在魏晋时期能有较大的发展而渐趋成熟，从经书的制定、行为的规范，到道观的建设，无不是吸收仿效佛教体制的结果。而在唐宋文化嬗递的过程中，道教不断地从佛学的哲理中(主要是禅宗)吸取养分，以发展自身的清净空寂的成分，这在武当武术内丹思想中已见端倪。

　　著名史学家、武术家.、淸人黄百家在《内家拳法》中说：“自外家至少林，其术精矣。张三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得其一二者，已足胜少林。”按黄百家之意，张三丰“精于少林”，当包括外家功夫在内。武当内家与少林外家之说，最早见于明清之际，即朴学大师黄宗羲的《南雷文集·王征南墓志铭》。事实上，外家功夫与早期佛教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的武术技击训练法跟佛学理论不属同一体系，并不代表佛门原始拳法，只是古代中国实用武术的一个汇集提炼。尽管如此，黄百家在此处还是点出了少林对武当的影响，也就是佛学对武当武术的影响。张三丰能“从而翻之”，一方面是因为他精于外家功夫，才有了发生质变的前提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是他精于佛学禅理’并能援佛人道，如此才能对道教内丹理论予以提升，使武当武术产生质变的动力。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化的佛学，对武当武术的影响，不只是在外家功夫上，其禅宗哲理也对道教内丹思想的发展有深深的浸淫，这在张三丰之前就是如此，武当武术的内丹思想只不过继承了以前的道教内丹思想罢了。自明以来，武当武术即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武当道派众多，从而衍生出多种武术流派，诸如隐修派、龙门派、华山派、榔梅派、乌龙派以及综合派等等，但总体上可分为正一派(或符篆派)和全真派。龙门派、华山派和榔梅派属全真教派，尚内丹修炼;乌龙派属正一派，主事符箓法令之术，为顺应时世，也习内丹;综合派，二者兼而习之;隐修派是武当传统教派，自宋元以来即从事内丹修炼。可以说，武当武术之所以能在明代发生质的变化，主要在于内丹学说的白渐成熟而促其变化，而谈内丹就不可忽略佛学对其产生的影响。

　　道教内丹学说兴起于唐末五代，至两宋趋于成熟，几乎成为取代内丹以外的一切道教传统的炼养方式。持内丹学说的教派主要是流传于南宋的金丹派及兴起于金朝的全真派(即内丹的南北二派)。虽说这些内丹派系皆自称可追溯至钟离权、吕洞宾一系，但对这些派系影响最深的当数钟吕第四代传人陈抟。陈抟淹通三教，自成一家，在内丹学以及道家易学上建树颇丰，为宋元内丹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当张三丰“隐仙”一派，自称源出陈抟，如其睡功“蛰龙法”就与陈抟丹法有一定关系。

　　陈抟丹法，虽本于《老子》、《周易参同契》，但亦承袭了唐末引禅人道之遗风，吸收了佛教的“空观”理论。唐宋之际，道教内丹术引禅宗之以“空”论“道”，援天台宗之以“观”援“法”。陈抟还给空观赋予了新的内容，从而完善了道教，同时又有创新。他的《观空篇》中有“顽空”、“性空”、“法空”、“真空”和“不空”等五空，而五空之说源出佛门。他在《广慈禅院修瑞像记》中还直接引用了“十地”、“因空”、“无相”、“圆明”、“心印”、“五蕴”、“法相”、“三昧”、“法轮”、“非法”、“非名”等佛家术语。张三丰《金丹诗·十》有“三昧初从离下发，一符始自坎中浮”之说。“三昧”为佛教习用术语，是佛教重要修行方法之一，意思是使心神平静，杂念止息。这里是指三昧真火，即上昧君火，生于心，心外阳内阴，象征离卦;中昧臣火，生于肾;下昧民火，生于膀胱。此三昧火首从君火而发，以心神凝聚丹田，故称“三昧初从离下发”。

　　陈抟以下，其弟子从张无梦、刘海蟾，到张伯端、王重阳，乃至内丹派南宗北宗的形成，其理论都与陈抟丹法相同，他们继续以三教合一理论指导实践，注重从佛教吸取营养，张伯端和王重阳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

　　张伯端，号紫阳，为内丹南宗创始人，其代表作《悟真篇》乃《周易参同契》以来最重要的内丹专著，武当山南岩洞藏的《武当山炼性修真全图》，就是武当道教将《黄庭经》、《周易参同契》及《悟真篇》熔为一炉的作品。张伯端在《悟真篇·序》中自称：“仆幼亲善教，涉猎三教经书”。当他仕进绝途时，遂向往宗教，由儒人道，由道及佛。概观张伯端内丹学大略以禅道结合、先命后性为特征，主张从传统内丹修命人手，修命时强调须用先天精气为药物，炼精气须用元神所生真神为主人，末后则以上求禅宗所求无生空寂、神通妙用之境为究竟归宿。一言以蔽之，可谓由道人禅。”

　　道学极为重视性命之说，钟吕派内丹就以性命双修为宗，但养神修性，道教则稍逊一筹。儒学经典虽隐含性命之指，却没有丹诀传授，故儒学应本不知性命。因此而向佛教取经，是内丹家极为自然的事。但佛教“以性宗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张伯端高唱三教归一，认为“性命本不相离，道释实无二致，彼释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如此说来，道教确应讲究“性命”，且性与命要“兼修”。《悟真篇》七绝第一首就评价“禅宗”说：“饶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抛身却人身。何以更兼修大药，顿超无漏作真人。”此处的“兼”是指性命要兼顾，“大药”则指的是金丹。张伯端吸收佛教之言“性”，却认为佛教中最高深的禅宗亦不高明，有单修性命之嫌。但从《武当山炼性修真全图》中又不难看出武当武术对含有佛学养神修性内容的《悟真篇》的尊崇。

　　北宗全真教王重阳更是不断地从佛教吸取素养以完善道教内丹学说。正如他在《全真集》中所说，“三教搜来作一家”，“道释儒，理最深”。他除了把《道德经》、《孝经》、《清静经》作为传道或授徒的必读经书外，还十分重视佛教的《般若心经》。般若本是梵文Praj?a的音译，为“智慧”的意思，它是佛学特指的能观悟万法性空、觉悟成佛的一种智慧。《般若心经》是唐宋时流传的《大般若经》的节本，它宣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得真心兮无挂碍，无挂碍兮能自在”，特别强调要在思想上无任何执著，哪怕是执著于“空”，也不符合“空观”的要求。他还把佛教心性说融人内丹体系中，主张识心见性，“顿悟而渐修”。“空”的思想在武当内丹思想中也有体现，张三丰《金丹诗?十九》中即有“他房气血浑忘却，宝鼎金炉不用看”之类的说教，总使修炼处于大定大静之中，一任天地自然造化主宰，死心人定，可谓“真空”。《金丹诗·九》又云玄机不许庸人说，大药须令志士尝。”意思是说，大道至易至简，人人皆可修道成仙，“山野愚夫，得之立登仙位”，道不远人。但庸愚之人，纵使将理说得万分明白，他也未必能懂得其中真谛。修道一事，既要勤学苦练，耐得清静寂寞，还要有悟性，明白其中真义。注重悟性，是佛教禅宗的典型特征。显然，武当武术在这方面也受到佛教的影响。武当拳功中的形意、太极、八卦及诸多拳种中的招式，及其攻防进退，是可以传授，可以观摩和学习的。然而，武当拳功各类拳种的不同意境、神韵和内在的气质，则必须先意会，用直觉去领悟，然后在反复的实践中去感受和加深理解，这就是武当武术所遵循的无法——感悟——有法这一无穷变化的过程。

　　武当武术的文化思想理念也是多元共生的。无论是本土的儒学和道学，还是外来的佛学，抑或是诸子百家，都对武当武术文化思想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赋予武当武术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形成了武当武术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社会“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