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考成功的故事6个(2)
关于高考成功的故事篇4：高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恢复高考转眼过去了30年。其间,多少人忧伤,多少人流泪,多少人为伊消得人憔悴,而我衣带渐宽永不悔。
1956年,带着对人生的美好憧憬和梦想,我降临到这个世界。对一个人来说,充满记忆的童年应该是天真烂漫、幸福欢乐的。然而,在我刚刚记事的大脑里,却是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许多家庭没有粮食吃野菜,没有野菜吃树叶,甚至连树皮都扒下来当饭吃。因生活艰辛,走投无路,我亲眼目睹本家的一位叔叔砍头自戕,前邻一位姓张的四奶奶去跳水自尽。在我刚刚懂事正上小学的时候,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我们曾经琅琅读书的校园,霎时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墙内墙外。院子里专门搭起台子,批判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尔后则是两派长矛大刀的厮杀,再后就是荷枪实弹的战斗。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环境中,我度过了宝贵的中学时光。
1973年初,顶着凛冽的北风,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那时,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我所在的生产队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全村带头搞起了工副业,人工生产标准件,销往吉林和哈尔滨。回家一个多月后,父母动员我去那里干活,每月可以挣到300个工分,另加18元的补贴。说实在的,我虽然没有离开过农村,假期也曾挖过河打过堤,但时间都不长。像打铁、拧(套)螺丝这种重体力活,平生还是第一次。早晨天刚亮就起床,下午太阳落地才收工,每天要干十二三个小时。工棚是个东屋,三面不通风。围着通红的火炉,盯着火红的锻件,抡着五磅的大锤,汗水、泪水和着磨破的血水一颗颗掉在地上,顷刻间凝结成一粒粒鲜红的铁砂。那沉重的大锤,打向坚硬的锻件,震撼着我年轻稚嫩的心。当时极“左”横行,“撤掉老头换姑娘,拔掉玉米种高粱”,吃的是高粱米,喝的是高粱粥,连大便都拉不下来。晚上归来,瘦小枯弱的我,像散架的风筝泄气的囊,浑身酸痛,筋疲力尽。而且,就这种工作还要托队长的人情。因完不成指标,我每月要被扣工分、罚款。母亲骂我不争气,别人看我没出息。半年之后,我实在体力难支,一连三天不去上班。这天中午,母亲拿着一根约两分粗一米半长的小棍,厉声喝骂着让父亲打我。父亲接过棍子,严肃诘问我原因,我哇地一声嚎啕大哭,悲愤、委屈、痛苦、绝望的泪水夺眶而出。没有爱,没有温暖,没有理想,没有出路,宛如笼中的老虎折翅的鹰,我流干了泪水淌干了血。漫漫长夜中,望着镶在天边的寒星,挂在疏桐的冷月,我哀伤天堂的美丽,悲叹嫦娥的空寂!我曾想到过出走,可是身无分文,举目无亲,茫茫人海,哪里是我的栖身之地?我曾想到过轻生,站在井边问阎君,人生的苦难有多深?立在河沿问洛神,前面的灾难有多长?我恨苍天无眼,为何让人痛不欲生?我恨大地无情,为何教我以死相许?可怜天下慈父心,难得人间父子情。父亲最终扔掉了手中的棍子,不然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失去一位年轻而无辜的生命,他也会悔恨失去一位倔强而孝顺的儿子。1974年夏天,上级决定大中专招生实行推荐和考试相结合,这一消息仿佛让我在大海中看到灯塔,从荒漠中看到了绿洲。但是,张铁生的白卷,批林批孔的风浪,再度吹灭了我心中求生进取的星星之火,重新掉进了万丈深渊。从此,昔日朝气蓬勃、活泼好动的我,变得心灰意冷,沉默寡言。这年,我得了肺结核,曾两次吐血,住进了县第二医院。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消息传来,真是心花怒放喜欲狂。我小心翼翼地取出封存了五年的书本,轻轻拂去上面覆盖的厚厚尘土,那似曾相识的铅字又跳跃到我的眼前。如豆的煤油灯下,映衬着我清瘦孤单的身影,照耀着我激荡跳动的心。三更未觉五更转,雄鸡一叫恨夜短。几个月下来,我食指和中指的握笔处长出一层厚厚的老茧,案前的笔记也一张张摞起一尺多高。这年不知什么原因我入围却未被录取,第二年终于如愿以偿。吃过黄连顿觉甘蔗之甜,经过寒秋倍感春天温暖。走进渴望已久的校园,漫步在浩瀚的知识海洋,我恨不得将那一行行铅字刻在脑海里,将那一本本书籍吞进肚子里。从此,我重新找回了人生,焕发了青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今我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有一份满意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两个学业进步的儿子。回首往事,思绪万端,我衷心感谢党,感谢高考,是高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是高考点燃了我青春的火焰,是高考给我带来了人生的希望!
关于高考成功的故事篇5：奇迹!卖甘蔗的穷小伙考上了美国大学
一个出身贫寒、初中辍学、曾在深圳街头靠卖甘蔗为生的农家少年，竟在短短8年内，通过一边打工一边自学，先是通过上网学习美国高中课程，拿到了GED文凭(美国高中毕业文凭)，接着他又考上了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
如此巨大的人生跨度，他是怎么实现的?一个卖甘蔗的农家少年，究竟是怎么学会一口流利英语的?……他那自学成才、奋力拼搏的故事，留给了我们别样的人生感动——
大胆!
穷孩子敢和外国大叔交朋友
2003年9月1日，正是开学的日子，15岁的杨义成却跟在父母后面，从村里步行出发，到镇上搭中巴来到市区，然后坐火车去深圳打工。一路上，他看到了很多学生高高兴兴地去学校报到，心中十分失落……
1988年，杨义成出生在江西省丰城市石江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父母身体又不好，他的姐姐杨春燕只读完了小学。而他在断断续续读完初中后，也不得不辍学了。杨义成之所以随父母一起来到深圳，是因为姐姐杨春燕在深圳宝安区沙井镇的一家工厂打工。为了一家人团聚，她用几千元钱给父母和弟弟在沙井镇租了一个小服装档。但因为生意不太好，半年后，杨义成又随父母来到龙岗区布吉镇水果批发市场，租了一个摊位，卖甘蔗等水果。
杨义成每天的工作就是帮父母搬运货物，或者看看摊。后来，他感觉太无聊，便利用晚上逛夜市的机会去旧书摊淘了一些廉价书。尽管他只有十五六岁，却是个有理想、善于思考的人，他买的书大多是励志类或知识类的。
有一次，杨义成在路边的旧书摊看到一本《英语口语三百句》，便买了回去。他想，深圳街头有那么多外国人，如果他们来买水果，自己就可以用简单的英语和他们交流。此后，杨义成帮父母守摊时，只要一有空闲就把书拿出来看看。他的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和勤奋苦读，博得了周围很多居民的好感，他们经常来照顾他的生意。
2005年春，父母因嫌布吉批发市场的摊位租金太贵，想回沙井镇去租个店铺卖水果，杨义成却决定留下来“自立门户”。父母离开后，他独自在布吉租了房，每天踩着三轮车四处叫卖甘蔗。
杨义成性格坚强，为人耿直，只要和他打过几次交道，他就把人家当成朋友。因此，他的生意还不错，每天都能纯赚六七十元钱。每晚收摊后，他就回到出租屋专心看书，还用自己赚来的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自学打字、上网。当然，在大城市做“走鬼”，年少的他也受过很多委屈，比如被城管驱赶、被同行欺负，但他总是含辱忍垢，并坚持以诚待人、以理服人。
杨义成的善良淳朴、好学上进，让每个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赞赏不已。他在街头巷尾边卖东西边看书的情形，渐渐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次，他在东门附近的城中村卖甘蔗时，一个老顾客见他的三轮车上放着一本英语小册子，不禁感慨地说：“小兄弟，我真的很佩服你!每当我在职场上遇到挫折时，总会想起你，因为你比我这个大学生还要刻苦!”后来，他还送了很多书给杨义成。
2005年9月的一天傍晚，杨义成像往常一样在罗湖区人民北路的一条小巷子里吆喝着：“卖甘蔗咯，卖甘蔗咯，又甜又脆的甘蔗哟!”一个老外走到他的摊前瞧了瞧，他马上热情地招呼道：“大叔，买一根吧!”说着就利索地削了一截甘蔗递给他。见老外推辞，他又用生硬的英语说道：“Really sweet(真的很甜)!”老外惊讶极了，“你会说英语?”杨义成脸红了，但他依然憨厚地笑着，“我只会几句……”老外觉得他十分有趣，便用蹩脚的中文和他聊了起来。
这个30多岁的老外名叫Nash，美国人。让杨义成意外的是，第二天傍晚，Nash竟。两人相互学习，用中英文交换着吆喝，那场面十分热闹有趣，吸引了很多路人。
杨义成起初以为Nash只是一时兴起，闹着好玩，没想到他连续一个多月，天天晚上都来帮自己吆喝卖甘蔗。渐渐地，他和Nash越来越熟，就像相处了多年的老朋友似的。而Nash也把他当成了“忘年交”，他告诉杨义成，他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人，2002年离异后来到中国，租住在东门附近的城中村，在深圳中学、沙井中学等多所学校做兼职外教。他喜欢中国的市井文化，但他平时很难接触到像杨义成这样的底层百姓，因为大多数人都对老外敬而远之。因此，能和如此“大胆”而又憨厚朴实的杨义成交朋友，他感到十分欣喜。而另一方面，由于杨义成小时候营养不良，当时17岁的他看起来竟像个12岁的孩子，而Nash教的很多初一的学生都比杨义成高大。这让Nash看到了中国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的巨大差距，他忍不住想帮杨义成一把。见他如此勤奋好学，Nash决定免费教他系统地学习英语。
聪明!
打工少年抓紧机遇苦学英语
杨义成高兴极了，马上带着Nash来到沙井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Nash对两位老人说，他可以负责杨义成的食宿，只要他坚持学两三年，肯定会大有收获，找到更好的工作。杨母却很不放心，在她看来，Nash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她曾听说有外国人在深圳贩毒，担心儿子受骗学坏。杨父则把儿子拉到一边骂道：“你一个卖甘蔗的学什么英语啊!你现在每月能挣两千多元，好好干几年，存几万元回老家去建房子娶个媳妇多好!……”
但杨义成怎么也不肯放弃这个不用花钱就能学英语的好机会。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还是同意了。
2005年11月，杨义成住进了Nash在东门租的房子，正式开始学习英语。由于Nash白天要上班，晚上有时还要去做家教，所以杨义成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学。Nash为他提供了许多教材和英文书籍，并帮他制订了学习计划，要求他每天背大量的英语单词。每天晚上，Nash都要检查他的学习，并纠正他的发音。
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后，杨义成就开始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他还经常试着朗诵英文诗、学唱英语歌、背诵名人演说词，甚至说英语绕口令。就这样，通过“勤奋地背、大胆地说、反复地写、疯狂地练”的方式苦学近一年后，杨义成的英文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Nash交流起来也轻松多了。随后，他又开始通读Nash的英文藏书，包括人物传记、商务、哲学等书籍。有些书很难懂，他常常要边翻字典边读，有时还要依靠Nash来翻译，但他还是坚持读完。除了英文书，他每天还会抽出一点时间来阅读中文版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每晚和Nash讨论、交流。这样时间一长，不仅他开阔了视野，Nash也从中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两人的友情也越来越深，开始以兄弟相称了。
可是，在Nash家住久了，杨义成感到越来越不好意思。他多次想用自己以前积攒的钱去交房租和水电费，但都被Nash拒绝了。后来，杨义成得知Nash交了一个美国女朋友，就更不好意思在他家住下去了。2007年初，他决定在Nash家附近另租一间小房子。Nash希望他留下来，他诚恳地说：“我想在学习之余，抽空卖点甘蔗、水果，半工半读，效果可能会更好。而且，这样我也能挣点小钱，自己解决食宿——我不能一辈子依靠你呀!我不会走远，就住在你家附近，这样我们还能经常一起交流……”
杨义成的话合情合理，Nash只好同意他搬走。但此后，他仍然一有空就帮杨义成学习、卖甘蔗。一次，Nash给一个四川籍男孩做英语家教时，发现这个男孩的抵触心理很强。Nash干脆把他带到杨义成那里，让他看看杨义成是如何一边摆摊一边学习的。男孩被杨义成的好学精神感动了，和他成了好朋友，并一改从前的贪玩叛逆，好好跟着Nash学英语。其父母高兴不已，还认杨义成做了干儿子，此后经常鼓励帮助他。
苦学两年多后，杨义成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不仅能和Nash毫无障碍地交流，甚至还能翻译外国书籍、商务合同等。这时，曾深埋在他心中的大学梦又重新燃起了，但他并没有告诉Nash，因为他知道，Nash不可能帮自己一辈子。更何况，Nash过得也不容易——他先后资助了100多名中国贫困学生，他在中国所有的收入，最终又都归还给了中国。
这么好的一个外国人，杨义成怎么忍心长期连累人家呢?2008年6月，他打算去找一份正式的工作，攒足钱后再回老家考大学。可是，由于没有学历和工作经验，他整整花了两个月都没找到如意的工作，最后进了一家电话销售公司打工。那是一家小公司，根本用不上英语，他感到很苦恼，业绩也一直没有起色。
不过，无论处境如何，杨义成都会在工作之余抽时间坚持学英语，读英文原著、看美剧、上英语新闻网站等等，只要是对听说读写有益的英语资源，都被他拿来认真学习。那些都市白领们津津乐道的《老友记》《人人都爱雷蒙德》等流行美剧，他都看了很多遍。
奇迹!
贫寒小伙子成功留学美国
2008年底，Nash准备离开中国去菲律宾工作。走之前，他特意见了杨义成一面，还给了杨义成几个深圳朋友的联系方式，说：“如果你有困难，就去找他们，也许他们能帮你。”杨义成父母听说后，也赶来送行——这时的他们早已消除成见，对Nash十分感激。他们让杨义成跪谢Nash的帮助，Nash立即阻止，并笑着对两位老人说：“义成的英语能学得这么好，主要还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我只是起了个引导的作用。再说，他是我最好的中国小兄弟，陪伴我度过了3年快乐的异国生活，我还要感谢他呢!我相信，义成将来一定会成功的!”
Nash走后，杨义成继续边打工边自学。在这个过程中，他遭遇了不少经济上和学习上的困难，但自尊心强的他不想麻烦别人，从未向Nash的那几个朋友求助。
可幸运之门偏偏又再次向杨义成敞开了。2009年春节后，他突然接到了Nash的美国朋友Garcia的电话。Garcia是一位在中国做外贸生意的美国女老板，年近40岁。2007年9月，她出差路过深圳时，Nash曾介绍她和杨义成认识。从那时起，杨义成就利用业余时间帮她做过一些翻译资料之类的工作，但都是出于朋友帮忙，没有收取过任何酬劳。
由于Garcia之前的主要业务在北京和上海，很少到深圳来，杨义成与她仅有过一面之缘，帮她做的工作也是通过Nash中转的。但是，Garcia一直没忘记杨义成这个勤奋热情的中国小伙子。2009年初，她在深圳建立了一个业务点，便再次通过Nash联系到了他，表示要请他到自己的公司上班。杨义成又惊又喜。没多久，他就进了Garcia在深圳的分公司。美国公司要求严格，即便是Garcia介绍录用的员工，也必须试用3个月，待考核及格后再正式聘用。杨义成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全力以赴地工作。
通过努力，杨义成获得了Garcia的信任和赏识。2009年5月，他成为那家美资外贸公司的正式员工。当时，他才21岁，只有初中学历，而他的同事们不是美国人，就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杨义成从不掩饰自己的出身和低学历，常常虚心向同事们请教。他坦然的态度和奋斗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每个同事都和他相处得很好，把他当成弟弟一样呵护照顾，他也从同事们身上学会了很多工作经验。
Garcia早就从Nash那里了解了杨义成的身世。上班不久，她就问了杨义成一个问题：“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杨义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上大学!”Garcia竟微笑点头，说：“那好，只要你好好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考上美国的大学，我就资助你去美国留学的所有费用!”杨义成一下子呆住了，真有这么好的事?Garcia再次确定，杨义成才相信自己没听错，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从此，杨义成每天早上第一个来公司上班，兢兢业业地工作，晚上一回到出租屋就挑灯夜读。几个月下来，他竟瘦了十几斤。此时，英语对他来说已不是问题。2009年11月，他考托福获得了80分的好成绩。不久，他便向美国规模最大、学生最多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达德学院递交了申请书，因为那是Nash和Garcia的母校，他希望将来学有所成后能回报这两位美国“大哥大姐”。
2010年3月，杨义成收到迈阿密达德学院的回复信，信中说，由于他只有初中学历，必须获得一个高中毕业考试(GED)的文凭，才能申报美国的大学。美国GED是一门综合性的考试，包括英语阅读与写作、社会、科学、数学等多门学科的内容，而杨义成此时已经22岁了，托福成绩又只有两年的有效期，如何才能尽快攻克这一难关呢?
杨义成坚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那以后，他坚持每天花8个小时上网学习美国成人GED课程，再除去8小时的工作，他每晚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后来，Garcia见他如此拼命，特别批准他每天只上6个小时班。那段时间，他感到压力特别大，而他的四川籍干妈和深圳的一名中学老师(Nash的朋友)给予了他很多鼓励和帮助，为他提供参考资料、指导他更高效地学习。
发奋苦读半年多，2010年11月，杨义成去香港参加了GED考试，并顺利拿到了美国高中文凭。2011年1月，他又去香港参加SAT考试(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成绩过关!随后，他再次向美国迈阿密达德学院发出了申请书，并附上了Garcia及其公司出示的“学杂费保证书”。4月底，他终于收到了迈阿密达德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6月17日，杨义成获得了美国驻广州总领馆的签证。8月初，他飞往美国，开始在迈阿密达德学院商务管理专业就读4年本科学业。
目前，杨义成一边在美国读书一边打工——虽然Garcia承诺会资助他留学的所有费用，但他还是想自力更生，尽量减轻Garcia的负担。至于将来的打算，他准备毕业后先回国帮Garcia打理一段时间生意，等到合适的时机再自己创业。
近日，笔者采访了杨义成的姐姐杨春燕。说到弟弟，杨春燕开心得眼含泪花，“我真为弟弟感到骄傲!同时，我们全家也衷心地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从卖甘蔗的少年到美国留学生，杨义成仅用了8年时间，他的经历可谓奇迹。有人说他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别人的爱心，我们认为这是片面的，真正因素首先是源于他的许多“人性的优点”——乐观、坚强、执著、诚恳、善良等，如果没有这些，他又怎能打动别人、获得帮助?其次，他懂得以心换心、善于抓住身边机会、合理利用人脉资源，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美国“成人教育之父”戴尔·卡耐基曾说过，一个人成功的首要捷径就是学会与人相处。人脉是一个人通往成功、创造财富的入门票。200年前，胡雪岩因为勤奋好学，懂得谦恭做人，慢慢地拥有了良好的人脉，从而得以从一个倒尿壶的小差，翻身成为清朝的红顶商人。如今的社会风气已普遍物质化，越来越多的人们渴望在交际、情感、心灵方面“回归自然”，但很多“时尚”年轻人在成长拼搏的过程中，总是过于浮躁、急功近利，并忽视了从一点一滴的为人处事做起，这样只会离成功越来越远。
杨义成的经历，也许可以给我们的读者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于高考成功的故事篇6：“差生”高三一年大逆转 从三本到北大创奇迹
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2007年2月，他因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面试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读的惠州一中位于哪个省份。
在这所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入过北大的学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绩始终徘徊在二三十分间而不得不改学文科。此后，他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直到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仍然排在全年级100名开外。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文章发表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1万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将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4年的本科学业。 沉浸于文学世界不可自拔成绩在全班稳居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他说：“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待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10分;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诗歌朗诵，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
与这种率性洒脱相伴随的，是考试成绩的红灯高挂。这其实在所难免除了班主任的 英语 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因为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才华为根本。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已经长得比他们还高”。
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也许会将棱角冲刷干净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
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 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400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
不出”。
他觉得应试教育总有些使他“备感耻辱”的等级化仪式和细节：按照学校
规定，考试时的座位顺序要按照上次考试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第一考场，而他每次考试都要提着书包“灰头土脸”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场。一次考试时，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级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场，他便有点幸灾乐祸地去讥讽她，但那个女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上次考试期间生病了，英语没考。”
强烈的碰壁感使他开始考虑与常规的升学之路彻底决裂，他开始想办法给
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 高考 的出路。那时的他觉得，参加高考是对应试教育的妥协，“是一种相当可耻的行为”。他坚信自己的才华能让自己通过一条不用参加高考的路径，进入理想的大学。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获得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3小时积极进行应试训练;第五是制定每天的计划，并严格完成。
带着450分左右的模拟考试成绩和上述五项对自己的要求，孙宇晨进入了高三。他给自己偷偷定下冲刺目标：中山大学，“极限的非分之想”，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的母校。
一年时间成功完成从三本到北大的冲刺
孙宇晨执行五项要求的初始阶段，成效并不明显。他觉得在应试教育体系之中，“坏学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好学生”更多的代价，“众所周知，这年头老师都不怎么愿意帮助后进生。”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就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只想活，没有其他的目的了。”在他看来，到了高三的冲刺期，方法已经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态度和坚持。
渐渐地，他的成绩逼近了600分，但增长势头也就此放缓。他的成绩在590分至600分之间徘徊了很久，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在广东省，600分左右的高考成绩将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无法考上重点大学。
而就在此时，他获得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试资格。当时距离高考，还有6个月。
老师和父母都劝他不要去上海参加复试，因为这将让他缺课至少两周，对于一个成绩正处于瓶颈期亟须突破的高三学生而言，两个星期的意义似乎不言自明。但孙宇晨觉得自己“理想主义开始重新萌动”，抛下所有顾虑，前往上海参加复试。
事实证明，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顺利拿到一等奖，随后的高校见面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看中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给予了他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的资格，可在高考时于录取分数线下20分录取。而这意味着，若想考入北大，他还需要在剩下的5个月内将成绩再提高50分。 此后令他感到神奇的是，他此前最头疼的英语，从参加完“新概念”后的第一次考试起就彻底冲破了瓶颈此前他的英语成绩从未上过100分，而自那次考试起，就从未下过110分。而其他科目的成绩，也都在稳步提升。
他后来如此解释这种“完完全全的飞跃”：每个人的潜能其实往往是被过低的自我预期所压抑，而过低的自我预期则源于外在制度压迫。他觉得，应试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分数崇拜，强调全面平庸。“在应试教育话语体系中，所谓好学生皆是成绩好的，坏学生皆是成绩坏的，分数评价变成了道德价值判断，人格被分数体系不断否定，破罐子破摔也不足为奇了。”在他看来，恰如其分的“新概念”一等奖肯定，是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在他前进的脚步中，高考如期而至。他最终考出语文115分、数学132分、英语130分、综合146分、历史127分、总分650分的出色成绩，成功完成了从三本向北大的冲刺。
在北大相对更加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他如鱼得水。他先习中文，后学历史，成绩稳居历史系第一。他担任北大西学社社长，代表北大赴荷兰海牙参加世界模拟联合国大会，还曾获演讲十佳称号。
在那篇引来近万封回信的《一道论证题》的结尾，他如此写道：“我相信自己的才华从来没有被应试教育的河水冲刷殆尽，而是我真正成功地挑战了应试教育。最后，我仅仅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有理想的人不要向现实低头;二是希望大家一起帮我做这道题目，我希望它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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