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企业家的励志故事介绍
最优秀的企业领导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能尽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懂得做人，善于决策，充满热忱，持续创新，架构关系，激励团队……成功企业家所共同具有的这些良好习惯和素质，使他们脱颖而出，取得成功。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成功企业家励志故事，给大家作为参考，欢迎阅读!
成功企业家励志故事篇1;丁水波
从八九岁时光着脚跑街串巷卖油条、卖冰棍，到17岁时毫不犹豫地退学创业，再到拒绝世界零售巨头并转战国内市场……丁水波的每次“出兵”总是出人意料。
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有一条并不出名的小河，河的两岸出了两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西岸的丁水波和东边的丁志忠。小时候，两人既是玩伴又是要好的同学，长大后，各自创办了闻名海内外的三兴(特步)和安踏，两家企业被认为是当地最具实力的制鞋企业，又因二人代表着两套不同的经营路数，有人便戏称他们为“东邪西毒”。
坐在记者面前的“西毒”丁水波，帅气平和，没有想象中的张扬，时而侃侃而谈，时而低头凝思。他向记者娓娓讲述着自己“非一般的创业感觉”。
辍学少年
1987年，年仅17岁的丁水波放学后回到家里，他轻声告诉父亲丁金朝:“我要退学了。”
和所有出生草根的商业领袖一样，丁水波退学的原因很简单，希望帮家里把生活过得好一些。此时的晋江改革之风日盛，与浙江温州、福建石狮并称“全国三大民营经济摇篮”。几乎一夜之间，许多前些天还在地里插秧的农民洗脚上田，摇身成为穿西装打领带的乡镇企业家。
丁水波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为村里开拖拉机常年奔波在外，生活的艰辛让丁水波很小便担起长子的责任。8岁时一个人光着脚跑街串巷卖油条，9岁时背着一个重重的冰桶顶着烈日卖冰棍。可以想象，一个瘦弱的小孩背着个大冰桶在田间地头高声叫卖时是什么样子，但丁水波的冰棍却总比别人卖得多。
究其原因，丁水波一次会进很多货，遇见地里的农民身上没有带钱，其他卖冰棍的往往扭头便走。而9岁的丁水波嘴巴甜，他会说叔叔你们先拿去吃，第二天再给钱也行!
到1987年，刚刚上完初一的丁水波正好17岁。他敏锐地观察到自己身边的改变，那些被压抑太久的商业细胞如同被释放的精灵。如果一种生意好做，同村族人往往会群起仿效，继而如水银泻地般抱团拥向全国市场。而此时，丁金朝也从一名拖拉机手变成了一家咖啡作坊的小老板，和当时许多仿效“雀巢”取名的咖啡牌子一样，丁金朝的咖啡名叫“喜鹊”。
丁水波告诉父亲他要去学做皮鞋。这种当时只在归乡华侨脚上出现的“奢侈品”已经让十里八乡喧闹起来。对于穿惯了布鞋的陈埭人来说，制鞋是离他们最近的发财门道。
刚开始学做鞋如果稍不留神，锥子会深深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年轻的丁水波却只能含着眼泪继续做。不到半年时间，他便将所有制鞋工艺摸得一清二楚。别人做鞋是一双一双地做，丁水波却先用七八个鞋楦把鞋鼓捣成半成品，然后再一双一双地完成。因为作坊里的鞋楦数量有限，一天下来他做得总比别人多。
100元，当丁水波将他第一个月挣到的钱交到父亲手上时，一个更大的野心已经在他心里萌生。“别人可以搞鞋厂，为什么我不行!”1987年，丁水波用打工积攒的500元钱，和两个结拜兄弟一起创办了三兴公司，倒腾起来。
就在同一时期，丁水波的同学丁志忠也已按捺不住，在距丁水波一河之隔的地方，他和父兄一起开起了自己的作坊。20年后，这家叫做安踏的企业与特步一起被戏称为中国鞋业的“东邪西毒”，共列中国体育用品前三甲。
与此同时，丁水波更多的同学或乡邻也纷纷踏入制鞋业。2008年，在陈埭约3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容纳了3000多家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个小镇每年要为全世界生产7亿双鞋。在陈埭鞋进入品牌战后，40多个同城兄弟更是一窝蜂占领了体育频道每一个广告空隙。CCTV5由此被戏称为“陈埭频道”。
“外销王”
三个老板两个员工，在家门前搭起的竹棚里敲敲打打，不分白天黑夜地赶制出了300多双旅游鞋。然而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一群草根起家的农村创业者，一无原材料采购优势，二无规模化生产条件，甚至连基本的销售渠道都没有，他们凭什么去占有市场?
丁水波唯一的优势便是一无所有，以及由此激发的改变欲望。
一个成都商人给了他机会。对方承诺把鞋拿到当地有名的荷花池批发市场代销，“至于订货款，现在确实拿不出”。
机会像是陷阱，丁水波却毅然把鞋发了过去。童年时卖冰棍的“辉煌”业绩，让丁水波深知诚信在生意场上的作用。
鞋在成都卖得非常好。究其原因，靠近台湾的地理优势，让晋江鞋款式非常新潮，“拿来主义”是中国制造在起步阶段最见效的制胜法宝。一个月后，成都商人将货款和卖鞋赚的钱全部付了过来，只留了几百元生活费。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成为丁水波在销售上的长期伙伴，并要求他立马再做几百双鞋发过去。
丁水波告诉记者，自己在创业的第二年便立志要做晋江最大的鞋企，而20年来他获得的第一个王冠是“外销王”。
上世纪80年代末，凭借侨乡的传统优势，晋江开始出现零星的对外贸易。而到90年代，“倒爷”们俨然成了全国上下最为活跃的人群。“三兴”是晋江第一个做外贸的鞋企，第一双鞋卖给了俄罗斯。丁渐渐发现，自己的鞋除了可以换回卢布，居然还能换回皮毛大衣、钢材、水泥，甚至还能换回飞机。只不过当时直接把飞机带回家的是那个名叫牟其中的重庆商人，而丁只是将自己的“三兴”鞋卖给了牟。
严格意义上说，丁水波通过外贸挖到了他的第一桶金，而其接下来的征伐变得更加势不可当。6年时间，市场版图从俄罗斯逐渐拓展到全世界40多个国家。
丁水波的操作手法现在看来有些简单:通过展会或者海外老乡的关系四处接单，一旦确定目标市场，便不顾一切将它拿下。比如1995年的“美洲之战”，初来乍到的丁水波硬是通过更低的价格和变化更快的款式，把订单从中国台湾、韩国鞋企手中抢了过来。从第一年的两三千双，到最高峰时的一年一两百个货柜，丁水波成为晋江地区枭雄级的人物。
初春的陈埭，天空一片晴朗。“外销王”的桂冠，让丁水波心情大好，殊不知历史正和这个勤奋的晋江人开起了关于时间的玩笑。
“空白地带”
当丁水波在外贸战场欢快奔忙时，乌河对岸的丁志忠正被他的父亲派到北京卖鞋。丁水波和丁志忠二人一外一内的市场分野，决定了特步和安踏一段时间内不会有交锋，但历史最终为他们安排了一场“派对”。
作为这场“派对”的参与者，丁水波显然迟到了。因为直到2001年，他才决定将主战场拉回国内，成为当前国内一线体育运动品牌中最晚的“入局者”。此后“三兴”更名特步，寓意企业以“特殊的步伐”超越突围。而促使丁水波铁下心转战国内的原因有二:
其一，做外贸的货币风险。苏联解体期间，卢布一夜贬值，“今天赚的钱可以买幢别墅，明天就只能买部汽车，到后天连个面包也买不上”。当时三兴大概有60%的销售额来自俄罗斯，卢布贬值让企业元气大伤，在边境城市黑河的冰天雪地里，丁水波欲哭无泪。之前，为了更方便对俄贸易，丁水波曾将黑河整幢友谊商店租下来建成宾馆。突如其来的苏联解体，让丁水波的规划顿成泡影。
其二，1999年前出口三兴鞋利润很可观，而伴随越来越多的晋江鞋企尾随而至，同城兄弟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竞相降价，最终导致了整个外销市场的无限悲壮。到2001年三兴每出口一双鞋的利润几乎忽略不计。
品牌之路已是大势所趋。以前做外贸只管照着别人提供的样品生产，现在从产品研发、生产、到市场推广、卖场设计各个环节都必须亲力亲为，丁水波压力大。
另一方面，此时国内体育用品业竞争也日趋激烈:本土系羽翼渐丰，耐克、阿迪达斯等外来品牌的江湖地位又几乎无人能撼动，只要对手稍稍来点大动作，就可能将稚嫩的特步扼杀在萌芽状态。
“特步的第一步落棋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空白地带，迅速卡位!”
丁水波意识到，在竞技体育目前还远远落后于欧美的中国，必须从国人对运动的理解去挖掘特步的品牌主张。而很多选购体育用品的人并非冲着它的功能性，他们不过是在购买一种时尚、年轻的感觉。
“特步的战略定位就是时尚体育!”如获至宝的丁水波，把消费群聚焦在13～25岁的年轻一族，他把自己在世界各地做外贸时收集的时尚图片交给研发人员，“特步就要这种感觉!”
事实上，如果不是对中国体育用品行业有所了解的人，很难理解特步的这一战略定位对今后企业壮大的作用。面对大量同质化的体育品牌，时尚运动这一细分市场逐渐展现出惊人的张力。2008年，KAPPA、PUMA等时尚运动品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阿迪达斯、耐克等也纷纷向时尚运动领域渗透，佐证了特步最初的市场判断。
风火燎原
一双风火鞋，让业界对初出茅庐的特步产生了“非一般的感觉”。
当时以黑、白为主的冷色系占据了国内运动鞋的半壁江山。通过市场调研，丁水波发现，鞋面用色上的市场空当正是特步的突破口，于是一双红黄色鞋面的“风火鞋”应运而生。殊不知这双外形有点像“风火轮”的运动鞋，居然创下了单品销售120万双的销售神话，其纪录至今无人能破。经销商更是把这款鞋比作“印钞机”，“有多少卖多少”。
跑得早不如跑得快。风火鞋的成功，让丁水波看到了“时尚+体育”产生的市场轰炸力。事实上，特步的超越基因最核心的地方，恰恰在于其将时尚和体育糅合成一种致命的差异化:它把品牌标志设计成一把反叛味十足的“叉”;它打破体育品牌邀请体育明星代言的行业规则，花470万元破天荒地请来娱乐明星谢霆锋。
据说当初特步内部还为究竟是请刘德华还是谢霆锋发生过争执。“刘德华虽然名气大，但特步要的是年轻、叛逆!”丁水波一拍桌子，板上钉钉。
从此，一个个以谢霆锋头像为店招的专卖店在全国开得花枝招展。虽然这种店面形象现在已不知升级了多少代，但在2001～2003年的特步起步期，谢霆锋确实起到了拉升品牌的作用。丁水波和谢霆锋的私人关系也由此建立，他的小女儿至今仍称谢为干爹。
为了让“特步号”看上去富丽堂皇，特步凭借娱乐营销与体育营销双引擎发力。但在2008年的华人娱乐圈，已经很难找到能够拉着特步“跑”的明星，甚至谢霆锋的品牌拉动力也随着特步的崛起逐日减退。2008年，包括潘玮柏、蔡依林、TWINS在内的明星组合亮相特步，这是继百事可乐之后，“明星代言”最为豪华的阵容。另一方面，在娱乐营销效果逐渐式微的大背景下，丁水波在体育营销上再祭杀招。
当前体育界的营销资源无外乎三个方面:体育明星、体育项目、大型赛事。其中体育明星聚焦高端，对传递品牌精神作用明显;体育项目则能促进一个品牌与某个体育品类的对应关系;而大型赛事覆盖面广影响最为宽泛，对提升品牌的行业美誉度效果显著。
作为后来者，一方面一线体育明星被对手们收罗殆尽，而李宁紧盯体操、阿迪达斯紧盯足球、耐克紧盯篮球，能为特步所用的项目资源少之又少。怎么办?2005年，特步以大手笔谈下第十届全运会的独家赞助权，这是国内首家体育品牌对一场大型赛事直接冠名，经此一役特步销量扶摇直上。
北京奥运，品牌鏖战，明刀明枪。同样并非奥运赞助商的特步，随时面临奥组委的红线，丁水波大笔一挥，采取扔炸弹的方式在央视砸下一个亿。
奥运一役再次说明，在被对手围得密不透风的竞争环境里，总有一块云朵会下雨。在时刻考验超越智慧的体育产业，不是强者就一定能胜，但胜者一定为强。
洗骨重生
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和晋江绝大多数出生草根的老板相似，丁水波在创业初期，同样是兄弟姐妹一起赤膊上阵。比如丁水波的妹妹和妹夫，一个为特步鞋业研发的副总裁，一个曾为服装中心的副总裁，多年来跟着丁水波一起冲锋陷阵，血浓于水。
但随着企业发展，目前由特步总部直接发工资的员工便有6000多人。6000多名员工意味着6000多个家庭，丁水波身上的责任越来越大。此外，工厂管理、加工厂协调、供应链管理、财务管理……特步这艘巨轮的分工越来越细，企业的管理之弦越绷越紧。
事实上，几乎所有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将面临一道天然门槛。客观上你在目标市场的布局已相对饱和，主观上企业内部机能已发生改变，特步要想继续超越，必须洗骨重生。
“摆在特步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做小，继续保持家族控制;而要做大，就必需正规化和系统化地运营。”
丁水波斩钉截铁地选择了第二条路，他试图打破家族企业的长城，将特步打造成一艘世界级的巨轮。而上市被看做一次产权明晰的重要契机，通过上市募集的资金才能打开那幅壮丽的航海蓝图:5年内，从中国第一的时尚运动品牌成长为世界第一。
一场声势浩大的空降行动由此展开。目前特步(中国)有限公司十几个总监和九个副总裁中，属于丁氏家族的只有四个，其余全是内部提拔或通过猎头公司推荐来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平均有10年以上的行业经验，在公司管理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特步大楼的电梯口，我们看到了一面引进人才的公示墙，越来越多身着条纹领带、深色西服的新面孔，开始震荡特步原有的家族管理体系。局部性的蜕变逐渐呈现蝴蝶效应，丁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推开了一扇通往阳光的大门”。
对于普通工人，丁水波也在自己办公室的楼下单独辟出一层作为员工休闲区，里面有咖啡、红茶、啤酒、电脑，“工人来办公区要是找不到人，可以坐坐。”而在生产前线，特步给每位工人配备了价格不菲的陶瓷杯，编号后的杯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车间门口。而这些都只是特步尊重员工的部分细节。
成功企业家励志故事篇2：阿曼德·哈默
阿曼德·哈默是美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商界人物之一。他经历丰富、成就辉煌的一生，充分显现了他信念坚定、勇于冒险、不断开拓、独具慧眼的个性。
阿曼德·哈默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曾经涉足过很多完全不同的领域，如铅笔制造、艺术品收藏、酿酒、养殖良种牛，每个行业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直至最终投身石油业，成为主宰世界石油业的几大巨擘之一。
他曾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友谊;与利比亚国王是莫逆之交;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都有密切联系;邓小平曾亲自邀请他到中国访问……有人称他是沟通东西方贸易的“和平使者”，有人赞他是精通百业的“万能商人”，更有人惊叹他是有魔力的“商业精灵”。
哈默的一生像一本精彩纷呈的书。他的故事，就是一个时代风云的呈现。
大学生百万富翁
1898年5月21日，阿曼德·哈默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他的祖父是移居美国的俄国犹太人。父亲朱里埃斯·哈默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过铸造工人，经营过药店和制药厂，后来又通过攻读医学学位成为一名医生。哈默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创新精神。
16岁的哈默在读高中时就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笔巨额生意。他用从哥哥那借来的钱买了辆旧敞篷车，在圣诞节期间为某公司运送糖果，在两个星期内他便还清借款，除拥有了那辆车外还有剩余的钱。
哈默初露锋芒是在哥伦比亚医学院就读时期。当时，他的父亲一边行医一边经营制药厂，一心难以二用，致使药厂面临破产倒闭。这时，他要求颇有经商才华的儿子接管这家岌岌可危的药厂。
为不误学业，哈默邀请一个家境贫困而学习优异的同学住在一起，免费供给对方食宿。条件是这位同学每天去上课，做大量的笔记，晚上带回给他，供他应付考试和写论文。有了这个学习的“替身”，哈默就专心致力于公司的经营了。他改革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推销方法，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推销员队伍，并把公司名字也改为响亮的“联合化学制药公司”。哈默终于把岌岌可危的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过来，雇员从十几人发展到1500人，产品畅销全国，公司开始跻身于制药工业的大企业行列。
就这样，20岁的大学生哈默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百万富翁。同时，他不但如期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全部学业，还荣获医学院荣誉学士会授予的金质纪念章，经商和学习两不耽误。
美苏贸易中间人
1920年6月，由于一次医疗事故，哈默的父亲受审入狱。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老哈默对苏联十分关注，并向被封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提供过必需品。这一突然变故，使年轻气盛的哈默决心完成父亲未遂的愿望，到父亲出生的国家，去帮助苏联战胜正在那里蔓延的饥荒和伤寒。
1921年初夏，哈默到达苏联。战后的苏联百废待兴，哈默在乌拉尔地区考察时，看到了令人心酸的饥荒、疾病和死亡，也看到了巨大的市场：多少矿产急待开采，多少珍宝急待出售，但由于出口贸易的道路不畅，人们只能守着宝山挨饿。哈默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种局面。他火速给哥哥发去电报，让他在美国购买100万美元的小麦运往苏联的列宁格勒港，以易货方式换取100万美元当地产的毛皮和矿产。
哈默的胆识受到了伟大领袖列宁的赞赏，但因为当时党内争论不休，在一片“宁可饿死不卖国”的声音中，列宁决定给哈默以特许经营权，允许他开采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棉矿，从而使他成为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接着，哈默联络了福特汽车公司、美国橡胶公司、艾利斯—查尔斯设备机械公司等30多家美国公司共同与苏联做生意，他被推为这些公司在苏联的总代表。同时，在列宁的过问下，他还担任了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商，这使哈默在苏联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一次，哈默在莫斯科官方的报纸上看到苏联即将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扫盲运动，这则新闻看过后，他并没有往心上去。但是，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苏联商店中的铅笔很少，而且价格很贵。这就是身边的财富呀!他决定兴办铅笔厂，尽管这个想法遭到了周围朋友的强烈反对。但他向来坚持自己的想法，虽然本人并不懂得怎样制造铅笔，但他懂得如何使用懂行的人。
通过对当时老牌铅笔制造商法伯铅笔公司的调研，哈默了解到法伯家族实行封闭严厉的管制，于是他用高薪和自由平等来吸引其精干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用美国的计件工资制度来管理生产，结果第一年就达到了250万美元的产值。1926年，该厂铅笔年产量接近一亿支，钢笔猛增至9500万支，这不仅满足了苏联铅笔、钢笔市场的需要，而且百分之二十的产品出口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家工厂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厂之一，给哈默也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哈默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个年轻妇女为了在哈默的铅笔厂工作，把自己的求职申请递到了最高苏维埃主席那里。但是树大招风，报纸上也开始公开谴责哈默和新经济政策，哈默隐隐意识到，可能苏联要发生变化，自己也要离开了。
哈默在苏联度过了将近10年，苏联成了这位美国青年从百万富翁变为亿万富翁的发迹地。
玩转各行的传奇商人
1930年，哈默回到美国，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活跃的日子，他得心应手，点石成金，涉及了许多领域，赚得了巨额财富。
当时，苏维埃政权对沙皇皇宫里抄出来的大批古董和精致的艺术品并不看重，贫困的人们也往往低价出卖家中的艺术品换钱糊口。哈默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收购工作，时间一长，他竟成为这一行业的专家。
当哈默把这些艺术珍品完好无缺地运到美国时，美国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人都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老古董不会有人愿意购买。哈默非常自信，他先后投资在纽约和洛杉矶建造艺术馆，并挑选精美的艺术品在国内各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很大轰动。他还精心印制了艺术品存货目录，分别寄给美国各著名百货商店的经理，并诚恳说明，愿以零售价40%的折扣将这些艺术品委托商店出售。随后，他又大张旗鼓地举行拍卖会，让自己的艺术品名扬天下，引来了无数顾客。
哈默从来都不会把自己局限于一个领域，在集中精力推销艺术品的同时，他捕捉到一个信息：罗斯福正在走向白宫总统的宝座，如果他一旦当选，那么，1919年颁布的禁酒令将被废除。这将意味着全国对啤酒和威士忌的需求激增，酒桶也将会供不应求。哈默当机立断，立即从苏联订购了几船优质木材，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酒桶厂。禁酒令废除之日，也正是哈默制桶公司的酒桶从生产线上源源滚下之时，他的酒桶被各制酒厂用高价抢购一空。哈默乘胜追击，进军制酒业，开始经营威士忌酒生意。他接连购买了多家酿酒厂，将这些酒罐装成瓶并取得“丹特”等商标。采取大幅度削价和大做广告等手段，哈默很快就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只用了两年，“丹特牌”威士忌酒一跃而成为全美一流名酒，年销售量高达100万箱。
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哈默下一步要干什么，他随兴而为，但却百发百中。因为爱吃牛排他进入了另一个领域，即养牛业，并大获成功。
有一次哈默埋怨市场上买不到优质牛排，他的一名雇工就建议去买头牛杀了吃。牛买回来了，却是一头怀上小牛的母牛。哈默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馋到杀怀孕母牛的地步，于是就交代人把牛放养在庄园里。正巧哈默的邻居是一位养牛专家，专门培育安格斯良种牛，他不仅替哈默买回的那头母牛顺利接产，而且时隔不久，又让这头母牛与他的公牛交配，生下了具有安格斯种牛优良品质的小牛。有了这一事件的启发，哈默头脑中闪现出新的商业脑电波：以酿酒的副产品饲养种牛，岂不是化残渣为黄金之举吗?哈默迅速筹建了一家繁殖种牛的大牧场，并花10万美元买下了20世纪最好的一头公牛——“埃里克王子”。在随后的3年里，仅靠“埃里克王子”就繁殖了上千头牛犊，其中包括6头世界冠军，为他赚了200万美元。哈默也从此由养牛的门外汉变为种牛业公认的领袖人物。
后来，他还介入了广播事业。这些他都未投入很大的精力，哈默的直觉和魄力，加上他天才的经营能力和学习本领使他无往而不胜，成了商界的传奇人物。
巅峰超越成石油大亨
1956年，哈默58岁。他在商战中积累的财富，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他确实打算从商界隐退，安享晚年。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充满诱惑力的石油业又把他吸引住了，他又一跃成为扬名世界的石油巨子。
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家濒临破产的西方石油公司，其实际资产只34万美元，还有3个雇员和几口快要报废的油井，公司的股票每股只卖18美分。有人向哈默建议，投资这家石油公司。因为根据美国政府对石油业的倾斜政策，用于尚未出油的油井的资金无须报税。对于想退休的哈默来说，他无意收购这家公司，还借给了西方石油公司5万美元，让他们再打两口井。如能出油，利润由双方对半分成;如果不出油，哈默投入的这笔资金可作为亏损从应缴税款中扣除。意想不到的是，两口井都出油了，而且含油量还很丰富。哈默喜出望外，抓紧时机购买了大量该公司股票，成为西方石油公司的最大股东，从此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石油事业。
哈默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建立起一个石油王国。他招兵买马，聘请到最优秀的钻井工程师和最出色的地质学家，1961年终于在加利福尼亚钻探到两个巨大的天然气油田。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上涨到每股15元，公司的实力也足以与那些世界上较大的石油公司分庭抗礼了。
那时，世界上大部分富饶的大油田，早已是号称“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的天下，哈默却另辟蹊径，他把眼光投向了利比亚。
在别的石油公司放弃的没有希望出油的两块租借地上，哈默锲而不舍，终于在利比亚打出了一口日产原油7.2万桶的丰产油井，使利比亚人民为本国能出产石油而无比自豪。利比亚国王亲自接见了哈默，对他表示衷心感谢。
在石油行业内，哈默的公司进去最晚，却最早出油。1974年，他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为60亿美元。到1982年，西方石油公司已成为全美第12个大工业企业，成为紧挨着“七姊妹”的世界第8个最大的石油公司!
有人向哈默讨教致富的秘诀：“为什么你从制药到制造铅笔，从酿酒到经营艺术品，从饲养奶牛到开采石油等都能经营?”“生意有其内在的联系，一件连着一件，抓住机会，把握时机，努力奋斗，你就会取得成功。”哈默同时解释，他的成功还在于：一个人要有特别敏锐的商业嗅觉，能把握商业良机，能在不熟悉的领域内抓住关键问题并善于处理。(编辑/李云霞)
世界公民——阿曼德·哈默：1898年5月21日，阿曼德·哈默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他们家是犹太人后裔。父亲朱里埃斯·哈默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阿曼德拥有一颗“点石成金”的聪慧头脑。与红色苏联“亲密接触”，与多国首脑情感甚笃，毕生致力于和平事业，世人皆敬。1990年11月12日，这位百战百胜的“经营之神”、走遍世界各地的公民因病逝世，享年92岁。他是一位万能富豪，有点石成金之功，有海纳百业之术。他更有远见卓识：1921年，他同列宁做生意;1979年，他又同邓小平搞贸易。阿曼德·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西方，他是点石成金的万能富豪，也是第一个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经过30年苦心经营，西方石油公司已成为美国第八大石油公司，第12名最大的工业企业。1986年，公司收入160亿美元，业务遍及五大洲，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有子公司。
成功企业家励志故事篇3：郭浩
“在中国，最赚钱的行业是农业。”通过与中国企业的多年接触，胡润认为，民营企业赚钱最多的行业是农业，希望集团的刘氏兄弟赚钱最多，最有代表性。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多，而且中国的农业以前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最近20多年发展得很快，许多人因此致富，今后农业可能会发展得更快，很多外国农业公司早已盯上中国农业市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的确如此，细数历年来的各种富豪榜单，其中借助农业迅速发家的富豪不在少数，而超大现代农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浩就是其中一位。虽然郭浩远没有刘永好、刘永行兄弟知名，但他也是历年各类富行榜上的常客，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中，他的个人财富就达到了40亿元。
跟着富豪寻找财富机会。作为两岸农业界里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企业家，郭浩摘取农业巨大利润的方式很值得借鉴。
靠电子产品掘得第一桶金
郭浩，本名郭建军，1955出生于中原大地一个贫困家庭。他父亲是南下的老干部，郭家后来就安在了福州。郭浩从小随父在军中长大，12岁便参了军，转业后到一个军工电子企业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郭浩下海，成为中国第一批下海者之一。他走南闯北，做电子元件生意。那时，电子产品非常走俏，广州又是电子产品最为热销的地区，于是，郭浩在广州成立了建华电子公司。
因经营有方，生意红火，建华电子公司在国内大、中城市先后开办了8家分公司。而与郭浩有业务往来的电子企业达到上千家，每年公司的利润都达到上千万元。
在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同时，郭浩帮助许多国营企业解决了生产经营上的难题。他曾多次被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海珠区政府授予“劳动模范”、“营销大王”、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在业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大胆改行，做“下一个世纪”的事情
1994年，郭浩突然丢下炙手可热的电子元件销售领域，大声宣布，他要去做农业。这一消息惊呆了所有熟悉他的人。他的许多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郭浩“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丢掉了一个现成的“大金矿”，他们认定郭浩此次转行必败无疑。
确实，1994年，有多少企业家会想到农业?中国农业始终处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靠一亩三分地不可能打造出百万富翁来，何况当年中国农业看来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不过在国务院，有关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远景中有一条：中国在下一个世纪将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在农业的优良品种选育上，有所突破。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郭浩才大胆决定就去做这个“下一个世纪”的事情：开发中国的生物有机肥和优良农业种子。
在当时，有这个想法几乎就是发疯。搞研发，烧的是钱，哪个企业家有时间将钱烧在农业科研上呢?纵然你开发出再好的有机肥，也无用武之地。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别说生物有机肥，就连天然有机肥——粪肥也几乎废弃不用而用无机肥，他们如何接受生物有机肥?
但郭浩觉得自己很清醒：农业并非人们所说的投资多、见效慢、利润薄，而是所有传统行业中一匹“黑马”。只要人吃饭，农业就是个永恒产业，这个行业潜能无限，这样的商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来，并敢于介入的;搞这样的科研，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好中国的农业科学家，他们是这一产业最为宝贵的财富，谁将他们利用好了，谁掌握了农业的核心技术，谁就最具有发展前景。
郭浩丢下广州的生意，回到福州。他从北京、广州、福州召来全国最为著名的农业生物技术专家和种子专家，立下科研项目——这同时获得了大量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经费，开始了生物有机肥的研发和农业优质品种的开发。
很快，“超大”的科研有了成果。但是他们陆续推出的“超大”有机肥、“超大”种子却难以推开——农民不买账!这样的对比太富有刺激性，太富喜剧性了!一方面，农民对“超大”的有机肥、蔬菜良种疑虑重重;另一方面，“超大”试验田中的农产品是那样丰硕。
一样的土地，一样种了大白菜，是“超大”引进或培育的种子，用“超大”的有机肥，种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不仅产量高、病虫害少、总体成本低，更重要的是，它好看、口感好——郭浩是一个商人，他从这个滑稽剧中看到了商机：一亩地，用“超大”的肥种出的蔬菜，成本比普通的要低很多，其利润空间是成本的好几倍。
打造中国模式的农业基地
去做农业，就要从一个电子产品销售大王的“劳动模范”，变身一名真正的农民。但是，郭浩不可能去重复中国普通农民的故事，他将眼光瞄向了整个世界。
在世界上，有荷兰的温室农业，有以色列的滴灌农业，有美国的现代化大田农业，这些农业都以现代科技、现代生产技术以及规模化进行大农业生产，而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与世界农业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中国落后的农业业态，生产出来的农作物与国外也无法比拟，产量低、品质差，而且国外所提倡的有机、绿色、无公害食品，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中国哪是什么农业大国，更不要说是什么农业强国了。”郭浩感叹道。
于是，郭浩求助于国务院农业部等政府部门——毕竟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情。后来，他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并获得了开展推广“超大”试验田的开发研究基金。
此外，在“超大”背后，有一大批专家参与了这项工作，在“超大”的智囊团中，有著名的农业专家、中科院院士谢联辉、德国波恩大学、植病所所长CetinSengonca教授等一大批专家。借助这些农业精英的头脑，一个要发展与国际直接接轨的现代农业的规划逐渐在“超大”成熟。
“超大”农业，一切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操作。首先是基地。农业专家们在福州附近选择合适的基地，他们从气候、水源、土质等方面进行考察，最终将目光固定在泉州。
土地，土地从何而来?租赁，向农民租赁土地。郭浩找到当地政府，由政府出面，将农民的土地集中收回后，重新租赁给“超大”。“超大”付出每年每亩380元左右的租金，由政府直接返还给农民。
1997年，超大集团的第一块农业基地——占地800亩的泉州基地正式启动。
“超大”农业基地从全国各地召来农业专家、大量农业技术人员，以及各地的种植能手，产业工人主要从租借土地的农民中挑选;种子、有机肥是超大集团自己生产的;农药由超大的联盟企业——浩伦生产;基地的每一块土地，都要严格地按照要求定期检测，以指导选择种植品种、施肥、喷灌水量……
结果，“超大”基地生产出的蔬菜一上市，就大受欢迎。
疯狂的“圈地运动”
第一块基地的成功，令郭浩为之精神大振。于是，他悄悄刮起了一场他所称的“圈地运动”。从海南到辽宁、沿海发达地区，都布下“超大”的基地。至今，“超大”的蔬菜基地已扩张到10万亩以上。
作为销售大王的郭浩，充分利用“超大”产品的优势，大打“超大”市场“侵略战”：每新到一个地方，“超大”将产品送入超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地大搞直销，以吸引眼球，“超大”蔬菜的天然优质品质自然赢得人们的注意，从而打开市场。郭浩说，他几乎不打广告，“我的产品是最好的广告”。
走在中国农业最前列的郭浩知道，“超大”超速发展的时机已经来临。于是，他转身朝向国际资本市场。经过一番运作，2000年12月15日，伴随着一记响亮的锣声，“超大农业”正式在香港上市，“超大”为此圈得6亿港币。“我要做的是形成一条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打造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农业航空母舰。”郭浩雄心勃勃。
为进一步提高蔬菜的品质，“超大”的基地有近10%采用智能大棚温室栽培，从西班牙引进全套温室设备，并从以色列引进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滴管技术与全套设备。“无论在技术上、设备上、品种上，‘超大’都没有理由落后于国外农业。”郭浩说。他为“超大”产品“出路”开辟了4条网络：单位配送网络——专门向部队、学校、饭店、酒店等单位配送;批发网络——在批发市场向超市等批发;连锁专卖网络——仅在福州，“超大”就建起了8个“超大”果蔬专卖店，专门销售“超大”的果蔬产品;出口网络——这是郭浩最为看重的一条网络。
2001年，“超大”的果蔬产值将近10亿元，其中出口量占40%左右。2002年以来，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因所谓的“绿色壁垒”而连续受阻，出口量大幅下降，“超大”的产品却大幅上升。“‘超大’的产品不仅要在国内做大，更要在国际上打响我们的品牌。”
“此外，在做果蔬农业中，容易忽略但又是非常需要投入，也非常能够为产品增值的是产品的加工——深加工、冷冻、冷藏等，这也是建立现代农业的一个基础性项目。”在全国，“超大”的20多个基地，每一个基地都建有这样的加工厂。
经过几年的努力，“超大”在全国构建出一条从生产、保鲜、深加工、仓储、运输，到“超大”绿色有机农产品城市连锁专卖、单位配送、出口、批发网络的产业链。
2001年，“超大”又斥资近亿元，建立了完整的农业电子商务平台。
深藏不露的农业大鳄
“将来的‘超大’农业是怎样的模样?它绝不仅仅是蔬菜——那就太小看‘超大’了，是全方位与世界农业大公司比拼。”郭浩说这话时一点也没有激动人心的样子。
1999年11月13日，中美签署《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取消了长达30年的对美国柑橘的进口禁令。2000年4月，新奇士广告在北京、上海、大连播出，打响了新奇士进军中国市场的第一枪。在此情况下，“超大”与香港新亚合伙，几乎不惜代价，购下了刚刚开始挂果的合浦柑橘园，全盘采用“超大”绿色有机栽培模式进行种植，培育出了自己的“新雅奇”。
“有了‘超大’的脐橙，美国的新奇士在中国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在福建北峰，“超大”已秘密地开辟了800亩的脐橙科研基地，利用美国的优良品种，培育中国自己的优质脐橙，直接与美国橙对抗。
这只是开始，“超大”的波尔山羊已培育了几年了，“超大猪”——用“超大”的方式养殖的猪也上市了，“超大”要全面出击，用“超大”的模式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
听郭浩讲他的扩张计划，几乎是“吓人的”：三五年内，他的农业基地要达到300万亩的规模，仅出口产值，就要达到30亿人民币。除了不断地建立基地，他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借助资本之手，选择成熟的果树基地或特殊品种蔬菜基地，一口将它吞下。
“不过，未上市的‘超大’农资生产与已经在香港上市的农业一块相比，未上市的更大，将来也会发展得更快。不然，我们如何喊出要做世界农业航母这个口号呢?当然，我们会寻求更多的合作与支持，甚至包括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合作。”郭浩称。
至于是怎样的合作，郭浩不让透露，“没有这个必要。”郭浩这条深水中的大鳄，还是那样深藏不露。
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一个机遇与挑战、梦想与现实、得志与失落并存的时代。世纪之交，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托夫勒曾经断言，中国经济中最有希望赶超西方世界、最有希望形成独具全球竞争优势的是她的农业。而“超大现代农业”似乎正肩负着一种特殊的使命，一份美好的梦想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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