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具体定义是什么(2)
劳资矛盾的解决途径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决定》提出要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府、工会、企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从建立健全国家劳动标准制度入手,针对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要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通过监察执法督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帮助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十七大继续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主要有三条:第一,不拖欠工资;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两条不能实现,则通过三方协商机制解决争端。从官方理解中看,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政府财政和资本家能拿出钱来,保障劳动者能拿到一点“体面”工资。这对国际和国内环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繁荣下去,以保证两头在外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只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将眼前的繁荣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忘记高悬在和谐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首先,资产阶级同传统工人和谐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单从官方要求的衔接社会保障角度,距离完全转轨也仍有很大差距。2003~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国企下岗职工有41.6%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只有18.5%买断了关系。在已经买断的人当中,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沈阳市基本养老保险按照18%的比例缴纳,2004年沈阳市月平均工资969元,下岗职工缴费1766元,医保按10%缴纳,年缴费1163元,两项合计近三千元,在夫妻双下岗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还要翻倍。然而下岗职工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沈阳市下岗失业人员有50%的人再就业后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难承担得起养老和医保的费用,在30岁以下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80.8%没有缴纳养老保险,30-40岁之间有72%没有缴纳,40-50岁之间62.7%未缴。根据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总工会对所辖6县区小型困难企业的调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占在册人数的36%,参加大额医疗费用(大病)补助的职工人数仅占在册人数的12%。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大部分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
和谐劳资关系要求建立三方协商机制,但一轮又一轮“攻坚”所引发的矛盾不在协商范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批准的“买断”或其他改制纠纷,事实上就投诉无门。
其次,新工人同资本家们越来越难于和谐。伴随着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成长,一个问题越来越紧迫的提出来:前途在哪里,未来怎么办?新工人无法回到农村,成渝土地流转经验在中西部迅速推广,甚至将大量老一代农民工回乡养老的梦想阻断。从阶级意识上讲,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诚的追求“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但农民工却很少缴纳社保,每次辞工都要到劳动部门退保。以养老保险为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一是达到退休年龄,二是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各地城市则制定了对新工人更具歧视性色彩的规定,以深圳为例,“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非深圳户籍员工流动前的连续工龄不视为缴费年限,也就是说56-60岁的外来男工必须稳定的在一个工厂里工作至退休,对于流动异常频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无法想象。因此在打工者看来,“这钱等于是白花”,“还不如把钱退回到手里踏实。”新工人连养老、医疗保障都没有,如何能实现和谐社会的五大目标呢?
再次,脑力无产阶级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按照官方的界定,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和专业技术人才本应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是“橄榄型”社会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缓冲富有阶层和赤贫阶层矛盾冲突的中坚力量。但脑力无产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新三座大山”之间矛盾更为突出。单是房地产商,就可以将大部分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洗劫一空。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坠入无产者队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资源等各种生产力要素上涨的条件下,依靠剥夺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中小资本生存日益艰难,纷纷向内地转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厂保卫战中节节败退,秘密在于农民工与国企工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资本力量的壮大也必然使赖以战胜传统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与新工人一样一无所有,“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将从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讲:“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工人阶级社会运动
说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的东西,这种说法大有估计偏低之弊。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工人阶级运动的编年学和类型学方面发表了许多见解。但是,就工人阶级运动而言,比这些意见更具有意义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即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从这种运动中形成甚至由它决定的。
这种认识应当不会使历史唯物主义者感到惊奇。历史唯物主义其所以跟其他思想体系有区别,正在于它从属于历史上实际存在(或变化中)的、并且可以通过阶级来理解和改变的各种运动。阶级运动先于关于它的发展的任何科学而存在,而这种科学只有当通过阶级运动表现出来的时候,才具有历史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发现反映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即认为工人阶级运动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一部分: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润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正是从工人运动中出现了适合于改变世界的理论。在以后的历程中,即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宪章运动、1848年革命及其余波、芬尼党人运动、英国工联的发展、“由劳动者自己组织的合作工厂”的出现、巴黎公社以及第一批工人政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等等,每一个事件都为思想的形成提供严酷的考验,这种思想便是为人们首先是它的敌人所逐渐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关系中,有四个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中期,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开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恩格斯在1842年和1844年间考察所得的并随后转告马克思的有关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状况和政治团体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强调生产而不强调竞争,强调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特点,强调国家是私有制的压迫工具,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阶级运动而不单纯是一种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社会运动”进入社会主义思想,而不是相反。从19世纪40年代起,阶级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蕴藏着表现潜力的群众运动,这时候,孕育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矛盾则成为一种植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物质现象,而不是一种源自于抽象或自然的现象。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外在的事物(关系)也就是内在的东西。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4世纪里,对工人阶级运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主要政治问题有以下这些:(1)工人阶级运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超出它的范围?(2)那种用以取代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主张“社会生产由社会有预见地进行监督”的“劳动经济学”,究竟在什么地方?又如何加以实现?(3)工人的团体──不论是工会、合作社还是政治团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如同中世纪的市府和公社对于中等阶级(Bürgertum)那样”?。(4)能够使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资本论》第3卷,第49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新生产方式出现的那些矛盾,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又在什么地方?(5)如何能够使部门斗争成为普遍斗争的现实可能性得到表现而不受抑制?
第二个重要阶段是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实际经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可以通过《法兰西内战》的草稿和原文来追溯。这使得某些分析家发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出现的一次革命”。公社从实践上对资产阶级把政治跟经济分割开来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它提出工人阶级运动的目的与其说是夺取国家政权,毋宁说是以新的政权来代替它;它还把认为由于现存的必不可免的自然分工而使工人不能管理国家事务的“这一整套骗局”一扫而尽。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修订了在《共产党宣言》时期所着重强调的若干观点。
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第三个新阶段,所经历的时间比较长。这个阶段开始于各国特别是在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重大的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影响。在第二国际时期(参看国际条目)所出现的把工人阶级从政治上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时机或在这方面的限制,都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素材。当时,第二国际所主要考虑的事情,也就是参加该国际的各国工人阶级运动所经常争论的事情,有如以下这些:如何庆祝五一节;工会、罢工和总罢工在劳动解放中的作用;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的问题;改良的作用──是革命的阶梯还是绊脚石;资本主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改良主义解决其矛盾;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性质,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的时机及其遏制的因素;有觉悟的工人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沿着工人运动所必要的新路线去克服自发性的局限效果;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划分以及组织僵化的铁律(见“参考书目”⑪,并参看精英条目)。所有这些争论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工人阶级运动来说,象是一日三餐那样不可缺少。然而,从这些争论中提出了分裂的路线,而工人运动则按这些路线分裂出“革命者”和“修正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和“伦理”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工团主义分子”。
这些争论继续贯穿到下一阶段,即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的第四个阶段──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在截至1921年那些动荡年代里对欧洲各地的牵动。不过,这时候的争论是在由这些事件所改变的条件下进行,并且导致永久性的组织分裂,即形成了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以及主要是非政治性的工会运动。在后革命的“社会主义”制度内,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运动的思想已发展成为教条。它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则发展成为试图对为什么思想会跟运动脱节这个问题作出的解释,其答案则有帝国主义、兼并、改良主义的成功、镇压以及文化领导权等等。从本世纪20年代早期至60年代后期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运动之间的主要的、悲剧性的关系(至少从政治观点来看如此),是它们之间的疏远以至冲突。历史并没有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14年以前的想法来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未完成的任务便是去解释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思想,其正统观点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通过恩格斯对英国的阅历(这种阅历贯穿在他的一生中)而确立起来,并且一直相当稳定。这种观点是:个人的抗议被地方的或部门的斗争所代替,这些斗争一开始如不是具有狭隘的经济性质,便是具有狭隘的政治性质,从而不能明确地同所出现的资本主义有关范畴进行对抗。同时,这些斗争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无组织的,它们只是慢慢地才转变为具有规章制度、合理的工作步骤和内部分工的正式组织。当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偏离整个阶级的目标而趋向于特殊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职业团体的利益、以及民族或准民族实体的利益的情况。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要求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即“以一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来代替地方和部门的斗争。这就要采取一种协作的政治形式,以争取国家政权。尽管有种种阻挠和挫折,工人运动(包括政治的和产业的)的不同派别,还是不屈不挠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地地道道的阶级运动。尽管这种发展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不平衡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样地估计到这一点,认为这种情况是会被克服的。《共产党宣言》就有这样的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先进的部门将带头,而所有其他的部门最终将会跟上。发展会是不平衡的,不过它们同样地会汇合在一起的。
这些正统观点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它们对于实现上面提到的未完成的任务来说,并不是始终有帮助的,而且它们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受到挑战,在这里,有三方面的论著值得一提:首先,一些工党史学家们试图绕到在20世纪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背后,去寻找所谓“原始的”和“空想的”运动形式(参看空想社会主义条目)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创造性,他们把这些运动看作比先驱者有过而无不及的东西;其次,女权运动者则试图绕过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工人运动结构和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这些运动史的观点的背后,去发现人类的半边天是如何地从历史上(甚至包括他们的最活跃和最有创造性的过去)被隐没的(参看女权运动条目),性别问题如今是作为一个独立于阶级而又与阶级有关的问题来看待的;最后,那些致力于推行“文化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学者们,试图绕过占统治地位的关于“生产”结构的观点的背后,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过程的思想不仅推回到“经济”生产的范围,而且还推回到文化和政治生产的范围。在所有这三种互为补充的研究方法中,都对关于工人阶级运动发展中的先锋队成分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而且较少地提出关于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进化观点,此外,一种从工人阶级观点出发来看该阶级的作用问题的创造性思想,也正在重新形成,但这方面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曾受19世纪中期那种把工人阶级运动跟历史运动混为一谈的看法的影响,而变得毫无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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