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成功案例：追求分数只会制造失败者
乡村教育成功案例：追求分数只会制造失败者
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了一些因为地方政策措施得力而生机勃勃的乡村学校。这些学校所呈现的面貌以及所取得的教育效果，不仅让我们看到乡村学校能够办好，而且让我们看到教育对于乡村的价值所在。
4月，《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审议通过，让很多人高呼，乡村教育的春天真的来了。乡村学校日益萧条是客观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中央提出的“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除了顶层设计的各项战略举措之外，还需要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符合乡村学校实际的有效措施。
最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赴四川、甘肃、福建等地，探访了一些因为地方政策措施得力而生机勃勃的乡村学校。这些学校所呈现的面貌以及所取得的教育效果，不仅让我们看到乡村学校能够办好，可以做到美丽且富有活力;而且让我们看到教育对于乡村的价值所在，不仅仅是考大学进城这一个功能。
这所有72名学生、21位教师、9个年级的学校，不同于印象中的某些乡村学校，它毫无破败的迹象，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充满生机。就在中央深化改革小组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当天，记者在下午4点多钟来到这所被群山环绕的学校，见到一群10岁左右的孩子正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下棋、刺绣、练书法，或者把卫生纸蘸水做成纸浆、染上各种颜色画画。这是他们每天一小时的社团活动时间。、
52岁的廖由荣在这里已做了7年校长，“我们没有自卑感，只有责任感。”他翘着腿坐在一条学生的板凳上说，“小学校要做精致的教育，想办法让学生成长得更丰满”。他身后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纸，显示着谁是上周的文明之星、智慧之星和进步之星，表明分数不是他们唯一的追求。
这里是四川阆中市(县级市)云台中心学校，它践行的是该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下称市教育局)力推的理念：做朴素而幸福的教育。在这里，不需要“跑局钱进”，根据阆中市的政策：300人以下规模的学校按300人拨付公用经费，只有72名学生的廖校长每年有20万元可以自主支配。
师生的学习生活条件逐步得以改善：譬如阆中市及时落实中央政策，给每位农村教师每月补助400～600元;新建或维修师生宿舍、引进天然气取代煤球、把旱厕全部改成水厕，等等。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云台中心学校，朴素而体面地活着，是阆中市乡村学校这些年来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每所农村学校都应有块种植基地
乡村教育要有乡村的气息、味道，要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远离他们曾经安身立命的土地后，阆中的学校却领着孩子们走了进去。
4年前，成都武侯实验学校校长李镇西在参观了阆中的几所学校后，写文章称赞“在这里看到了真教育，是真正的平民教育”，阆中的学校让他想到了“当年陶行知所倡导的劳动教育，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校园里开辟的苗圃和麦地”。
大约10年前，市教育局局长汤勇站在天宫中心学校古色古香的门口，看着眼前一片撂荒的土地，对校长说：能不能与农民联系，租用他们的土地来种菜? “乡村教育要有乡村的气息、味道，要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他说。
此后，天宫中心学校的学生多了一个课堂：近50亩菜地。学校还养了十几头猪，有蘑菇房、豆芽房和小鱼塘，食堂可以从中获得放心的新鲜食材，还能为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免费提供午餐。师生们把养猪种菜的心得总结成“三字经”，打着快板传唱;把播种、挖地、锄草、擦汗等动作编成“劳动操”。
市教育局把农村学校的校长们请到天宫中心学校，召开现场会，提出要求：有条件的学校都要建劳动基地。他们租用了150多亩土地，其中大部分已被农民荒弃，长满杂草，所以租金不高，10亩地一年不到2000元。有一些菜地纯属人工造田，譬如把废弃学校的操场改造成菜地，或者利用废旧花盆、塑料储物筐种菜。彭城中心学校把修操场挖出的土，堆在教学楼边上的一块荒地上，就有了3亩菜地。
目前，这样的种植养殖基地在阆中市的学校共有34个，它们成了学校最受师生欢迎的场所之一。天宫中心学校八年级的梁滢同学在作文中写道：“我们每周都会充满期待地等待星期二的第七节课，因为我们就可以去做‘农民’，轮流在自家的‘开心农场’里上一堂动手又动脑的课。那是我们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
有基地撑腰，劳技课扬眉吐气。57岁的冯明华是盘马中心学校的劳技教师，工作36年了，他咧嘴笑着说：“如果没有那块菜地，我的地位就下降了，劳动课不好上。”菜地位于学校的运动场和一条清澈的小河之间，大约10亩，许多农民的孩子是在这里首先认识蚕豆苗的，他们还喜欢把从菜叶上捉到的虫子放进玻璃瓶里。一些村民也慕名前来，向老师们讨教大棚种植、黄瓜吊藤、滴灌使用等技术。
未来某一天，阆中的师生们用过的农具有可能在一个名叫“天宫中心学校农耕文化教育体验园”的地方出现。那是一栋回字形的简易建筑，占地约10亩，屋顶盖着厚厚的茅草，里面的96个房间分别陈列着全市96所学校的师生搜罗来的1.6万多件“文物”，包括水车、犁头、蓑衣、油灯、轿子、织布机、粮票等，浓缩了当地乡村社会上百年来的变迁。
体验园的创意出自汤勇，他认为，在农耕文明日益衰落的时代，留住农耕智慧、农耕文化和农耕情怀，既是教育的阵地和责任，也是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记者到访的那一天，看到工人们正在安装印刻在木板上的楹联，其中一副由河溪中学刁胜智老师撰写：“一块腊肉半杯烧酒浅斟慢饮邀北斗;万顷良田千秋老业精耕细作卧南山。”另一副出自木兰乡中心学校陈永灵老师之手：“欲知巴蜀男耕女织农家事，且看天宫春种秋收稼穑园。”
乡村教育只追求分数，会制造许多失败者
避免学生辍学的一大法宝就是“把音体美活动作为重点”
许多地方的农村学校一味要求孩子们埋头苦读，校园活动乏善可陈，表面上看是被资源所限，实际是为落后的教育观念所禁锢。乡村教育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提高学生分数，而是要考虑如何提升学校的吸引力，帮助学生们从糟糕的成绩体验之外获得信心与快乐。阆中的农村学校，眼里盯的不再只是分数，而要追求快乐、幸福的学习生活。
“像我们柏垭中学这类地处农村的高中学校，如果再沿用以前的老办法，用穿草鞋还是穿皮鞋来激励学生们拼高考，已经不灵了。”柏垭中学校长戚绍勇说。
随着高中布局调整及农村中学招生计划缩减，这所乡镇中学昔日的高考辉煌已不再，从初中升入这所学校，意味着大部分学生与高校无缘——去年，180多名毕业生，只有10人考上三本以上的学校。阆中市共有8所类似的农村中学，每年毕业生有1000多人，市教育局估算，有望考上三本以上的学生最多110人。“农村中学生源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如果学校只为了这100多人而努力，却忽视大多数学生，那就走偏了。”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平说，他曾是柏垭中学校长。
2015年1月4日，市教育局在柏垭中学召开全市推进教育内涵发展的会议，提出不再给各高中学校下达高考指标，而是重点从教育质量、校园文化、书香校园、课堂改革、课程研发、社团活动6个方面来评价学校办学，其中高考成绩在农村中学只占20%的权重。
汤勇在讲话中直言批评当下教育：“以争第一制造了多少教育的失败者，以反复考练泯灭了多少学生的创造力，以分数至上压抑了多少学生的个性发展，以片面追求升学率让多少教师、校长苦不堪言。”
柏垭中学向同行们展示了学校的20多个社团。一名摔断过门牙的女生，因怕遭耻笑，曾不敢与人说话，但想挑战自己，报名参加了“导游社”。学校食堂有一个舞台，每天午饭时，会有10分钟左右的节目表演，由各班轮流组织。一名高三男生在那里展示了他的魔术水平，一举成名，他的身影后来多次出现在当地的婚宴和舞台上。导游社的那名女生也与同学们在这个舞台上，跳过两次舞。她笑着对记者说：“我敢和您说话，是以前不敢想的。”
让每个孩子至少参加一个社团活动，每天活动一小时，是市教育局对全市学校的要求，最终成了一种“标配”。有的校长曾以师资不足为由搪塞推诿，被汤勇黑着脸训了一顿。“要让孩子们觉得学校有趣，能够找到伙伴、自信和尊严。”汤勇说，“如果只为了分数，教育会制造很多失败者。”
张平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印象最深的往往不是老师上的课，而是活动”。他说：“那时候得知学校要组织活动，会兴奋得3天都睡不着。”但很多人成为校长后，很难再想起自己做学生时的感受。
缺少专业对口的老师是乡村学校要长期面对的困难。尽管这10年来，阆中市教育局向农村补充了2000多名大学毕业生，几乎占到了全市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每一个老师还得身兼数职。“要等到有对口的专业教师才搞社团活动，那是不可能的。”汤勇说，没有条件也要上。正如市教育局在一份材料中总结的：辅导老师不专业没关系，师生一起学;设备不理想没关系，有课程有师生就有快乐;没有固定功能室也没关系，食堂、教室也能一室多用。”
思依镇小学是记者在当地见过的规模最大的农村学校，有1100多名学生，20多个社团。这所学校鼓励老师们外出学习“特长”，但要学会才能报销费用。它重视开展科技活动，要求每位老师每年都要交一件科技作品。科学教师的带头人名叫何华清，49岁，原来是教数学的。他利用网络和外出培训的机会学习，领着娃娃们就地取材，利用饮料瓶、酸奶盒、吸管等搞发明创造，4年来，在大大小小的科技创新大赛中拿到了50多个奖项，一名五年级学生设计的“鱼鳞清除器”还获得了省科技创新大赛的三等奖。
这所学校每年有持续一周的科技节，朴素好玩，比如：扔纸飞机比赛、在规定的时间内用扑克牌搭高架、“鸡蛋撞地球”——看谁能从二楼以上抛下生鸡蛋，不但不碎，而且能做到包装轻巧、设计美观、精准落地。
王兴强老师早年在村小工作时，避免学生辍学的一大法宝就是“把音体美活动作为重点”。他说，孩子和家长在乎升学，但也在乎快乐学习。他后来在河楼乡中心学校任音乐教师，自学过二胡、电子琴、架子鼓等乐器，“学生想学什么，他就教什么”。跟着他学习的孩子，“统考科目都能达到中上成绩，还有不少人走上了专业的音乐道路”。阆中市这些年来的高考成绩，也一直名列南充市前茅。
这些社团活动并不“高大上”，但学生们很喜欢。记者遇到了两位从广东东莞市、中山市转学回来的孩子，一个是天宫中心学校六年级的赵晓雪，另一个是小垭中心学校七年级的邓越芳，她们都毫不掩饰对农村学校的喜爱，用小邓同学的话说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好”。她们讨厌过去在城里那种“基本就是天天学习，除了做课间操，没有别的活动”的生活。
赵晓雪在东莞时曾迷上了网络游戏。现在，她学会了用纸杯做椅子、用纸做玫瑰花、用黄豆和毛线做鸭子，正在学习书法和播音主持。“我在学校天天笑嘻嘻的。”她说自己已经成功打消了父母让她去南充市区读书的想法。
用体面的生活环境留住乡村教师
“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哪有教师的幸福可言呢”
阆中的乡村学校大都依山而建，地形狭长而起伏。在经过若干年的撤点并校之后，形成了以九年一贯制的中心学校为主体的格局，大多数学校的学生在400人上下。记者走访了30多所学校，它们有相似之处，但又会让来访者耳目一新，其中有许多教育局要求的“标配”，比如用学生们的彩色大头照拼成的“笑脸墙”，师生共同绘画而成的“门文化”，一栋保留下来的、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瓦白墙的单层建筑，以及随处可见的书架。
把图书从图书室“请”出来，走到学生身边，也是汤勇的意见。在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眼里，汤勇是一位不多见的有着书卷气的教育局局长。
汤勇觉得许多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师生们不读书。在汤勇的倡议下，开放式书架在走廊上、操场边、餐厅里、树荫下立了起来。彭城中心学校把一片大约300平方米的荒地改造成了花园式的读书角;垭口乡中心学校以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为中心，设立了圆形的读书园;河楼乡中心学校把教学楼一个露天的平台变成了透明的阳光书屋——书籍在这些学校几乎处处唾手可得，课间休息，学生也会拿起书来看一看。
也有校长害怕丢书，最初想应付，只等检查的时候才把书挪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平时空荡荡的书架上，被汤勇批评“不讲良心”。实际上，书很少丢，一位校长说，“即便丢了，也不追究，只要学生拿去读，我觉得这不算偷”。
与书香校园相匹配的，是朴素而清爽的环境。汤勇认为做教育就是做文化，他要求师生们自己动手美化校园，他们的雕刻、绘画、书法、剪纸等作品是最好的装饰品。一些学校还有植物墙，挂着一排排雪碧瓶子，里面是学生们种的芹菜、杜鹃等植物。彭城中心学校曾经花了一万多元请广告公司做喷绘，被全市通报批评。
和阆中市区的一些学校比起来，乡下的学校更有韵味，更适合在其中闲庭信步。这不仅在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还因为保留了乡村建筑特有的味道。
汤勇反对大拆大建，一批曾被列为危房的单层瓦房，避免了遭拆迁的命运，经加固、维修之后，以青瓦白墙示人，有的依然作为教室、有的成为师生宿舍、有的变成了“雅间”似的食堂。
头发灰白的李晓校长48岁，在乡村已工作20多年，目睹了许多教师的来来去去。“要留住他们，必须改善学校条件。”他说。
李晓担任校长的金城乡中心学校距离市区约47公里，地处两县交界处。近3年来，阆中市累计投入改造资金3413万元，59所薄弱学校受益，这是其中一所。
学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师生们开山辟地、烧砖烧瓦，没花政府的钱建起来的。2009年，从乐山师范学院毕业的郭武国以特岗教师的身份来到金城乡时，学校杂草丛生，遇下雨天得踩着石头、纸板才好走路，寝室因为常年漏雨，墙壁上长了青苔。郭武国曾产生过尽快离开的想法，但后来随着学校旧貌换新颜而打消了。
郭武国如今住的是重新做了防水防潮处理后的房子，不用再闻刺鼻的旱厕味儿。学校开辟了以梅兰竹菊命名的4个小园子，里面种植了乡政府赠送的树苗和花卉。“兰亭园”尤其惹人注目，有鱼池，可以垂钓，还有亭台——由原先两间堆放杂物的瓦房改造而成，内置沙发、电视和图书，校长还打算买一台咖啡机，在亭子旁边装上健身器材。
阆中市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住上了周转房，近年来，教育局为31所农村学校建成教师周转房36269平方米，共875套。搬进35平方米左右、配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套间后，“老师们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不少乡村教师在城里买了房子，但自从住进新房后，一些人都不愿意周末折腾回城了。
周转房里，有教育局免费统一配备的“四件套”：书桌、椅子、书柜和床。去年年初，汤勇走进构溪小学一位58岁的老教师房间，看到他把课桌当书桌，睡的是简易木板床，很心酸。“这是我的失职。”他后来对记者说，“老师们在用心做教育，我们没有做好保障。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哪有教师的幸福可言呢?”他通过多方努力，争取到500多万元，给76所农村学校配置了2400多套“四件套”。
2013年，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等机构主办的“美丽乡村教育”评选中，阆中市教育局是获得优秀奖的四个教育局之一。此前，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先生来到阆中，在考察了十几所乡村学校后，他题赠阆中教育四个字“妙不可言”。当时杨老师也有疑惑，问汤勇：把学校建得这么好，你们是不是很有钱?
汤勇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很有钱，而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尽可能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譬如，近4年建了76所乡村幼儿园，其中70所都设在中心学校里，通过资源整合，利用和改造原有的建筑，只投入了2000多万元，要比全部新建同样规模的幼儿园少1亿多元。小垭中心学校用防护网替代围墙，每米的成本仅16元，一共花了2000多元，若建同样长度的围墙需要10万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