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事业成功的例子精选
关于事业成功的例子精选
一个人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有时候光靠努力也是不一定会成功的，机遇与巧合往往会使得成功突然到来。学习啦小编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了关于事业成功的例子，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关于事业成功的例子篇1：魏应交
在中国大陆，“康师傅”品牌大名鼎鼎，但缔造“康师傅”的魏氏四兄弟的名字却知者甚少，甚至许多人以为“康师傅”的老板姓康。生长于台湾彰化的魏氏四兄弟，1978年接掌了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鼎新油脂厂。转战大陆后历经二十余年的拼搏，成就了“康师傅”在中国食品业的龙头地位。
华裔NBA新秀林书豪在大洋彼岸掀起的“林疯狂”感染力着实不小，就连一向低调的顶新国际集团董事长魏应交都被他征服了。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人称“二董”的魏应交公开表示，未来康师傅的饮料产品想要找林书豪代言，目前正与他的经纪人洽谈中。
一碗泡面成就传奇
20世纪80年代，顶新在台湾岛内的发展始终不如意。魏家兄弟于是带着1.5亿新台币到大陆试水。从1989年到1991年的3年，他们在北京、济南、秦皇岛、通辽等地开办了4家合资企业。先后尝试“顶好清香油”、“康莱蛋酥卷”和蓖麻油等产品，均成效甚微，还亏损了过半的本金。四弟魏应行一次在大陆乘火车出差吃泡面的经历，却令“康师傅”方便面得以诞生，并一发不可收，成就了魏氏兄弟的食品帝国。
1991年，魏应交的四弟魏应行在火车上泡吃从台湾老家带来的方便面，香味引来众人旁观，不时有人询问哪里能买到这种方便面。“大陆这么大，坐火车的人那么多，方便面的市场该有多大!”即使是后期加入康师傅的职员，也乐于绘声绘色描述当时魏应行的兴奋之情。经过市场调查后发现，大陆方便面企业虽然不少，但方便面产品两极分化明显，品质和价格适中的终端产品留有大片空白。于是，魏氏兄弟果断地改变了在天津建饼干厂的计划改做方便面。
1992年8月21日，顶新国际在天津开发区投资800万美元建立的方便面生产线顺利投产。“康师傅”诞生了第一碗价格适中、口味适合国人的红烧牛肉面。魏氏兄弟决定抓住先机，树立“第一品牌”形象，在产品上市之间就在全国大肆投放广告。随着“康师傅方便面，好吃看得见”的广告词一起，香飘全国的“康师傅”几乎成了国人心中方便面的代名词。据说当时全国各地的销售商为了能早点提到货，不惜托人找关系，甚至加价提货，提货车队经常将厂区围得水泄不通。
为了迅速扩大产能，并掌控销售渠道，1994年开始，“康师傅”相继在广州、杭州、武汉、重庆、西安、沈阳等地设立生产基地，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区域化的产销格局。此时方便面已经不再是“康师傅”的全部了，产品线也在不断丰富。顶新国际逐渐向综合食品制造商迈进，基本形成了三大块主要业务：顶津负责饮品事业，顶圆负责糕饼事业，顶益负责方便食品事业。
跨国合作，混业发展
康师傅控股1996年在香港上市后，魏氏兄弟扩张的步伐更加迅速。顶新集团先后收购了源自美国的德克士快餐连锁和“有乐和食”拉面，在上海，魏氏兄弟创建了乐购超市，建立冷藏室，进军乳品市场。在大陆的生意风生水起后，魏氏兄弟念念不忘返回台湾发展家族的事业，于1988年斥巨资并购了在台湾有50年历史的第二大食品企业味全集团。
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业务拓展过快以及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使得康师傅的现金流开始周转不灵，财务报表亮出红灯，股价的暴跌使财政状态进一步恶化。此时味全的股价暴跌更使康师傅的财务危机雪上加霜。
1999年，痛定思痛，魏氏兄弟决定出售康师傅控股的部分股权用以挽回危机。在先后与统一集团、三洋食品等多家机构沟通之后，魏氏兄弟的真诚打动了日本三洋食品株式会社的团队。三洋食品出资1.4亿美元现金收购康师傅33.1889%股权，并将经营权依然委托给魏氏。在此之后，康师傅曾多次吸引海外战略合作伙伴参股旗下企业。
2004年初，日本的朝日啤酒及伊藤忠联合出资3.84亿美元现金收购康师傅控股旗下的康师傅饮品公司50 %的股权;当年，全球第三大连锁超市集团英国TESCO集团斥资1.4亿英镑(相当于21.3亿元人民币)收购乐购连锁超市50%的股权;2008年，伊藤忠再次耗资7.1亿美元收购顶新集团20%股权;2010年，朝日啤酒以股权置换的方式入股顶新集团6. 54%股权，入股总金额高达5.2亿美元。
如今魏氏兄弟的产业已经形成了以食品为中心的混合型产业集团。旗下包括“康师傅”、“味全”、“德克士”、“全家便利”四大品牌，涉及方便食品、糕饼、饮料、乳品、调味品、食用油、餐饮、连锁零售等多个领域。魏氏兄弟也以57亿美元的身家名列福布斯台湾富豪榜第四位。
“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康师傅控股不久前对外宣布，子公司康师傅饮品控股以子公司5%的股权换取百事可乐在内地24家装瓶厂及部份品牌的独家分销权的并购交易已经正式得到商务部批准。目前，康师傅及百事分别于内地的软饮料市场中排第二及第四。交易完成后，康师傅很有机会取代可口可乐在内地的龙头地位。而与百事的联盟关系更令康师傅参与发展碳酸饮料、果汁及运动饮料饮品等业务，填补公司在碳酸饮料市场的空白，在果汁、运动饮料等有庞大增长空间的市场则有望取得更大占有率。
魏应交说，这次收购的策略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他指出，这次并购成功将令康师傅新增碳酸饮料产品，令产品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拉开与竞争对手可口可乐的距离。魏应交强调，康师傅目前在中国的营收规模，是可口可乐中国的1.2倍，但对可口可乐的防卫，“从来就不敢掉以轻心”。他预期商务部审批通过这项并购案后，将拉大与可口可乐在中国的距离至1.7倍。
四兄弟携手，相得益彰
魏氏四兄弟相处和睦，但个性差异颇大。在相互合作的创业过程中，个性差异却发挥了优势互补的效益。老大魏应州擅长经营管理，处事霸气，工作狂人，采取军事化管理;老二魏应交业务员出身，业务能力强，擅长交际，筹资非他莫属，早年顶新集团找钱全靠他;老三魏应充学财务出身，个性温和内敛，话不多却直爽，说话直接不拐弯抹角，是虔诚的慈济人;而老四魏应行则善于交际，个性随和，广结善缘，常是镁光灯焦点。平时交游广阔、创意十足，顶新集团的新事业几乎都是他一手开发。
当初，魏应州身兼父职，一度给弟弟们难以接近的形象，为维系感情，现在四兄弟虽分居两岸，但每年都会定期聚会，平时也会召开电话会议，借以联络彼此的感情。魏家兄弟的关系紧密，直到现在，四兄弟把所有赚来的钱，都集中在一个家族的基金中，每个家庭每月固定领取一笔生活开销费用，子女的学费则全部由公积金支付。不光如此，顶新集团魏家兄弟的另一半几乎都是专业管家，而且绝不过问公司经营，妯娌关系十分和睦。
魏应交开玩笑地说：“我们家实行标准的共产制，四兄弟拥有一样的股权，被派往各公司服务，薪资分红统统要交回这个家族，然后再去投资。接班的问题我没有思考过，那是兄长要考虑到事情，我们要把这个体制做好。” 他认为，接班的课题上，台塑做得最好，台塑用委员会的方式进行集体管理，魏应交希望下一代担任董事长而不是CEO。 他说，只有采用委员会制，才能创百年大业。
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台湾许多企业看好中国大陆这个巨大的世界工厂，在大陆投身OEM或ODM，在大多数利润落入跨国公司腰包，而自己仅得到微薄的加工分。魏应交则视中国大陆为巨大的世界市场，对大陆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认为马英九连任后提出“黄金十年”，经济最坏时机已过，他表示康师傅将不断提高在大陆员工的薪资水平，康师傅每年将加薪的幅度定为GDP增长的两倍，这就可以承受工资高涨。
他认为你要在这个世界市场中取胜，就必须热爱这块土地，热爱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以此为出发点，你就会很尊重这块土地，当你很尊重的时候，你就会去做很多市场调查，到底他是喜欢吃咸的，还是吃甜的，中国5000年历史，南甜北咸，东酸西辣的习惯，没有改变过。康师傅在不断去努力满足各地人群的口味，比如在成都做香辣，在重庆做麻辣，在东北做酸菜牛肉面。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魏应交说：“中国城镇化率从目前的47%，到2020年估计的55%，再到2030年的60%，人们的饮食水平也会从过去的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巧，所以顶新应该着手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我们的市场占有率55.7%，是将高价、低价混合起来计算得出的结果，假如1元以上当做高价，我们整个市场占有率将到70%。我们未来要把握机会，让大家都喜爱康师傅。”
关于事业成功的例子篇2：任正非
任正非，华为创始人、总裁，1944年10月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是中国最神秘低调的总裁。在他的带领下，华为挺进世界500强，2014年排行全球第285位，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带领华为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任正非的个人持股却不到1%。2015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中，70岁高龄的任正非排名第三，仅次于马云和马化腾。
43岁的创始人
任正非曾说过，他下海纯属出于无奈。从部队转业到深圳南油集团后，任正非的家庭和事业上都出了状况。他的夫人转业后进入南油集团领导层，而他所在的南油下属企业连续亏损，再加上父母与弟妹和他们同住产生的生活压力，最终导致家庭解体。
在解决生活压力和创出一番新天地的双重动力之下，1988年任正非创办了华为，而启动资金只有区区的2万元，业务是销售通讯设备。
任正非能在43岁的“高龄”勇敢创业，是源自他对通讯设备的精通。他19岁考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尚未毕业“”就开始牵连，让他第二天早上立即回校。分别时，父亲脱下唯一的翻毛皮鞋给他，特别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在父亲的叮嘱下，任正非排除干扰，苦修数学、哲学，并自学了三门外语，奠定事业基础的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技术，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入门。后来，任正非入伍当通讯兵，参与一项军事通讯系统工程时取得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两次填补国家空白。33岁时，他还因技术突出成就被选为军方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山里走出的大学生
回望任正非的人生路，最初，他只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
任正非出生在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山区小村庄，那里最着名的就是黄果树大瀑布。父亲在北京上过大学，母亲念过高中，都当老师。任家有兄妹7人，任正非是老大。全家9口人全靠父母的微薄工资维持，吃饭实行分饭制，都有份，但都不多。任正非上高中时，常常饿得心发慌，却只能用米糠充饥。
任正非结婚时，拮据的家境仍未改变。创办华为后，任正非和父母、侄子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为了节约钱，母亲只敢买死鱼死虾，晚上出去买便宜蔬菜与西瓜。
最初两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代销是一种既无风险又能获利的方式，经过两年的摸爬滚打，公司财务有了好转。不过，任正非没有拿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改善生活，而是投到经营中，华为很快就进入了发展的轨道。
大方的小气鬼
任正非酷爱《毛泽东文选》，他重新注解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企业最重要的是将产品卖出去。
为了销售，华为不吝投入，甚至不计成本：在与爱立信血战的黑龙江，华为派出人数多过对手十余倍的技术人员，在每个县电信局展开肉搏战。哪里出问题，华为人立即赶到现场。为拿下一个项目，华为会花费七八个月时间和与回报不符的投入……做法看似愚蠢，却能从跨国巨头手中抢下客户。
2000年，华为参加香港电信展，邀请世界5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电信官员、运营商和代理商参加。2000多人往返一律头等舱或者商务舱，住在五星级宾馆，还拎走上千台笔记本电脑——为此，华为耗费2亿港元。这是华为第一次高调地在国际电信界展示自己的实力。事实证明，任正非的“出手阔绰”，得到了高额回报，2000年，华为开始大举全球扩张，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但任正非并非是挥金如土的人。1996年3月，为了和南斯拉夫洽谈合资项目，任正非率领一个十多人的团队入住贝尔格莱德的香格里拉。他们订了一间总统套房，每天房费约2000美元。不过，房间并非任正非独享，而是大家一起打地铺休息。
任正非的大方，还体现在员工待遇上。3年前的2012年，华为赚了154亿元，却大手笔拿出125亿元作为年终奖，15万华为员工人均年终奖可达8.33万元!
虎口夺食者
众所周知，任正非在华为内部提倡“狼性”文化。他认为狼是企业学习的榜样，“狼性”永远不会过时。“华为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从虎口夺食的历史，他面对的是老虎，所以每时每刻不能懈怠。”一名华为内部员工说。
华为进军美国，就是一场经典的“虎口夺食”战。当年，华为的脚步一进入美国市场，在数据通信领域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思科公司就开始阻击。2003年1月23日，思科正式起诉华为以及华为美国分公司，理由是后者对公司的产品进行了仿制，侵犯其知识产权。
面对思科的打压，任正非一边在美国聘请律师应诉，一边着手结盟思科在美国的死对头3COM公司。2003年3月，华为和当时已进入衰退期的3COM公司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华为三康”，3COM公司的CEO专程作证——华为没有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任正非在诉讼最关键时刻祭出的合纵连横奇招，瞬间令思科的围剿土崩瓦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从此，华为在美国的扩张，没有了拦路虎。
跨国巨头合作伙伴
毋庸置疑，任正非超乎常人的谋略和视野，是华为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华为与IBM的合作，就彰显了这一点。
2007年初，任正非致信IBM公司CEO彭明盛，希望IBM公司派出财务人员，帮助华为实现财务管理模式的转型。当然，华为将支付巨额费用。
为什么要雇IBM?因为任正非注意到，虽然华为销售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净利润却逐年下降，他甚至不知道一个单子接下来是否会赚钱。尽管从2000年开始华为公司的财务部门已经参与成本核算，但是公司还是缺乏前瞻性的预算管理——中国绝大部分企业很难做到这点，但这却是跨国企业擅长的。
不久，华为公司正式启动了IFS(集成财务转型)项目。与此同时，IBM正式把华为公司升级为事业部客户——在其全球几十家事业部客户中，华为是唯一一家中国企业。单纯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任正非的眼光，超出其他国内企业。
IFS项目给华为培养了数千名合格的财务总监，他们把规范的财务流程植入到华为公司的运营流程，实现了收入与利润的平衡发展，这也是近几年华为虽然营收增长放缓，但利润的增长仍然不错的重要原因。
从不接受媒体采访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任正非是最低调神秘的，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的正面采访，从不参加评选、颁奖活动和企业家峰会，甚至连有利于华为品牌形象宣传的活动，他都一律拒绝参加。
他说：“我为什么不见媒体，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他希望华为员工要“安安静静”的，不要到网上辩论，“那是帮公司的倒忙。”
追根溯源，任正非这样做，是““””期间，任父受到批斗，导致他入伍后尽管多次立功，却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这让他习惯了不得奖的平静生活。“”结束后，“标兵”“功臣”等荣誉排山倒海向任正非涌来。受过去经历对心理素质的“打磨”，面对这一切，任正非早已淡定。
首创人人股份制
2011年12月，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论坛发布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篇文章，揭开了一个华为崛起的重大秘密：人人股份制。
在华为的股份中，任正非只持有不到1%，其他股份都由员工持股会代表员工持有。如果你离职，你的股份该得多少，马上数票子给你。哪怕是几千万元的现金，任正非眼睛也不眨一下。但是你离开公司，就不能再继续持有华为股份。华为股份只给那些现在还在为华为效力的人。这样一种体制的设计，是全球没有的。
任正非透露，设计这个制度受了父母不自私、节俭、忍耐与慈爱的影响。
任正非还创立了华为的CEO轮值制度，每人轮值半年。此举为避免公司成败系于一人，亦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
任正非总是流露出发人深省的危机意识，伴随着华为的高速成长，他开始为“发展太快，赚得太多”感到焦虑。2014年，华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达到460亿美元，利润高达54亿美元。深谙“过冬理论”的任正非，决意把“多余的钱”花到前瞻性领域。2014年，华为卖出了7500万部智能手机，仅次于苹果和三星，还铺设了全球46%的4G网络。任正非保守地抛出2015年的目标：“560亿美元以上的销售收入应该没有问题”。
当被问及华为“成功的秘密”，任正非的答案是：华为没有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任正非说，华为没什么背景，没什么依靠，也没什么资源，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获得机会。任正非说，华为只是一棵小草，在把自己脱胎换骨成小树苗的过程中，还需要向西方学习各种管理的东西。
关于事业成功的例子篇3：包玉刚
包玉刚是由一条旧船起家，20年间成为拥有200艘巨轮,2000万吨位的世界超级船王，之后进军地产、金融等行业。仅其航运财富即达115亿港元。吉普逊船只经纪公司，1977年给世界十大船王排序，包玉刚排行第一，从而登上世界第一船王的宝座。
包玉刚在蓝色的大海里掘得了第一桶金，这一桶金掘的非常的辛苦，也展现了包玉刚作为世界超级船王的高超手腕。他有了这桶金的精彩之后,“九龙仓之战”更让人拍手叫绝。
少 年 磨 练
1918年，包玉刚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钟包村。包玉刚，他还是中国老百姓心中那位青天大老爷包拯的第29代孙。包家历代都是读书做官，但到包玉刚的太祖父包奎祉一代，屡试不中，便走上宁波人惯于做买卖的道路，并积累起非常不菲的家资。
包兆龙是包玉刚的父亲，秉承祖业在湖北汉口开一家鞋铺，常年住在武汉。后来包玉刚一家搬到香港。
1926年，包玉刚8岁时入宁波市最著名的小学叶氏中光小学读书。父亲每次探家，都要绘声绘色地讲些武汉的事。时间长了，武汉这座辛亥革命时的重要城市和做过国民政府驻地的江汉城市，激起了包玉刚的热烈向往。他10岁时，就和母亲商量，可以让他去汉口读书，也好开眼界见世面。
包兆龙想想儿子多读几年书也好，于是就将包玉刚送进了一所中学，在包玉刚快初中毕业时，包兆龙给儿子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到一家燕梳行当学徒。燕梳行是类似现在的保险公司的机构，父亲一心就想把儿子早日带到生意场。
但是，包玉刚那时的理想就是读书，根本没有心放在生意场上。包玉刚仍旧半工半读，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去敲大学的校门，母亲在家给他选定了一位叫黄秀英的本地姑娘，1937年春夏间，择定了良辰吉日，就让包玉刚回家完婚。
包玉刚夫妇完婚时，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乱中，包玉刚谋到了一份中央信托局的工作，而且很快就成为业务骨干之一。
包玉刚8年间，辗转于上海、衡阳、昆明、重庆。
包玉刚在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上海银行业务部经理，由渝抵沪。
1946年，包玉刚被提拔为副总经理，主管放贷部门。放贷部门被称为银行的排水口，是银行业务中最重要的一环，将此部门交给一个28岁的年轻人主管，可以看出上级对他非常的赏识。
遗憾的是，此时的上海乃至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已病人膏盲。通货膨胀，钞票贬值，日甚一日。
“你走进一家面店吃面，要先付钱，不然到面端上来时，价钱已翻了一倍。”上海有人形容。
1948年，包玉刚看够了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的混乱，他毅然辞职，于1949年3月携家飞赴香港。
包玉刚携家到达香港之后，与先期而至的父母以及兄弟姊妹相聚在一起。凭着父亲赴港前变卖的几十万元的资财，做起了贸易生意。贸易项目主要是趁朝鲜战争的机会，向内地转运了某些战略物资。
但是，随着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的签字，父子的事业面临着新的抉择。转做什么呢?父亲主张搞房地产，因为包兆龙看到，从1949年到1952年，香港人口猛增150万，住房困难相当突出，一家几口人同睡一张床的情景随处可见，搞房地产准能赚钱。
步 入 航 运
包玉刚特别想投入海运业，因为他从全球的目光着眼，看到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各国各地贸易开始不断的增加，而贸易主要靠船运，海运业必将大发展。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泊位和码头，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贸易的优惠条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船只。
香港有70平方英里的港口，每年的吞吐量达3000万吨，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包玉刚终于看清了眼前的机会，到大海上开辟事业。
包玉刚的决定引起了反对，朋友劝他，航运虽然能赚到大钱，但正如古人所说，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海上风浪无常，危险是特别大的，有很多人搞了几十年航运，最后却落得个倾家荡产。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熟不做，你对航运业了解多少?买一条船动辄千万元，你才有多少钱?”父亲阻止他说道。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不赞同包玉刚搞航运，包玉刚少年的朋友郑炜显就非常理解和支持他。郑炜显一听说包玉刚投身航运业的想法，立即意识到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一步，他鼓励包玉刚说：“一个高明的企业家与一个赌徒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能审时度势，随时捕捉稍纵即逝的机遇。”
“你虽然未搞过航运，但你有很多别人所没有的有利条件，你曾经在好几家银行干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调配资金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就算是正在搞航运业的人也未必比得上你;这几年你搞进出口贸易，世界各地的行情你熟悉，商场中的风风雨雨你也经历过，所有这些对你转行搞航运都是宝贵的财富。只要发挥你的优势，一定会成功。”他对包玉刚分析道。
包玉刚听到朋友的一番话，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可是，一艘远洋货轮动辄上百万上千万英镑，如何买得起?即使旧船也要数十万英镑，相当于几百万港元呢!包玉刚想向银行贷款，但是，自己没有资产抵押，更没有大财东给他担保。无奈之中，他想到了往日有业务往来的会德丰银行的乔治?马登。
马登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里接见包玉刚，耐着性子听完包玉刚一番发展航运的动人计划。
听完之后，马登说道：“年轻人，海运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弄不好，你会把最后一件衬衫也输掉的。”
“马登先生，我已向您分析过，我有成功的把握。”包玉刚自信的说道。
“但是航运业投入巨大，你有足够的资金吗?”马登的口气相当轻蔑。
包玉刚听到后，心里特别的不好受，但他克制住了，平静地说：“马登先生，也许我今天还买不起旧船，但不等于将来买不起新船。”
包玉刚掷给对方的这两句话，分量不轻，使马登一愣。这位英国老板习惯性地转动着手中的笔，他是特别关心包玉刚的。
“既然你这么有兴趣、有信心搞航运，那么我把格兰斯顿勋爵号卖给你吧。这船是二战中建造的，优质钢板，焊接牢固，轻便快速。价钱吗，40万英镑。如果你要买，我可以给你提供70%贷款。”马登对包玉刚说道。
包玉刚无功回香港不久之后，就又从船舶经纪公司得知，英国威廉逊公司有一艘旧船想脱手，要价22万英镑。他想22万英镑是经纪公司开出的价钱，其中是含了经纪费的，如果直接从威廉逊公司购买，定会便宜。
包玉刚此时并不想再借款，他说服父亲倾其家中所有，又游说亲戚朋友帮忙，多方凑集了20万英镑，再赴伦敦。
威廉逊公司同意将载货8200吨、船龄28年，名叫爱瑷纳的商船卖给包玉刚，价钱就是20万英镑。包玉刚让威廉逊公司把船检修一遍后，又雇人把船的外观漆成特别醒目的新颜色，不知道底细的人，还误以为是条刚下水的新船，爱瑗纳的名字也改成了“金安号”。
当“金安号”从英国启航驶向香港，途经印度洋的时候，运筹帷幄的包玉刚已经办好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二是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
金安号迎着朝阳，犁开海浪，驶向东方。站在船头甲板上的包玉刚，心里充溢的是喜悦与凝重，他的第一艘船劈开太平洋的波浪驶向前方。
黎明时分，包玉刚的船迎着朝阳进入海湾。早已候在岸上的家人们发出一片欢呼，包玉刚领大伙上船参观，4个女儿像小鸟在船上跑来跑去，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
包玉刚旗开得胜，首战非常的顺利。以后几年中，他在二手货市场上大量购买，40多艘船都是用这种办法买进的。投资造船是在1961年才着手进行，他的第一艘新船是在1963年1月才离开船坞的。
经营那些船只的公司名称定为“环球造船集团公司”，反映出它的全球活动。
宝 座 落 定
1975年，包玉刚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他的环球集团所属运油船和干货船达84艘，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称号。
“包先生，你作为一个中国出生的人，在国际航运界和金融界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你有何感想?” 一位香港记者问他。
“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以勤劳、诚实、厚道闻名于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过去在国外创业所遇到的困难，往往比其它国籍的人多，不信任和白眼都时常碰到。要想做出卓越的成绩，只有靠我们自己埋头苦干，用我们的勤劳战胜困难，用我们的诚实取信于人，那种依赖外国政府给你资助或给你津贴的幻想是不现实的。一旦我们的事业顺利时，却不可妄自尊大;当事业不顺利时，也绝不卑躬屈膝。人应该始终保持他的尊严和自信心。”包玉刚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回答。
1979年夏，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龙仓闪电战”，船王从巴黎飞到伦敦、旋即又从伦敦赶到香港，运筹帷幄，游说各方，还跟李嘉诚秘密会谈，向各公司老板筹措资金，通宵达旦的忙碌，但他毫无倦意。筹集到21亿港元之后，他红光满面召开全港记者招待会，一个回马枪，杀得“怡和洋行”叫苦不迭，最后让出了九龙仓。
1980年，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的船队已发展到200多艘，成为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船王。环球航运集团除在香港设有代理公司之外，还在百慕大、东京、伦敦、纽约、里约热内卢以及新加坡等地，共设立了20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所属船只分别在利比里亚、巴拿马、英国或香港注册。
1985年2月，船王一举收购会德丰。
1986年初春，船王耗资2亿港元，收购了港龙航空公司30%股权，出任港龙航空有限公司主席，开辟了香港至杭州的航线;1986年8月，船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惊人速度，集巨资大举购入英国标准渣汀公司的股份，迫使莱斯银行收购渣汀的计划宣告破灭。
当包玉刚年近70岁时，还是耳聪目明，身板笔挺，皮肤红润，肌肉富有弹性，而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胆魄惊人，办事雷厉风行。这就是运动所赋予他的青春活力。这种青春活力给他带来了事业的兴旺发达。
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在家去世，享年73岁。
包玉刚非常喜好书法，在练习书法的时候，经常会写到李白的这句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句诗是包玉刚年轻时的志向，同时也是他年长时的成就。包玉刚身上具备的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帮助他创立了毕生辉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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