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不好却成功的例子

出身不好却成功的例子

　　就因为你出身不好，就注定比别人要低一等吗?不!出身你无法改变，但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你同样可以去追求成功。学习啦小编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了出身不好却成功的例子，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出身不好却成功的例子篇1

　　他出生在四川，是穷孩子出身，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

　　1997年7月，他应聘一家房地产代理公司的发单员，底薪300元，不包吃住，发出的单做成生意，才有一点提成。

　　上班第一天，老板讲了很多鼓励大家的话，其中一句“不找借口找方法，胜任才是硬道理”让他印象深刻。

　　上班后，他劲头十足，每天早晨6时就出门，晚上12时还在路边发宣传单。他连续拼命干了3个月，发出去的单子最多，反馈的信息也最多，却没做成一单生意。为了给自己打气，他把老板告诉他的那句“不找借口找方法，胜任才是硬道理”写在卡片上，随时提醒自己。

　　他的业务渐渐多起来，公司把他从发单员提拔为业务员。当时，公司销售的楼盘是位于北京市西三环的高档写字楼，每平方米价值2000美元。这种高档房，每卖出一套，提成丰厚。他暗自高兴，以为马上就能做出成绩。然而，两个月过去，他一套房都没卖出去。

　　终于有一天，有一名客户来找他。他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有客户，忧的是不知该如何跟客户谈。他脸憋得通红，手心直冒汗。但是，除了简单地介绍楼盘的情况外，他不知道再讲些什么，只能儍儍地看着对方。结果，客户失望地走了。

　　“不找借口找方法，胜任才是硬道理。”他不断地给自己鼓劲，开始苦练沟通技巧，主动跟街上的行人说话，介绍楼盘。两个月后，说话能力提高许多。

　　有一天，一个抱着箱子的人向他打听三里屯的一家酒吧在哪里。他热情地告诉对方，但对方还是没有听明白，他干脆领对方去，还帮对方抱箱子。告别时，他顺手发一张宣传单给对方。那个人很感兴趣，第二天就找到他购买两套房，并说：“我平时很烦别人向我推销东西，但你不同，值得信赖。”这一单让他赚到一万元。更让他激动的是，他相信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

　　但他的成绩并不好，每个月只能卖出一两套房，在业务员里属于比较差的。

　　1998年8月，公司组建成5个销售组，采取末位淘汰制，他处在被淘汰的边缘。这时他对“胜任才是硬道理”有了深刻认识，要胜任就必须找到好方法。因此，当经验丰富的业务员跟客户交流时，他就坐在旁边认真地听，看他们如何介绍楼盘，如何拉近与客户的距离。他还买了很多关于营销技巧的书来学习，他学会把握客户的心理，判断客户的需求，实力，每次与客户交谈时都有针对性。他的业绩开始稳步上升。

　　1999年8月，北京另一家公司到他所在公司挖人，许诺给两倍于现在的待遇，请他过去。他仔细分析形势，发现那家公司精英众多，自己难以出人头地，谢绝了对方的邀请。

　　“挖人事件”给公司造成很大影响，留下来的人马上都成了公司顶梁柱，已有两年经验的他很快脱颖而出。他的一个客户想买写字楼台，拿不定主意。亿知道后，给这个客户做了一个报告，详细分析各楼盘的特点，同时告诉客户，他的楼盘的性价比优势在哪里。客户最终决定在他的楼盘里买下一个大面积的写字楼。这一单，卖出了2000万元。

　　后来，他一个赛季的销售额达到6000万元，在公司排名第一。按照公司规定，销售业绩进入前五名者可以竞选销售副总监，他决定试试。结果，他成功了。没想到，第一个赛季结束时，他带领的销售组排在最后一名。他在副总监“宝座”上还没坐热，就被撤了。以往被撤销副总监职位的人，大多选择离开，因为他们觉得再也没有颜面当一名普通销售员。他却想，自己被淘汰，完全是因为自己还不胜任，从哪里跌倒，我偏要从哪里爬起来。

　　重做业务员后，他调整心态，和从前一样拼命工作。2003年最后一个赛季，他又拿到全公司第一，再次竞选当上销售副总监。这一次，他一上任就开始精心培训手下的员工，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说：“只有大家都好了，我的境遇才会更好。”结果，这个赛季结束，他的组取得很好的成绩，销售额达到八千多万元，租赁也达五千多万元。

　　此后，他所带团队的业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的收入自然提高，每年的收入都在100万元上。

　　他叫胡闻俊，那个告诉他“胜任才是硬道理”的老板是潘石屹。

　　出身不好却成功的例子篇2

　　一个美国青年，家里十分贫穷，一日三餐都勉强维持，更别说像样的衣服了。可是，这个青年却有着在一般人看来不切实际的梦想，那就是当演员，成为明星。亲人和朋友都非常不理解他，连身上全部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西服，又如何能拍上电影。

　　那个时候，好莱坞共有500家电影公司，青年逐一记下来，然后根据自己认真划定的路线与排列好的名单顺序，带着自己写好的量身订做的剧本前去拜访。但第一遍下来，所有的500家电影公司没有一家愿意聘用他。

　　500家公司全部拒绝他，这种事情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恐怕就此罢手了。然而这个青年并没有放弃，他从最后一家被拒绝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又从第一家开始，继续他的第二轮拜访和自我推荐。

　　然而同上一回一样，500家电影公司依然全部拒绝了他。于是，青年又进行了第三轮、第四轮。终于，当拜访完第349家后，第350家电影公司的老板破天荒地答应愿意让他留下剧本先看一看。

　　青年苦苦等待了数天后，被公司请去详细商谈。就在这次商谈中，这家公司决定投资开拍这部电影，并请这位年轻人担任自己所写剧本中的男主角。

　　电影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就是《洛奇》。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下层社会的不起眼人物，他的生活波澜不惊，平淡无奇，本人也似乎显得有些木讷古板，从表面看他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但当世界拳击冠军决定把他视为提高自己声誉的沙包时，他内心那股永不服输的精神才表露无遗，艰苦的训练证实了一个男人在面对巨大压力和挑战时所应该体现的精神。与世界冠军对战的结果固然是失败，但那种精神却让他赢得了荣誉。

　　而这位青年就是著名的影星、导演、制作人兼作家——席维斯?史泰龙。

　　出身不好却成功的例子篇3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家里有一个小一岁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

　　出生时，奶奶突然离去。3岁时，自己贪玩，骑车撞上了大卡车，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几处永恒伤疤和右耳的伤残。父亲是运动员，从小锻炼他和弟弟。小学10岁时，父亲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别处，住上了大房子。

　　14岁时，加藤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私立的)，第二次报考通过，进入实验班学习。

　　每天6点起床，坐一小时的电车，8点到校，下午5点放学，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家又换衣，在爸爸指导下与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洗澡吃饭，复习睡觉。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初二时，违规参加田径比赛，参加过全国大赛、夏冬的国家青年队集训。初二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届全国大赛的双冠军。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出现伤情，致使他难以恢复原来的巅峰状态，于是放弃全国大赛，与同学去澳大利亚毕业旅游，大大开拓了眼界。

　　13岁时，父亲被要债，他们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间搬了20多次。

　　他开始做童工，送报纸。在2200个日子里，除比赛、集训、报纸停刊，不管雷风大雨甚至台风，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点起床，三点半送报纸，六点回家吃饭，然后上学，晚上10点到11点睡觉。几乎没有一天睡过6个小时以上，平均4小时。但好在睡眠质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时托福几乎考了满分，也开始做翻译。在校，他是个日本学生中的异类，常受到排斥。后来，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道谈判，让父母全心去挣钱。

　　在每次谈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但他绝不还手。后来得幸给做翻译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们施压，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点开始送报，骑15公里路上学，放学后到田径场锻炼两小时，再骑15公里路到21点半回家，吃饭，做功课。到24点睡觉，还时时刻刻面对来自黑道的压力。

　　于是，他放弃田径，决定退役。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报复”社会的心态努力学习，三个月后的模拟考试，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水平(省状元)。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他每天还留给自己90分钟的慢跑时间。尽管学习紧张，但送报纸和做翻译工作却是一直坚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为考试担忧，而为家庭担忧。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报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声音，决定参加考试，但不想上大学。第一场英语迟到15分钟，但做题只花了50分钟，还剩20分钟。考试结果是：语文都扣在20分的汉字题的20分，数学满分，英语198/200，生物91/100(三选一)，世界史满分(三选一)。通过简单的全国统考，参加困难的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大学”。

　　此前，他父亲已成功申请破产保护，但避免父母承受过多经济负担，让弟弟妹妹读大学，他决定留学中国，去北京大学。

　　来中国时，他一字不识，一口难说，一钱没有，得幸北京国际化程度高，安然到达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经过与家人商量，决意一人留在空荡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宿舍，号称小联合国)一号楼。每天晨跑一小时，洗澡吃饭，出去与阿姨们聊，中午吃饭看字典，聊到下午5点，与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看，晚上11点带着耳机听广播入睡。后来，中文说的写的很棒。

　　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获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参加、主持、策划、发言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50多个。他有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谈判者、中国通。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校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边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