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

　　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首次并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2015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又对“四个全面”作了深刻阐释，指出：“党的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兴旺发达、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党中央站在时代前沿、立足实践境遇、放眼事业图景，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不仅集中体现了以为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和执政兴国的理念情怀、战略视野、系统思维和创新意识，还深切呈现了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创新动力、治理方式和领导保证。“四个全面”是新时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指南，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从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应当把“四个全面”作为新时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指导思想，有机而深入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中。

　　“四个全面”是新时期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战略部署，也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存在环境所决定的。因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秉承传统社会主义的科学构想和基本模式，又要扬弃其僵化体系和内在弊端;既要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预设和建设成果，又要化解其内在矛盾和系统问题;既要发扬中国传统社会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又要摒除其落后模式和思想糟粕，任务之艰巨、挑战之沉重、责任之空前，具有历史与现实造就的独一无二性。同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一个兼具农业文明发展至工业文明、跃升至信息文明、提升至生态文明的同时间、共空间的综合社会变迁过程。农业文明的深厚底蕴与思想牵绊、工业文明的蓬勃活力与体制弊端、信息文明的异军突起与秩序紊乱、生态文明的时代召唤与建构艰难，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既要兼顾不同发展阶段的层次性与顺序性，又要推动社会发展趋向的合理性与时代性，还要处理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经济领域的系统性建构、政治领域的时代性变革、文化领域的多元性互动、社会领域的和谐性推进、生态领域的永续性探索，集中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整体复杂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个超级复杂的系统工程。

　　所以，“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也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还是为推动解决新时期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首先，我国正处于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决定性阶段，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其次，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再次，法律是治国标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外，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车头。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面对“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腐治吏，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全面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得不在千头万绪中想问题、办事情，故必须注重系统性、把握整体性、强调协同性、突出持续性，从而做好顶层设计以及全局统筹、全面协调。首先，“四个全面”中的“全面”，是一种深度、广度、高度和力度的表现，也是一种韬略、睿智、勇气和信心的彰显，更是一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的昭示。其次，“四个全面”中的四个全面，是有机贯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故必须协调配合、同频共振、协同并进。最后，“四个全面”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是一盘灵动的棋局、一套缜密的逻辑，它明确了新时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纲与关键、方略与思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四个全面”既确立目标，又明晰举措;既能总揽全局，又能把握重点;既能宏观指引，又能微观指导。具体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物质基础和阶段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路径和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制度支撑和可靠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坚强领导核心和关键政治保证。

　　成小康伟业、展改革宏图、施法治重器、筑执政根基，这既艰辛紧迫，又豪迈壮阔，更催人奋进。“四个全面”既是有效应对我国社会转型跨越性、全面分析我国改革开放风险性、科学破解我国代化建设复杂性的总体方略，更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碰撞、催生和发展出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指导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行动纲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 [返回光明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