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精选书法作品
甲骨文精选书法作品
甲骨文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殷代(商朝)人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占卜。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甲骨文精选书法作品,希望对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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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遗址发掘的甲骨文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殷代(商朝)人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占卜。在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最详细的一条将近100字。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的遗物(公元前14世纪中期~前11世纪中期),距今已3000多年。
殷墟遗址发掘的甲骨文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