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人生经历
王羲之的人生经历
王羲之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他被后人誉为书圣。在他的一生中，他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关于王羲之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呢?以下是由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王羲之的人生经历，希望能帮到你。
王羲之的主要经历
入木三分
王羲之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玡王氏，他七岁就擅长书法。传说晋帝当时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者把木板削了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一直印到木板里面去了。他削进三分深度才见底，木工惊叹王羲之的笔力雄劲，书法技艺炉火纯青，笔锋力度竟能入木三分。
东床快婿
16岁时，王羲之被郗鉴选为东床快婿。郗鉴有个女儿，年长二八，貌有貌相，尚未婚配，郗鉴爱女故要为女择婿，与丞相王导与情谊深厚，又同朝为官，听说其家子弟甚多，个个都才貌俱佳。一天早朝后，郗鉴就把自己择婿的想法告诉了王丞相。王丞相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您到家里挑选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
郗鉴就命心腹管家，带上重礼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觅婿，都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寻来觅去，一数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领着郗府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就见靠东墙的床上一个袒腹仰卧的青年人，对太尉觅婿一事，无动于衷。郗府管家回到府中，对郗太尉说：“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若无其事。”郗鉴说：“我要选的就是这样的人，走，快领我去看。”郗鉴来到王府，见此人既豁达又文雅，才貌双全，当场下了聘礼，择为快婿。“东床快婿”一说就是这样来的。
相聚兰亭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褉(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为此诗集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天时地利人效果发挥极致，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称病弃官
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三月王羲之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无锡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他和许询、支遁等人，开始遍游剡地山水。 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沿称至今。
会稽安逝
东晋升平五年(公元361年)，王羲之卒于会稽金庭(今浙江绍兴)，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嗣孙建豆腐干豆腐右军祠于墓前。
王羲之事迹
王羲之留名后世，完全是因为出色的书法艺术，至于他当过什么官，除了被经常称呼的“右军”之外，后人往往不太关注。确实，与其名垂千古的书法相比，王羲之担任过的官职可谓微不足道，但从时人的角度而言，这些官职决非小可，甚至可以说还是相当显赫的。毕竟，王羲之出自“贵族中的贵族”琅琊王氏，虽然他年轻时曾自称“素无廊庙志”，但那更像是敷衍王导的说辞，从他后来的事迹来看，他不但努力跻身清贵之列，而且在政绩上也颇有可观之处。
(一)秘书郎
王羲之起家出任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郎。秘书郎隶属秘书省，秘书省是中书省的分支机构，负责呈递尚书奏事、管理文书图籍、编撰国史等事务。秘书郎在秘书省内部属较低层级办事人员，品级不高，但职责重大，经常有机会接触皇帝、宰相等权力中心，是士族子弟进入仕途的常选。
如前所述，王羲之出仕大体上可以确定是基于郗鉴的推举，时间是太宁3年(325年)，王羲之时年23岁。作为琅琊王氏族中出类拔萃的“佳子弟”，23岁才进入仕途算是很晚的了。由此可见王羲之并没有受到特殊的待遇。本来，以出身、名声、才华而论，王羲之本可享有“弱冠登朝”的殊荣，但他一再拒绝王导的安排，以致在出仕时没有占到任何先机。这体现出王羲之和王导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
王羲之与王导的关系为何不正常?很明显，他对这位家族领袖有所不满。至于何处不满，笔者有一推测：王羲之之父王旷兵败之后，并没有死，而是在刘渊手下或为囚虏，或为降臣，此时，王羲之当然希望朝廷早日北伐，击破匈奴，或有可能救出父亲，但是，王导等人考虑的首先是巩固其在江东的偏安地位，所以口头上虽号称“恢复神州”，而实际无意北伐，因此，于公于私，于国于家，王羲之都对王导的政策很不满意。王导大概也觉得自己的政策对王羲之父子来说不太公平，因而积极推举王羲之当官，以弥补亏欠。可惜，王羲之不买这个账，拒绝了王导的示好，直到他找到了郗鉴这个新靠山，才开始步入仕途。
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代，图书全靠手抄，流传非常困难，只有宫廷大内或豪富之家才能拥有大规模的藏书，王羲之在秘书省工作，能够接触大量的珍贵文书图籍，为其后来修习书法奠定了良好基础。传为王羲之所作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尔。”然而，此文明显是后人冒名伪作。永嘉之乱时王羲之年仅9岁，根本没有可能“渡江北游名山”以及到许昌、洛阳等地观摩书法。卫夫人既是王羲之书法启蒙之师，又是其表姑，王羲之也不大可能在笔下对卫夫人如此大加贬抑。王羲之的楷书确实有取法钟繇、蔡邕之处，那更有可能是王羲之在秘书省管理文书图籍时看到过钟繇、蔡邕的作品。
(二)会稽王友
王羲之在秘书省工作了三年时间，于咸和3年(328年)调入会稽王府，任会稽王友。咸和3年正值苏峻之乱，王羲之却能离开岗位，可见他在秘书省并未担负特别重要的职责。“友”是王府的高级官员(《晋书·职官志》载：“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虽然没有实权，但地位甚高，一般多以才学出众、品行高洁、声望卓著的人物担任。司马昱是晋元帝幼子，极得宠爱，其王府官员更是要经过精心挑选。而司马昱咸和2年12月被册封为会稽王，会稽王府当在咸和3年以后才逐步组建，王羲之在此时被选为王友，很有可能是他的书法技艺在当时就已经出类拔萃。当然，他的士族出身和良好名声，也是得以入职王府的重要原因。
王府的事务多由常侍、郎中、中尉等负有具体职能的官员处理，师、友、文学等只是随驾扈从，应答顾问而已，工作相当清闲，能够有较多空余时间练习书法，王羲之在担任会稽王友的期间，想必是书法水平进展较快的几年。当然，就王羲之后来的政治经历来说，在会稽王府任职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了会稽王司马昱。此后，司马昱执掌朝政，为王羲之出任各种军政要职提供了契机。
(三)征西将军参军、长史
苏峻之乱后，庾亮引咎出都，以平西将军都督宣城江西诸军事、假节、领豫州刺史，镇芜湖。咸和9年(334年)，陶侃病死，其势力范围被庾氏接管，庾亮进号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庾亮的军府不但升格，而且管辖范围更大，事务相应大大增多，增加工作人员也是势在必行。王羲之就是在此时被庾亮相中，调入征西将军府任参军。魏晋时期的军府一般设有仓、户、贼、铠、士、兵等诸曹，参军就是曹的负责人，相当于军府的中层干部。但史书没有明记王羲之是担任哪一曹的参军，也有可能是历任两个以上的曹，史书为避免繁琐就仅记为参军了。
王羲之在征西将军府当了一年多的参军，又被提升为长史。“长史”这个官可不一般，在府中“为掾属之长”，相当于府主的副手，也可以理解为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之类的随身扈从、执掌机要的地位，有的长史还兼任府主所驻郡的太守，其地位十分重要。总之，长史是府主最重要的部属，非极信任、极亲密者不能为之。长史的地位远高于参军。王羲之能被庾亮委以长史之任，不但体现其才干出众，具有统领府内僚属的声望，也可见他与庾氏兄弟不同寻常的亲近关系。
王羲之的许多事迹和思想保留在他中晚年的书法作品中(有些“作品”其实是书翰或公文)。他在征西将军府工作的时期，书法已臻成熟，但却没有留下任何作品。大概是因为这一时期他从事的是机要工作，保密性强而不能外泄。因此，这一时期王羲之具体做了哪些事，后人无法得知。但可以想见，王羲之在这一时期处理繁重复杂军政事务的经历对其后来的职务晋升以及思想形成将产生重要影响，王羲之后来长期担任军职，当与具有军府任职经历而熟悉军事事务有关。
(四)临川太守
王羲之在征西将军府工作了两年多，于咸康2年(336年)被任命为临川太守。王羲之担任征西将军长史，虽然掌握重权，但其品级并不太高(一千石)。而太守则为二千石，且是独当一面的主官，权力比长史更大了。但遗憾的是，王羲之在临川主政期间也没有留下太多资料。这大概是由于王羲之在临川的两年多时间正是东晋政局相对比较安稳的一段时期，王羲之不过安抚民生而已，并没有特别的作为。
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王羲之实际并未到临川赴任，只是“遥领”太守一职。如前所述，长史可以兼任驻在郡的太守，那么兼任其他郡的太守自然也不成问题。王羲之有可能是基于某种原因，以征西将军长史兼领临川太守，“兼领”只是名义上的，王羲之仍然是在征西将军府做长史的工作，这样，王羲之就不需要到临川赴任，因此也就不可能留下事迹。至于王羲之为什么要在名义上“兼领”临川太守，原因可能有很多：一种可能是原太守调离或病故，暂时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于是从上级机关派一名要员先兼着太守，以表明朝廷对临川这个地方很重视，并非不闻不问;另一种可能是为了给王羲之解决行政级别问题，如前所述，军府长史的品级只有一千石，在庾亮的势力范围内，要升至二千石，则唯有出任刺史或太守。以王羲之与庾氏兄弟的关系，为了将其品级升至二千石，庾亮安排王羲之兼任如临川之类的偏远小郡的太守，完全有可能。
(五)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王羲之任(或“兼任”)临川太守三年有余，咸康6年(340年)，庾亮病死，临终向朝廷举荐王羲之“清贵有鉴裁”，王羲之遂被任命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正如前文所述，王羲之受任执掌江州，一方面是他确实如庾亮所举荐的“清贵有鉴裁”，另一方面则是充当了王、庾两家争夺江州控制权的缓冲工具。王羲之任职江州，名义上是一方首吏，实际其主要任务是缓和两家矛盾，使冲突不至于激化，因而带有过渡性质。
果然，一年之后的咸康7年(341年)，王羲之的堂兄王允之就接替了江州刺史一职。王允之是当时琅琊王氏中的将才，与庾氏的关系极为紧张。王允之在江州与豫州刺史庾怿激烈对峙，最后发生了庾怿毒杀王允之未遂而被赐死的惨剧。
王羲之虽然被免去了江州刺史，但仍保留着宁远将军的军职。但宁远将军属于所谓“杂号将军”，没有具体职掌，所以这一段时期王羲之又恢复了清闲的生活状态，回到了建康(此前分别在芜湖、临川、江州任职)。在他回到建康的第二年(咸康8年，342年)，晋成帝崩，其弟晋康帝即位，会稽王司马昱以皇叔之尊辅政，积极起用士族人物，以对抗正在崛起的桓温家族。司马昱屡次以吏部尚书、侍中等要职征召王羲之，均被拒绝。在经历了公务繁冗的生活之后，王羲之似乎更喜欢这种有职无责、优游卒岁的生活。
《世说新语》载王羲之曾与谢安共登冶城(东吴时期制造兵器的地方)，王羲之感慨说：“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则反驳：“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这一故事很可能就是发生在王羲之卸任江州、回到建康的几年期间。此时庾翼正积极准备北伐，而王羲之对庾翼北伐之举是赞成的。北伐需要动员全国之力，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王羲之虽然没有积极投身北伐活动，但他仍担任着宁远将军这一军中职务，多多少少也参与了一些准备工作，由他说出“宜人人自效”的话是合理的。而谢安则年方二十五六，正是年少轻狂的时候，他运用诡辩术对王羲之反唇相讥，也很符合此时的情景。
(六)护军将军
庾翼北伐未成就病死了，继任的何充也于翌年死去。于是司马昱起用殷浩为扬州刺史，参预朝政，企图继续进行北伐。殷浩与王羲之关系亲密，其于永和3年(347年)推举王羲之出任护军将军，得到王羲之欣然应允。
护军将军是禁军高级将领，统率着独立的营兵，为禁军“六军”之一。护军将军的名称很有讲究，“资重者为护军，资轻者为中护军”，王羲之任“护军”而非“中护军”，说明他在朝廷眼里已是履历丰富的“资重者”。护军将军的职责包括“主武官选”，侧重于人事、宣教等方面，颇类似现代我国军队的政委。王羲之到任后曾发布过一道《临护军教》，“教”是高级军政长官发布的命令，所谓“临护军教”即王羲之到任护军将军一职后首次发布的命令。命令中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确实很符合“政委”的角色。在准备北伐期间，护军将军职责重大，王羲之曾数度到吴郡、江州等地出差，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是非常辛苦的。王羲之大概是不太适应这种生活，曾请求出任宣城太守，但未获批准。
也许就在此时，王羲之和殷浩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王羲之逐渐认识到殷浩并无实干之才，难以担当北伐重任，于是逐渐转到了反对北伐的立场。其请求出守宣城，也有可能是与此有关。
(七)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殷浩毕竟是王羲之的好友，即使有了政见上分歧，但对王羲之仍然十分关照。既然王羲之不再积极支持北伐，那就安排到会稽这个大后方去从事战略保障工作也很不错，于是在永和7年(351年)，王羲之被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右军将军与护军将军同为禁军要职，也是别领营兵，与左、前、后军将军共为“四军”。会稽是会稽王司马昱的封地，所以没有太守，而是设内史，名义上是为会稽王管理封地的代理人，其实与太守无异，只是名称上有所区别而已。能够出任摄政王封地的郡守，在当时可是十分荣耀的事情，由此亦可见王羲之在司马昱心目中具有的重要地位。
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后仍然执意反对北伐，并曾分别致书司马昱和殷浩阐明自己的主张，但均未得到采纳。尽管如此，王羲之还是尽最大努力在会稽开展工作，他在会稽恢复建设漕运，施行禁酒令以节约粮食，惩治以“鼠耗”为掩盖贪盗官米的犯罪，都是旨在为朝廷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同时他也反对强征徭役，主张减轻对逃税、逃役的刑罚，可以说是十分体恤民瘼。著名的流觞曲水的兰亭之会，就发生在王羲之主政会稽的第三年，即永和9年(353年)。也正是在这一年，殷浩亲率大军北伐，却铩羽而归。
随着殷浩北伐的失败，桓温主导了朝政。而王羲之的仇人王述则依靠桓温的势力升任扬州刺史(王述本人似乎看不起桓温的出身，但王述之子王坦之却是积极与桓温接近以攫取政治资本)。王羲之既不甘居王述之下，又失去了殷浩在朝内的支持，遂辞去官职，自此寄情山水之间。王羲之辞官之前在父母墓前发了重誓，坚决不再入仕，甚至在临终时还特地交代诸子，如果朝廷赠官，也要拒绝不受。果然，王羲之于升平5年(361年)去世后，朝廷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照王羲之生前所嘱，辞之不受。王羲之的仕途生涯，可谓断得十分彻底。
王羲之的史籍记载
晋书 卷八十，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遗羲之书曰：「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羲之遂报书曰：「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遗浩书曰：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顾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又与会稽王笺陈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曰：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卿方任其重，可徐寻所言。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成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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