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在我国有怎样的地位
王羲之在我国有怎样的地位
王羲之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有独特的字体风格。他被后世称之为书圣，他在我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么，王羲之在我国的地位如何呢?以下是由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王羲之的地位介绍，希望能帮到你。
王羲之书法的历史地位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可以分两个段落看：一是魏晋时期的200年间，他的书法地位如何。二是东晋以后的千余年，他的作用又是如何。
1、魏晋新书风的总结者：
魏晋新书风，从书体上说，指草书、行书、楷书的书风(不同于秦汉的篆隶书风)。新书风的演进，以代表人物命名的话，大体分为"钟张"、王羲之、王献之三个阶段。纵观新书风整个发展过程，关键是王羲之阶段。"钟张"书法"古"，献之书法"今"。羲之书法，比"钟张"今妍，比献之"古质"，居古今之间，亦古亦今。书体方面，"钟张"各有所长，羲之兼善草、行、楷三体，而且变古制今，树立了"今体"样式。此后的王献之，虽然行草更为宏逸，唐人所谓"别开一门"，但是，献之三体书法的格局，全本于右军。
2、中国书法的标志性符号：在东晋，王羲之书法改变了魏晋的书法格局，即如东晋书家王洽所说，羲之"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南北朝时期，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力由南渐北。唐朝以来，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王羲之书法的出现，也是中国书法的一次重大转折点，从此开启了延绵千年的王书时代。
王羲之的书法，极为丰富，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比，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各种倾向的书法家，古典的，浪漫的，唯美的，伦理的，都把他当作伟大的典范，每个书家都可以在其中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
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及其重要深远影响
一、对王羲之不同的评价
针对王羲之的书法风格的评价，在不同的时期的评价不同，人们大多拿他与王献之、张芝、钟繇等人进行比较评价。《书谱》中有这样两个片段“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另一个是“但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旨归。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致使摹搨日广，研习岁滋，先后著名，多从散落，历代孤绍，非其效欤?试言其由，略陈数意。止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前者所说是自认为自己书艺术平很高的献之听到羲之的话后感觉惭愧，文中提供这个故事从侧面体现出在唐代孙过庭的心中，羲之的水平是很高的，是无人能轻易地所超越。而对于王献之的评价就弱了很多，认为献之自大，书法水平仅仅停留在右军喝醉时不清醒的状态下，表达了更为欣赏父亲羲之书法的心里想法。而第二个片段则更明显的从正面体现出孙过庭推崇羲之的观点。我们不知道在孙过庭生活的年代，他是否见到他所提及的诸帖真迹，他所提到的《太师箴》、《告誓文》两帖，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其余墨迹我们尚且可以见到唐代人的临本或摹本。《乐毅论》、《黄庭经》和《东方朔画赞》今天所见都是小楷，因墨迹不存，已无法断定它们与原作之间的距离。但根据现存下来的版本，即使是唐代人的临本，也都十分精彩。孙过庭在《书谱》中对右军也有十分恰当的评价。他认为右军自己“推张迈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孙过庭认为钟繇专工楷书，张芝精通草体，这两人的擅长，王羲之兼而有之，他能广泛涉猎、博采众优。这是对王羲之极为高的评价，但这些评价并没有过分夸大，给后人留下了比较客观理性的分析和评论。
如果说孙过庭为推崇右军书法的一方，那在唐代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张怀瓘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可以认为他更加较真，非要将羲之的各体书法列出名次。张怀瓘在《书议》中，将王羲之的楷书和行书都列为第一，唯独将王羲之的章草列于第五，草书列于第八，而以崔瑗为章草第一，张芝草书为第一。他认为羲之草书排第八，有足够的理由。人的才能各有所长，王羲之草书圆润研美，没有尖锐的笔法，并不生动形象，以至于缺乏“神气”，所以他的草书格律不高。在张怀瓘看来，王羲之的草书成就如同三岁婴孩，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他对自己的观点十分自信，因为他有一套自己的草书欣赏理论。在他看来，草书与楷书最大的不同在于楷书写完每个字，书家的情感与思想就随之而结束，但草书却不同，写完后，势仍在。就因草书这种“行尽势未尽”的特点，草书给书家留下很大的自我发挥的空间。在通篇草书作品中，书家的整个思绪也是连贯的，表现在纸上也是连贯的笔法。而在张怀瓘看来，王羲之的草书多用方笔折锋，常常是侧锋入，中锋出，结体古雅，笔力坚劲，但每个字都各自分开，很少连笔书写，连贯性弱一些，如著名的《十七帖》便是如此。就因此在张怀瓘看来，王羲之的草书并不能称为第一。
二、首推王羲之书圣地位——李世民
说到羲之之“书圣”美誉，我觉着最离不开的便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在历史上是一位圣明君主。在他所掌政时期，他格外推崇王羲之书法，也是他首次将王羲之推到书圣的地位之上，也因此，在他之后直到现当代，王羲之一直是中国书法的标志性人物，每位学书人一直不可跨越的高峰。
(一)痴迷羲之，尊其书圣。
唐朝初期，人们学书，难得优秀范本。因为，虽有不少经典碑刻字帖，但散落在全国各地;第二，此前战事频繁，也使书法名迹损毁流散。为此，唐太宗向全国颁发诏书，并拿出无数金银来大量进行收购。一时间，全国掀起了搜求古代书法遗迹的热潮，得到了很多魏晋时期包括王羲之在内的大量遗墨。唐太宗还特为《晋书·王羲之传》写《论》，对王羲之书法大加赞赏：“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由于对王羲之遗墨的搜集整理，命大臣临摹兰亭，并下旨将兰亭真迹殉葬，又加之太宗在《王羲之传论》对王羲之的充分肯定，虽未明确提出书圣，但以将羲之尊为圣者。
(二)重视书法，掀学书热。
网罗书法名家，培养书法骨干是李世民在书法史上的又一大功绩。太宗下令开设弘文馆，并设书法一科，由欧阳询、虞世南教授楷法，诏令五品以上的官员热爱习书者可就馆学书。由于内府原迹不得外传，就用硬黄响榻术复制作品，赏赐大臣。唐太宗对欧、虞、褚都甚器重，同时冯承素、陆柬之、李怀琳也都是太宗所喜爱的书家。由于李世民重视寻找书法人才，重视书法人才培养，中央政府有弘文馆这样的高级书法学校，书法好坏也是取士标准，所以，唐代大批书法人才辈出。
(三)身体力行，学习翰墨。
李世民从小喜欢书法。宋代朱长文《续书断》列太宗书为妙品，指出“翰墨所挥，遒劲妍逸，鸾飞凤翥，虬龙腾跃，妙之最者也。”太宗所书《晋祠铭》开了行书上石之先河，《温泉铭》则是太宗的又一佳作。其书法源于二王，风格雍容和雅，圆劲遒丽，朗润流美。
(四)崇韵尚法，理论先行。
首先，唐太宗强调书法的筋骨。他主张：“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同时，唐太宗对“神气”也十分强调，他说：“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他还主张书法要有“冲和之气”。即和平典正的气象。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书法理论上，不仅强调“骨力”，讲究书法的“冲和”之美，而且指出“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怡，不能专精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利用帝王的权威，搜集、发、整理了魏晋遗墨，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同时举办书法学校，重视和培养书法人才，宏扬书法文化，为唐代的书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述四点唐太宗的举措对唐及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这些举措无疑都体现出他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之情，他的喜爱之情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是为后世留下无数王羲之完整而真实度和可信度又高的碑帖和书迹，这些都是后人学习临摹的典范;二是李世民首次把王羲之推到书圣的地位上，为之后的书法发展划定了大致风貌，对于后人有关书法的审美及掌握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三、明确提出书圣之美誉——李嗣真
书法史上，分析王羲之书圣地位时，总要说到李世民，因为他作为统治者，他所确定的东西我们人人皆知。但说到用最先用“圣”一字来形容王羲之的人，很多人都忽略了李嗣真。李嗣真是唐代书画家，他多才多艺，对诗词、书画理论造诣颇深。他在武则天时期做官，从时间上看在李世民之后，但他却是在书法理论中第一个明确系统的给王羲之下定义的人。他在《书后品》中，将右军与张芝、钟繇、王献之等四人放在一起，通过对比后对其评价更加细致深入。李嗣真评论这四人的书法说：
钟、张筋骨有余，肤肉未赡，逸少加减太过，朱粉无设，同夫披云睹日，芙蓉出水，求其盛美，难以备诸。然伯英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又似沃雾沾儒，繁霜摇落。元常正隶如郊庙既陈，俎豆斯在;又比寒涧闳豁，秋山嵯峨。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琚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摛其七采，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谷卷舒，烟空炤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忽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又如松岩点黛，蓊郁而起朝云;飞泉漱玉，洒散而成暮雨。既离方以遁圆，亦非丝而异帛，趣长而笔短，差难缕陈。
李嗣真连用了“书之圣”“草之圣”“飞白之仙”来盛赞王羲之的楷书、行草书和飞白书。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圣”来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从李嗣真笔下的文字中，看出他对于王羲之的推崇已经到了个人巅峰，从任何方面，任何角度，在他眼中，王羲之都已经做到了极致。相比于李世民，之后的李嗣真将王羲之与“书圣”一名明确的落实到了纸面上。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对唐太宗的总结与升华。之前，唐太宗在书法方面所做的贡献不能忽视，但追根溯源，王羲之这“书圣”之名我们不能忘记李嗣真。
四、《兰亭序》及其背后的深远影响
(一)《兰亭序》之是非。
永和九年，王羲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今绍兴城外的兰渚山下)，与文人雅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举行风雅集会。与会者临流赋诗，各抒怀抱，之后大家公推此次聚会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王羲之写一序文，记录这次雅集，即《兰亭集序》一文。据说文章为王羲之饮酒后所写，文中记叙兰亭周围的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氛围，王羲之借此文抒发感叹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兰亭集序》虽是一篇序文，但就内容和形式而言，它不仅仅是一篇一般意义上的书序。立意深远，文笔清新自然，表达了作与会者沉浸在美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而得以暂时忘记烦恼的情趣。此篇作品不仅在文学领域享有盛名，在书法界更是得以“天下第一行书”的盛赞。作品通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无可挑剔，是笔、纸、墨及书家当时心绪的完美结合，此幅作品是王羲之在五十岁左右的得意之作，之后的历代书家都推崇此作为“天下第一行书”。到了唐太宗时，由于太宗对此帖情有独钟，太宗命冯承素双钩廓填后，因其卷首处盖有“神龙”二字的左半小印，留下最接近《兰亭序》真迹的摹本——神龙本《兰亭序》。但在唐朝，也有不同的版本流出，较为著名的有：虞世南临写的天历本《兰亭序》;褚遂良所临写的米芾诗题本《兰亭序》;还有欧阳询的临本定武本《兰亭序》。到了太宗之后原迹已不知去向，坊间传说，太宗曾下旨，在他死后，要求《兰亭序》与他一起埋藏入墓，所以《兰亭序》无法被后人所见。但此说是否为真，我们现在还不能给予明确的定论。
由于《兰亭序》书法艺术极为精湛，直到今天，对《兰亭序》争议都未曾停止。大约从宋人开始，对传世《兰亭序》是否为右军所作表示怀疑，但因缺乏出土文物的印证而不得深入。之后影响最大的便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论辩，史称“兰亭论辩”。这场论辩源于郭沫若先生，他基本观点认为《兰亭序》是假的，并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篇论文，从而在文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郭沫若先生怀疑《兰亭序》是智永，他认为作品风格与智勇的作品风格很接近，并且王羲之的其他作品与《兰亭序》风格出入很大。但出土了东晋《高崧墓志》后，很多人认为郭老失去了历史实物支撑，因为此墓志与唐代楷书十分接近。由于当时郭老的社会地位比较显赫，文章一出在文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形成“论辩”。但这场辩论最后上升到了政治立场的高度，之前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而使得学术问题不再纯正。但其中的很多学术知识和结论还是十分重要并且十分有价值的。直到今天，许多文人、学者仍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考证。
(二)《兰亭序》和王羲之书法艺术。
为何王羲之和《兰亭序》会一直引发着如此强烈的研究热潮呢?我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兰亭序》自身的艺术价值。
说到《兰亭序》自身的艺术价值，首先是上文所提到的它在文学领域的贡献，此文是一篇文笔清新自然的序文;其次就是接下来要着重所说的书法方面的艺术成就。仔细品味作品，不难发现每行章法如同提前设计好一样，不可随意篡改。通临过的人都会发现，《兰亭序》中每列字一旦随意改变它的字数，通篇章法便没有了原来的韵味通，篇布局大有“疏可走马、密不通风”的妙处。此作品线条方圆并施，方笔多用折，属外拓笔法;圆笔多用转，属内擫笔法。以圆笔为主，偶用方笔，如流、足、视、殊、浪、宙等，所以显得古朴苍劲。《兰亭序》也非常注意重字变化，避免雷同。以“之”字为例，二十个“之”字反复出现，均作了相应的变化。《兰亭》虽然字字之间，并无太多明显的联笔，但行气连贯，一气呵成，有一泻千里之势。如此巧妙地安排，也是在右军饮酒微醉的情况下而创作出来的。同时据史料记载，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时用鼠须笔和蚕茧纸。鼠须笔可能是老鼠或是松鼠的胡须所制而成，而蚕茧纸，并非蚕茧所造的纸，而是楮树皮加工制成，其纸色浅黄类似茧丝，但晋代蚕茧纸具体是何种纸质已无从考证了。写过书法的人大都知道，现在的宣纸已经是比较光滑和平整的了，相比原来，书写工具的舒适度已经大大提高。但即便是这样，我们暂且以神龙本《兰亭序》为范本，本人在每次临写过后，总会发现使用舒适度高的书写工具所临写的作品中，字内之间细小的线条总是不能完全达到字帖中所表达出的自然而又优美的精气神，结构复杂的字也不容易领会其中的书写要领。此帖原迹每列字大约有一到两厘米宽，算得上小行书了，也正是在字形如此之小，书写工具舒适度一般的情况下，每笔笔画质量极佳，细微的小笔画生动清晰，通篇布局合理。这不得不承认，王羲之在书法方面，有着鬼斧神工的能力。但争论也随之而来，相比于《兰亭序》，右军所传世的其他作品的风格却不太相同，也就招致怀疑。但这并不影响《兰亭序》的书法地位。
2.王羲之及《兰亭序》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儒家学派指的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长期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其影响波及亚洲很多地区。道家则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另一种思想流派。到了东周时期黄老道神仙家依据《道德经》(即《老子》)和《南华经》(即《庄子》)而长期演变所创立了一种宗教——道教，它的起源首先可以上溯到中国古代先民的神鬼信仰和民间巫术，是中国本土宗教。
西汉时，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儒家思想及体现儒家思想的书籍资料大量涌现。同一时期，道家和黄老之学也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和学术思潮被一些著名人物开始将其与神道相糅合。到了东汉后期，道家转化为道教的倾向明显加剧，汉初的黄老之学此时也逐渐演变成黄老崇拜。东汉社会政治腐败，赋税繁多，天灾频仍，民不聊生，此时道教得到大的发展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使然，因为宗教幻想成为普通百姓的精神避难所。实际上，到了三国分裂时，道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最主要的是向上层传播，一大批统治者成为信徒。统治者从道教所描述的未来中看到属于自己的精神资源和长寿、养生等现实的需要。一直到西晋时期，我们更能随处可见道教道徒的活动和影响。
而此时，中国南北方的大士族和次等士族中都有很多人信仰道教，这其就包括琅琊王氏。王氏信仰道教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便是取名中带“之”，大约延续了六代人。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就曾说道：“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在羲之传世的书札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王羲之服食修炼的内容。世传作品《黄庭经》虽未必为王羲之所书，然内容则可能为其所曾书写，他是羲之信仰天师道的一个佐证。在《晋书·王羲之传》还附有与右军关系密切的道士许迈的小传。这段小传不会没有任何目的的出现在书中，这段许迈的小传，不仅记录了俩人之间的交往，而且也是对道术信仰甚笃的唐太宗及其史臣道教信仰的产物。
家族的传承极大的影响了王羲之及他的艺术、文学等方面的审美观。之后学书师从卫夫人，受卫夫人的影响也是颇深的。卫夫人(卫铄)出身于西晋时期著名的士族世家河东卫氏，是卫瓘的侄女，卫恒的堂妹。同时河东卫家也是著名的书法世家，卫瓘和卫恒二人都是著名的书法家。更重要的是这位卫夫人可能是王羲之的姨母。河东卫氏是儒学世家，卫铄受家风的影响，善于书法，并书法根植于东汉以来的传统，特别是以钟繇为代表的士族书法风格传统。王羲之少年时常向她学习，自然书法风格等方向不能不受传统的影响，同时对传统的学习也为王羲之之后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兰亭序》一文在思想上有对传统思想继承的体现，也有乐观积极地创新。文章开始有些是必要的交代，有些是写自然造化之美，有些却是写集会的“盛况”。天气晴朗，春风和煦，自然风光优美，人们心情快哉!乐哉!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其作用在于纵展眼力，开阔胸怀，穷尽视和听的享受。这里在抒发了生之快乐，同时作者又有一种旷达的心境融在其中。之后文中出现了两种人，一种是喜欢“静”的人，一种是喜欢“躁”的人。前者“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后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二者在性格乃至行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两者又有相似之处：“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快乐的时候，得意忘形，感觉不到自己在悄悄地衰老，等对高兴的事物感到了厌倦，感慨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是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述”;另一个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作者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生命是何其宝贵!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才引用古训“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来进行警戒。我们都知道东晋是名士风流的时代。他们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崇尚老庄，大谈玄理，不务实际，思想虚无。在这种消极思想弥漫的东晋，文人大都把生和死看成完全一样的，都是虚妄荒诞的，把长寿和短命看成没有区别的，但作者并不这样看待，表明了他对生死问题的看重。王羲之很清楚的看到名士身上的弱点，以此来进行委婉的批评，从而能启发那些思想愚昧的所谓之名士，不要让生命在虚无幻想中轻易地从自己的身边逝去。在委婉批评的同时也是对他从小接受的传统思想的质疑。在他看来，文人士大夫们都不是神仙佛祖，是有血有肉的凡人，要珍惜生命，士大夫当“兼济天下”，去实现自己的抱负。正因为王羲之对生命是如此正确的解读，在文末的“悲”不同于前文的“痛”，而是对个体之痛的理性思考，是由己悲人的，更加深刻感慨。
此文虽有悲叹之气存在，但并不等于右军悲观，王羲之的文章多在是表面消极，内在执着乐观。与此同时，王羲之在书法上的卓越成就正是他对抗人生虚无的最执着的努力结果，他将自己的思想通过书法这一独特的艺术方式留给后人，在他的墨迹中能一脉相承的反映出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艺术等领域的审美理念。《兰亭序》、书圣等字眼只是它留给我们后人书法领域的无限的研究财富，更多的是，通过他的作品，看到中国文字的发展、中国文人思想的发展，这些无形的影响，是我们现代人坚持不懈去探险的东西!
王羲之的后世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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