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评价王羲之
王羲之的书法在我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的书法作品对我国的字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人们是如何评价王羲之的呢?以下是由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们对王羲之的评价，希望能帮到你。
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有谁敢这样评价王羲之
在中国书法的千年历史上，无数书法评论家几乎对王羲之是众口一词的。而唐代著名的张怀瓘却评价得非常特别。他尤其是对王羲之的草书评价不高。认为“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接下来他又评价王羲之的草书“虽圆丰研美，乃乏神气”。
而且在他的《书估》一书中，更为具体化，说“王字中草字100字才抵他的一行行书，300字才抵他一行楷书”。
简言之，他认为王羲之的草书太过柔媚而被诟病。但是在书史上，也有不少人的评价是充分肯定的。典型的如梁武帝，他说“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当然，他对大王的字是整体评价，而非专门指草书。
王羲之书法总体评价
王羲之被誉为“书圣”，无论是否懂得书法都知道王羲之这位独特的书法家。在浩瀚书法海洋中，王羲之已经被众多书法立为了一座灯塔，被历代书法立为楷模，并且用王羲之的标准来衡量历代的书法名家。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
有评论说：“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这里虽然打破了王羲之崇拜，但是仍然没能打破人们认识王羲之的格局。为什么王羲之的书法是最好的?为什么王羲之的被认为是完美无瑕的?
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有两个比较大的因素：
第一，唐太宗的推动作用。唐太宗十分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以至于召集天下、宫廷中的书家临摹《兰亭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王羲之的书法地位有推动作用。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唐太宗的书法造诣不浅，他应该能够判断出王羲之的书法水平。唐太宗只是一个外因，主要的原因还是王羲之自己。
第二，王羲之的书法功底。历代的书法家已经把王羲之尊为“书圣”，因此评价王羲之的书法也就没有缺点可寻。因为定论认为王羲之是完美的，王羲之是绝对的，王羲之是不可超越的。历代的书法家，包括后来的欧颜柳赵、苏黄米蔡、翁刘成铁等等众多书法几乎都与王羲之的书法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想原因主要是中国封建时期的正统思想与中庸思想：
王羲之的书法被尊为书法的正统，王羲之之法也被书法届尊为正统之法，任何违背王羲之的法则都是被成为叛逆的。但是违背王羲之的法则是不是都是坏的呢?有人说王羲之的法则到现在还有人在用，但是那些违背王羲之的法则都已经不存在了。想想看，这种一出来就被唾弃的法则能够流传下来吗?当王羲之的书法被尊为正统之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等等一批书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王羲之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字体相当一段时间以欧体为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欧阳询，也间接发展了王羲之。当欧阳询被尊为欧体的楷模，后来的欧体书法者也就以欧阳询为标准，因此也就永远无法超越欧阳询。而被欧阳询所临摹的王羲之，也就成为了更是高不可攀的巅峰。
王羲之的书法在书家看来是“大家无特色，大家无风格”，而且王羲之是“中庸之美”。这种标准被看作是书法的终极状态，这种思想很明显是受到了儒家学说的限制。当我们把王羲之等同于儒家思想的精华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王羲之已经成为了一个儒家思想在书法界的孔子，是不可动摇的圣人。而后的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书法家拿王羲之的标准来衡量当然也就无可比拟。怀素、张旭、王铎比起王羲之过于豪放，欧阳询比起王羲之过于呆滞等等之类的评论诞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儒家思想统治的中国封建社会，只要儒家思想不动摇，王羲之就基本不会动摇。而当代则不同，儒家思想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因此开始有众多书法家开始批评和反思王羲之。是不是我们的书法必须中庸?必须不左不右?
如果说王羲之是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峰，那么随后的唐代书法不如晋代，宋朝不如唐朝，元朝不如宋朝，明朝不如元朝，清朝不如明朝，民国不如清朝，当代不如民国。抛开王羲之的禁忌不讲，我们的书法家不应该反思吗?
拙见!以备书法水平提高之后再来审视自己的见解。看看将来是否能够有新的见解。
对王羲之的评价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因以右军将军衔领会稽内史，遂世称王右军。东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
忧国爱民王羲之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显赫的士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其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历任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伯父王衍先后为晋惠帝的中书令、尚书令和太尉。南渡后，伯父王导官居宰辅，把持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是首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功臣。
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辞，但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很有主见。王导和王敦都非常器重他的才华，称赞他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鉴对他更是赏识，主动将女儿嫁给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动乱频仍。在这些动乱中，琅琊王氏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羲之虽然出身在琅琊王氏，但很少以一家一族的利益为念。他多次拒绝王导要他到中央政府为官的建议。他愿意在地方上担任具体工作，以便为振兴东晋王朝建立一番功业。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荆州的征西将军庾亮那里供职。庾亮反对王氏专制朝廷，与王导格格不入。然而王羲之却能注意与庾亮融洽相处。他终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庾亮把他的职务从参军提升到长史。咸康六年(340)，庾亮去世。临终前，庾亮亲自上表称赞王羲之的才能，建议成帝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不久，晋成帝前后两次发布诏令，委任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书。因有违本意，都被王羲之一一谢绝了。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绝要他到中央为护军将军的任命。他的做法引起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王羲之在回复扬州刺史殷浩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志向。他讲，自己不愿到中央任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但并不是说他不肯为国效力，只要需要，即使是出使充满危险的关陇(时为后赵石虎盘踞)和巴蜀(时为成汉李势盘踞)地区，他皆在所不辞。迫于压力，王羲之回到建康担任了护军职务，但仍然要求外任。在反复请求之下，朝廷终于同意他以右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会稽内史。
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任上，正遇上严重的灾荒，王羲之忙打开粮仓赈济这里的灾民。他向朝廷建议“断酒以救民命”(《全晋文》卷26)，认为“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全晋文》卷24)。通过实际考察，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过于繁重，而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一带尤甚。故而他一再上书要求减免赋役，以使人民“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他批评政府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羲之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低，只会给人民增加负担，“主者涖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在对会稽郡下属的各县进行检校之后，他发现官仓失盗的现象十分严重。原因是监守自盗，“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余姚近十万斛”。王羲之谴责朝中当权者阻挠追查，说他们实际是“重敛以资奸吏”。认为只要“诛翦一人，其后便断”。
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东晋政府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荆州刺史桓温掌握重兵，灭掉蜀地的成汉政权之后，积极准备北伐。桓温企图靠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个人的威望，实现代晋称帝的野心。永和九年(353)，坐镇建康的宰辅司马昱为抑制桓温，抢先命令扬州刺史殷浩为北伐的指挥。殷浩是徒有虚名的清谈家，毫无作战经验。他任用降晋的羌族首领姚襄为北伐前锋，结果姚襄中途倒戈，在山桑伏击殷浩。殷浩惨败而还，北伐军损失极大。王羲之向来反对盲目北伐。在殷浩动身前，他曾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进行劝阻。北伐失败后，殷浩不甘失败，复图再举。王羲之再一次写信给他，告诫殷浩应该汲取失败的教训，“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他讲，“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盲目北伐召致多次的丧师辱国，是当政者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东晋国力不足，军败于外，资竭于内，既然没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不如全力保住长江不失。他建议，当政者应该引咎自责，承认错误，集中全力汇集人才，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努力刷新政治，消除烦苛的制度，减免赋役徭役。只有这样，困难的局面才可能改观。王羲之警告说，如果坚持割剥百姓的暴政，陈胜、吴广一样的起义马上就会出现。在写给司马昱的信中，他对一再劳师兴众的后果表示担忧。指出，打仗要知己知彼，万全而后动。盲目北伐，取胜的希望很少，而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极大，“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他又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尚，沉痛地列举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说，每次参加征役和充运的人中，因为死亡或叛逃的都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返回家园。政府不顾人口的损失，仍然对百姓照常进行征发，造成更多人中途叛逃。按照政府法令，逃亡者的家属和邻居要连坐，于是又有新的人大批逃走。“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
会稽郡属扬州管辖，扬州刺史王述是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与王羲之不和，一再冷落和刁难他，王羲之深以为耻。永和十一年(355)，他以生病为由，辞去了会稽内史的官职。
辞官后，王羲之举家定居会稽，不再返回建康。在到会稽之初，王羲之就对富饶的浙东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老死这里的打算。公务之余，他经常与好友谢安等人游视这里的大海名山。去官后，更“与东土之人尽山水之游”。王氏属于南渡的北方士族，原籍田地已失，为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必须在南方占取大量土地。太湖流域是江南土著士族的禁脔，为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北来大族的触角则转向了浙东。王羲之的山水之游，固然有游乐的成分，但主要目的还是求田问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全晋文》卷24中保留有王羲之向朋友索还田产的杂帖，足以证明王羲之对扩张土地的热衷。
名垂千古的一代书圣王羲之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他的书法艺术。在书法史上，他是个划时代的巨匠。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受到人们的尊崇，有“书圣”之誉。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在于他能备精诸体，集当时书法之大成。更在于他能自成一家，开创了独特风格的王派书法。
汉魏之际，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到一个光辉灿烂的阶段。人们在汉隶、章草两种书体之外，又创新了行书和楷书。此后，一些著名的书家钟繇、梁皓、韦诞、卫觊、索靖等人应运而出，其中以钟繇最为著名。他能写隶、楷、行、草诸体，尤善楷书。钟繇的书法风靡魏晋，在书苑中居统治地位。王羲之的家族以善书著称，王导于丧乱之际，犹携钟繇的《宣示帖》自随。据《述书赋》记载，东晋书家中的“八王”，琅琊王氏一门共占去六人。
这种时代与家风，使王羲之自幼受到薰陶。他七岁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即是叔父王廙。王廙工章楷，笔力效法钟繇。十一岁时，王羲之在父亲的枕中发现前代人写的笔论，私下里取出阅读。父亲知道后，告诉他说：“现在你年纪还小，不能理解运笔的法则。等到长大以后，我再教你。”王羲之不以为然，他说：“我愿意早一点知道，若等长大，那就迟了。”父亲只大致地给他讲解了笔论的要点，而王羲之却已心领神会，从此学力日进。著名的书家卫夫人看到他的字，感叹地说：“这孩子一定是学过《用笔诀》的。我看他的笔法，十分老成，将来一定能超过我的。”卫夫人名铄，名书家卫瓘之女，李矩妻。卫铄师法钟繇，声誉极高。由于喜爱王羲之，卫铄把他收在自己的门下为徒。
王羲之长大以后，阅历渐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峄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遂改变初学，博采众家之长，试图另辟蹊径，创出自己的书法风格。最初，他的字并不是最好的，庾翼的字就远胜于他。经过自己的勤学苦练，用心钻研，他终于熔各家于一炉，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均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到中晚年时期，一变质朴的书风，创造出一种遒媚劲健、端秀清新的华贵书体，一跃成为一代宗师。
东晋时期，隶、草、行、楷各体均已大备，比较而言，行、楷因是后出，尚未成熟。王羲之把它们向前推进变化，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羲之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当时诸体俱全，或以继承为主，不变旧法，仍以隶法写楷，即是所谓隶楷(今隶);或是推陈出新，发展草楷结合的行书。王羲之选择的是后一种。它符合书法发展规律，便捷易识，在继承前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变化，是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的完美性的结合，并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第二是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书法是一种形象艺术，如果平板少变就会丧失生命力。王羲之备精诸体，娴熟各家笔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对传统性的程式笔法进行改革，使其绚丽异常、丰富多采。他以不断变化书态和表现不同的手法，避免了千篇一律。唐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惊叹“羲之万字不同”，确实发现了王氏变化多端的书法特点.
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后作制，给予王羲之的书法极高评价。他写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运连;夙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王羲之的书法受到人们的承认和喜爱，逐渐取代钟书而大行于世。庾翼见到王羲之用章草写给其兄的信，深为折服，叹息不已，亲自写信给他，说：“我过去有草圣大家张芝的十张章草帖，南渡时丢失了，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好字了。看到你的章草，写得如此神采动人，使我感觉旧帖又回到了我的面前。”王羲之的书帖墨迹逐渐被人们视为珍宝。有一次，王羲之到门生家做客，门生设佳馔招待他。王羲之想以书相报，见室内有一棐木几，非常滑净，于是提笔便写。其书真草相半，潇洒飘逸，门生欣喜若狂。为感酬先生，门生亲送王羲之回郡。回来的时候，门生发现王羲之的书迹已被父亲刮掉。他懊恨之极，为此难过了很长的时间。另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看见一位卖扇子的老妇人生意清淡。他走近扇子摊，在一些扇子上面写了点字。看到老妇人面现愠色，王羲之笑着解释说：“你说这是王右军的字，每把扇一百钱。”老妇人半信半疑，照着办了，果然被众人一抢而光。王羲之生性爱鹅。他听说一家养的鹅极善鸣叫，便兴致勃勃地去看。不料，那家人为得到王羲之的字，竟然把鹅杀掉做成了款待他的菜，搞得他哭笑不得。山阴县一位道士也有几只好鹅，王羲之来求购，道士对他说：“我的鹅不卖，如果你肯为抄篇《道德经》，这群鹅便白送给你。”
王羲之对于自己的书法也很自负。自称：“我的字与钟繇不相上下，而张芝则要在我之后了。”他写信给别人说：“张芝学书墨池，我也这样下功夫，怎么会落在他的后面?”
王羲之的真迹没有能保留到现在。存世的主要是他书迹的刻本。他所写的楷书，以《黄庭经》、《乐毅帖》等最有名，行书以《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
《兰亭集序》写于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邀请了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子侄，集当时名流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亭进行修禊活动。修禊是古代的一种风俗，临水而祭，据说可以消除不祥。这一天，与会者兴致很好，宴饮赋诗，留下大批诗作。王羲之为宴集挥毫作序，是为《兰亭集序》。据《法书要录》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说：“书用茧蚕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自古以来，《兰亭集序》被人称作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代表之作。这一名迹后被唐太宗所得，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写副本，赐给太子、诸王及近臣。而它的真迹，传说则随太宗遗骸而殉葬昭陵了。传世的各种《兰亭集序》的墨摹本，艺术风格并不一致。现在能够看到的本子，有被认为是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摹本。在石刻本中，以唐太宗时刻在学士院后流落在定武的拓本为上品。王羲之还是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与诗赋都写得很好。《晋书》本对于传世的《兰亭集序》帖，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着真伪的争论。清人赵魏于乾隆年间，首先从字体的源流方面对序帖提出怀疑。他说：“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清光绪十五年，广东人李文田全面否定序帖为王羲之所书。他认为序文与《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的王羲之此文，从篇名到文字上都有区别。他也从字体上论述了序帖是“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近年来关于序帖真伪的争论，始于郭沫若1965年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郭文以新出土的文物为例证，发挥了李文田的论点，否定序文为王羲之原作，帖文为王羲之所书。郭文认定序帖为隋代僧人智永的作品。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赞同和反对两种意见。1972年郭沫若又发表《新疆出土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重新提出旧说。时至今日，争论还在继续，很多意见是不赞成序帖为后人伪托这一说法的。1977年文物出版社将两种意见汇集成《兰亭论辨》一书。1982年，刘汉屏又发表《论兰亭书体》一书。关于争论双方的观点，只要查阅两书，备知矣。
传收录的《与会稽王笺》、《报殷浩书》和《遗谢安书》等文都有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情真意切的长处。《兰亭集序》更是一篇记事、写景、抒情的上乘之作。它真实地反映出王羲之热爱生活而又慨叹人生短促的复杂感情。王羲之传世的诗作主要有《用笔赋》。他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不失为一篇优秀的书法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书家写字比拟成一场严肃的军事活动：“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比喻贴切，用意颇深。他指出构思布局是书法的要领，“夫欲书者，先研乾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侣，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王羲之讲述了书家前辈宋翼和自己学书的坎坷经历，并对隶、真、行、草各个书体的用笔立意，结合自己的心得进行了总结。该文被清人严可均辑录于《全晋文》中。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琅邪王氏世代笃信天师教。王羲之的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种迷信思想的羁绊。晚年，他与道士许迈过从甚密，经常炼丹采药，共修服食。丹药的中毒很可能损害了王羲之的健康，晋穆帝升平五年(361)病死时，仅五十八岁。王羲之的妻子郗璿，亦善书，有些王羲之署名的书笺即是她代笔的。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他们都喜爱书法，其中幼子王献之成就最大。王献之，字子敬，官至中书令。他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号称“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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