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书法欣赏

张仃书法欣赏

　　张仃，号它山，辽宁黑山人，1917年出生。1932年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投身“抗日宣传队”，以漫画为武器宣传抗日。张仃先生还是我国当代知名书法艺术家。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张仃书法，希望对你有用!

　　张仃书法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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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仃的生平经历

　　张仃非凡的艺术生涯，当自家乡北镇说起。过年时将红色胭脂蘸在馒头上的“一点之美”，埋下了幼年张仃心灵中追求艺术的种子。4岁在家中大门上用彩色粉笔画《出丧图》，虽遭族长训斥，却可算为最早的艺术创作;5岁开始临摹父亲带回的《芥子园画谱》、《点石斋画谱》，也喜看摩登杂志插图，舅舅算命摊上打洋伞、穿洋裙的“鼠小姐”造型是他设计创作的最初萌芽。

　　1932年，张仃考入北平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就在这一年，日本占领热河，父亲失业，张仃成了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15岁的张仃很快发现，自己的心中根本装不下“十八描”的仿古人物画，鲁迅匕首投枪式的文学作品才真正令他折服。于是，张仃拿起漫画、宣传画这种出手快、犀利鲜明的艺术形式作武器，与日本帝国主义和不抵抗的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到东北军前线鼓动和宣传抗日，参与筹建前卫社团“左翼美术家联盟”，吹响了救国救民、奋起抗战的号角。这一时期，张仃画的宣传画《打回老家去》，用白山黑水和大豆高粱呼应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深入人心的歌曲主题，是整个抗战时期最具思想深度和代表性的美术作品。那一年，张仃刚满20岁。

　　1938年秋，漫画家张仃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艺术创作和教学发生新的转折。

　　初到延安的时候，21岁的张仃还是一副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做派，脚蹬马靴，身穿吊带裤。有着独立艺术追求的张仃被看成是“异类”，他对素描、透视、解剖之类不感兴趣，而是大讲毕加索、凡高、印象派，讲现代绘画的色彩与变形规律，这在当时的延安显然过于“前卫”;他为延安文艺界人士画的漫画肖像被批判成“ 丑化革命同志”，他本人也因个性独具而被列为延安鲁艺“三大怪”之一。

　　后来，张仃又转到了老乡肖军领头的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这里只有他一个人是搞美术的，于是，所有与设计有关的事情，都由他一人包揽了。他一炮打红的设计是作家俱乐部，用的都是山沟里的土材料：用木头搭起一个酒吧，外面罩上蓝、白土布;把老乡筛面粉用的箩(细铜丝编织而成)，用木片装饰成筒状，挂在四面墙上，一盏小油灯从丝网里射出迷蒙的光线;把一个大箩筐吊在屋顶，用抽成褶的白土布围成灯罩……

　　1949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国旗、国徽或国歌，新中国形象的艺术设计成为燃眉之急。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

　　国徽设计前期甄选后，七零八碎的都淘汰了。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当时已经收到设计稿28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被否定。最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小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高庄等。

　　梁思成，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梁思成是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另外，他和夫人林徽因都是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的负责人。

　　当两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中央美术学院组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星、齿轮、麦穗和绶带等。张仃在《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阐述道：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红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梁思成小组的国徽，调子是灰色的。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设计理念为：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浓郁。与此同时，林徽因诚恳地列举了她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国徽为例，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徽不应该放进去建筑物，尤其是帝王象征的天安门。

　　在激烈的争论后，毛泽东出来定夺：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的象征，应该视为民主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放进国徽去。肯定了中央美术学院组的创意之后，也就是要确定新的国徽中哪些标志物属于必须出现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总结：新的国徽要有天安门，要有五星，要有齿轮，要有麦穗，还要加上稻穗。

　　设计的构想采用了美院组后，周恩来让清华组来完善国徽的设计。因为清华组个个都是建筑绘图高手，对正式图样的操作，绝对专业。所以最后他们的定型图被选中，不应意外。

　　应当说，张仃是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等则为其最终完善者。周恩来亲自找梁思成谈话，说服他接受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最终完成国徽图案的制作。而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枚国徽，则是张仃亲自跑到前门外，找到一位雕刻师傅，制作的一枚木制国徽。

　　国徽挂到天安门上，有功人员八名，梁思成、张仃、林徽因、张光宇、高庄、钟灵、周令钊等每个人奖励八百斤小米。梁思成还建议多给高庄一些，因为他修改有功。张奚若也建议要给清华重奖。

　　若干年后，在究竟是谁设计了国徽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少争论，总有人来向张仃询问，以至于他不愿意再作回答。他向来不愿意争什么名分，一直强调国徽的完成是集体的智慧，而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创意。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艺术设计、全国政协会徽设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美术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大会会场设计、第一批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等一系列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大设计任务，均出自张仃之手，这使得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开国首席艺术设计家。

　　在设计完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后，张仃在其后的日子里，又马不停蹄地主持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9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7年)，主持了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1952年)，主持了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1956 年)。

　　20世纪50年代末，张仃被组织调离中央美术学院，任命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第一副院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批艺术家和学者在“反右运动”中纷纷落难，使得刚刚成立的学院还未来得及完善自身的教育体系和教学思想，张仃承担起了这项重任。

　　他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等民间艺人请到学院，为他们成立工作室，传授技艺，研究总结他们的传统经验，又吸取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教育精华，为新中国的艺术设计奠定了教育体系和思想的基础，而当时他所迈的每一步都要冒着风险。在张仃的努力下，美术领域一批有成就的艺术家调入学院，学院的专业也从最初的几个扩充到20多个，““””前的十年正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蓬勃发展的十年。

　　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艺术主张，让学院的师生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与国庆重大活动等艺术设计中展露了锋芒，也引领着张仃在云南采风后创作了《女民兵》、《洱海渔家》等近300幅水墨重彩装饰绘画，大胆的变形、绚丽的色彩、独特的造型语言顿时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华君武称之为“ 城隍庙加毕加索”。

　　““””中，他因为这些画受尽屈辱，九死一生。在一个大型的批判会上，他举着自己的装饰画《女民兵》，跪在用两张桌子摞起来的台子上，红卫兵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他，将他从台子上打到地上，质问他为什么要画这些有颜色的变形的画，扭曲劳动人民的形象。

　　“””中，张仃被下放到河北的一所农场里进行改造，由于身心遭到摧残，他病得很厉害，回到北京就医。因为是黑帮，北京户口没有了，北京的家也没有了，他进不了城，就在西山脚下一个叫北沟村的村庄找了一个没人住的小院子，把漏风漏雨的地方补一补，暂且住了下来。此时的张仃不仅对社会绝望，对生命也绝望了。他现在的夫人———诗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怎么变。”而他却心灰意冷：“我连看的心思都没有了。”

　　当北京首都机场即将落成，室内大型壁画的创作降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时，复任第一副院长的张仃又调兵遣将，组成了创作小组，亲自挂帅出征。在张仃的坚持下，才有了机场壁画审美趣味的宽容与多样化。其中，张仃为机场贵宾厅创作的大型工笔重彩壁画《哪吒闹海》，高4米，长15米，借鉴、吸取了民间年画的色彩和敦煌壁画表现时空的特征，之后又被制作成动画电影，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1983年，张仃为长城饭店绘制了壁毯巨作《长城万里图》，1984年，他主持了北京地铁壁画工程，设计并参加制作了西直门地铁壁画《燕山长城图》和《大江东去图》。

　　2002年，文化部授予张仃造型艺术终身杰出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