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志摩的诗歌的论文

　　徐志摩的代表性诗论都是散文体的文学批评，也都体现出“跑野马”的风格特征，乘兴而发，率性而作，恣意驰骋想象，快意抒发胸臆，大量运用比喻、象征、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迥异于严肃的教科书式批评，也迥异于排斥比喻、想象的纯粹理性思辨，与传统的妙悟式批评与西方的唯美印象主义批评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一道奇观。

　　徐志摩诗论一

　　以“性灵”为宗的诗歌创作观

　　徐志摩曾留学英国，受到雪莱、拜伦、华兹华斯和印度田园诗人泰戈尔的影响，但他获得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滋养，更是他们诗中所蕴含的“性灵深处的妙悟”。徐志摩认为，有性灵才有真诗，写诗就是性灵的自然流露，而性灵得之自然，需要培养和保全。

　　不过，他并未对“性灵”一词的具体含义加以说明。《志摩全集》的编者赵家璧指出，“他常用这个词，意指inspiration”。赵家璧又说徐氏常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美术展览和听音乐演奏，因为这两者“同样是触动着性灵而发的”。综合考察徐志摩在各种语境下使用的“性灵”一词可以推断出，他所谓“性灵”，兼有灵感、灵性、性情等义，也可以是灵感与性情的结合。

　　由于徐志摩所谓“性灵”，兼有“性情”之义，因此，他的“性灵”说就可以说是明清“性灵派”诗论的现代延伸。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清代性灵派主将袁枚所谓“性灵”，均以人之情为内核。袁宏道在揄扬“独标性灵，不拘格套”的诗风的同时，对“情与境会，顷刻千言”的激情写作格外赞赏。袁枚则更是明诏大号地主张“性情之外本无诗”。徐志摩虽然不曾直接提及明清“性灵派”的诗论，但他的“性灵”说显然与袁宏道、袁枚的观点相契合，同时又融入了西方浪漫主义诗学崇尚情感、崇尚创作自由与自我表现的内在精神。

　　徐志摩多次以“野马”自况，如他说，“我的笔本来是一匹最不受羁勒的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功夫”。“野马”是现实秩序之外的存在，无拘无束，任性驰骋，既不像战马一样供人驱驰，更不愿成为乖顺的家畜，由人饲养，任人驭使。这一意象就像徐志摩所喜爱的风和云雀一样，都是自由的象征。而自由，正是徐志摩“单纯信仰”的核心内涵。纵观他的言论和生平可见，他对自由的追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创作的自由，一是灵魂的自由。所谓创作的自由，这是指不受成规与教条的羁绊，尽情地抒发性灵，尽情地表现自我。他明确表示，“要使我们的心灵，不但消极的不受万物的拘束与压迫，并且永远在继续的自动，趋向创作，活泼无碍的境界”是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既彰显了西方浪漫主义所推崇的创作上的绝对自由，也和明清“性灵”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学精神相契合。

　　对“教科书式文学批评”的质疑

　　作为一个诗人，徐志摩崇尚的是性灵之歌，作为一个批评家，徐志摩崇尚的是性灵之悟。在他看来，艺术的欣赏和批评应以性灵的感应为前提，不能满足于以主义和流派来区分、标签作者，也不能以科学的分析替代整体的感悟。他在《汤麦司哈代的诗》一文中指出：“艺术不是科学，精采不在他的结论，或是证明什么;艺术不是逻辑。在艺术里，题材也许有限，但运用的方法各各的不同;不论表现方法是什么，不问‘主义’是什么，艺术作品成功的秘密就在能够满足他那特定形式本体所要求满足的条件，产生一个整个的完全的，独一的审美印象。”

　　徐志摩诗论二

　　徐志摩的诗论及其风格特征

　　在徐志摩为数不多的诗论中，篇幅较长也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是探讨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诗人与诗作的《汤麦司哈代的诗》(1924)、《拜伦》(1924)、《济慈的夜莺歌》(1925年)、《白朗宁夫人的情诗》(1928年)等文章。

　　虽然卞之琳认为徐志摩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19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但作为一名批评者和译者，徐志摩在引介哈代的诗艺与人生哲学方面的建树，却不亚于他对英国浪漫派的译介和评述。除了译有20余首哈代的诗作之外，他还撰写了《汤麦司哈代的诗》《汤麦士哈代》等评论文章，以及记录其拜访哈代经历的散文《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其中《汤麦司哈代的诗》一文不仅是中国学界较早系统介绍哈代诗思与诗艺的专文，也是国内哈代研究中的经典之作。这篇诗论共有6节，第一节对东方诗人与西欧作家的创造力、生命力进行比较，热烈颂扬了西欧“文坛老将”如法国佛朗士、德国霍卜曼、英国萧伯纳等人老当益壮的矍铄精神和磅礴气概，痛心疾首地抨击了东方诗人和东方民族的精神颓唐、心灵贫乏和缺乏活力，表现出浪漫派诗人试图激发古老民族青春活力的热情。从结构上来看，这篇万余字的诗论条理、逻辑较分明，初具西式论文的形态，但从行文风格上来看，更像一篇随兴而作的散文，文中涌动着不可抑勒的激情，闪耀着灼灼逼人的灵光，散布着启人深思的妙悟、妙喻，展现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孕育的才子对英国维多利亚传统反叛者的深邃洞见，堪称哈代研究的思想指南。

　　除了哈代研究之外，徐志摩对19世纪英国浪漫派和维多利亚时代传奇诗侣白朗宁夫妇也有一定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为《济慈的夜莺歌》《拜伦》《白朗宁夫人的情诗》。与以上3篇诗论相比，发表于1924年的《拜伦》一文，更为别出心裁。这是一篇梦话拜伦的奇文，采用了现代派小说的白日梦形式，率性纵情，随心所欲，完全无视正统的批评章法，突出体现了性灵化诗论的不羁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