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赋的区别

楚辞与赋的区别

　　楚辞是屈原时期楚地的一种歌,而赋是一种文体,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楚辞与赋的区别，供大家参阅!

　　楚辞与赋的区别

　　楚辞在当时及后世，有多种的名目称谓。大体而言之，一曰歌、二曰诗、三曰赋、四曰诵、五曰辞(又作词)、六曰骚、七曰赋、八曰文。在具体的语境中，它们有着特定意义的指向，其蕴涵分别有所侧重、又时而可以相通。

　　楚辞称“歌”，最突出的例证是《九歌》。“九歌”为上古乐章之名，为歌谣之体甚明。在《九歌·少司命》中有“临风恍兮浩歌”，《九章·抽思》中有“少歌”，《招魂》中有“造新歌兮”等句。楚辞称“诗”，如《九歌·东君》中有“展诗兮会舞”，《九章·悲回风》中有“窃赋诗之所明”。楚辞称“赋”，如《招魂》中有“同心赋些”，《大招》中又有“投诗赋兮”之句。楚辞称“诵”，如《九章·抽思》中有“追思作诵，聊以自救兮”，《九辩》中有“自压案而学诵”之句。楚辞称“辞”，如《离骚》中有“跪敷衽以陈辞”，《抽思》中有“结微情以陈辞”等句。汉代以后则称屈宋之文曰“赋”、曰“骚”、曰“楚辞”，例不胜陈。

　　后代的文学家有时也将屈原作品视为特指的“文”，如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论及散文写作时说：“参之谷粱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柳宗元将《离骚》与老、庄、孟、荀以及《国语》、《史记》等散文典籍并列，其意颇值得玩味。明代何孟春曾经说：“古今文章，擅奇者六家：左氏之文，以葩而奇;庄生之文，以玄而奇;屈子之文，以幽而奇;《战国策》之文，以雄而奇;太史公之文，以愤而奇;班孟坚之文，以整而奇。”将楚辞与《左传》、《庄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并列，用“幽而奇”概括屈原作品的特色，虽然并不十分准确，但有其内在的思理。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说：“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现，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

　　综上，对于楚辞有着不同的名目称谓，显示着对于楚辞的文体性质有着不同的认知理解，这并非出于偶然。从历史的层面说，楚辞是一种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它不仅句式可长可短，用韵宽松灵活，可以配乐歌唱，也可以有节奏地咏诵;可用来抒情，也可以用于叙事。可以视之为诗歌，也可以称之为文章。二十世纪以来，学者因受到西方文体分类观念的影响，以为非诗即文、非文即诗，从而将楚辞简单的界定为诗歌，忽视了它兼有“文”的性质，这就造成了广泛的误解。

　　刘永济师《屈赋通笺·叙论》将屈原的作品定名为“诵”。他说：“屈子之文，正名定义，自当以诵为宜，曰赋曰骚，皆非其本也。”诵的本义：一是有节奏地朗诵，它的声调有节奏感，但不同于歌唱;二是讽谏之词、规箴之语，皆可称诵;三是与“颂”相通，告于神明曰“颂”。它可以是诵读的诗章(《诗经·崧高》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可证)，也可以是特定内容的文辞。楚辞的文体，不能一概而论：其中包含诗歌(如《九歌》)，可唱亦可诵;也包含只能有节奏朗咏的诵(可配乐，亦可不配乐)。《屈赋通笺》又曰：“《天问》篇末残缺，有无乱辞，不可悬测，然为有韵之文，可以声节之而歌，则至明。”刘师将《天问》视为屈原作品中一类特异的文体，值得人们深思。

　　正因为楚辞体兼韵散、亦诗亦文这种特殊的性质，它对于后世各种文体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首先，继承楚辞的体貌直接形成了骚体文学这一特殊的韵文形态，它包括楚歌与骚赋。楚歌是歌吟体的短章，其形成受到《楚辞》与楚民间歌谣的共同影响。骚赋则是楚辞赋化后的产物，通常篇幅稍长，与《离骚》、《九章》、《九歌》的风貌接近。在古代文学园地里，这是一个体式与风貌都容易识别的特殊文体。其次，楚辞是赋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楚辞·招魂》王逸注曰：“赋，诵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曰：“不歌而诵谓之赋。”以赋、诵互训，直接点明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汉赋是沐浴着楚风楚雨成长起来的文体。即使是大量运用散句的散体赋，在抒发情感或描写景物时也时常插入一些骚体句以增强文章的流动美。这后来成为了赋家惯用的修辞手法，使得散赋因增添了起伏跌宕的变化而更具韵味。在赋的创作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题材的因袭性与类型化，其中许多是从楚辞发展而来。大致而言，抒发士人失志牢骚之赋，受到《离骚》、《九章》等篇的影响;描写男女恋爱的赋，肇端于《离骚》求女的情节及《九歌》的相关描写;铺陈宫殿苑囿之美、游乐之盛的赋，发源于《招魂》、《大招》中的场面描写;咏物之赋本源于《桔颂》，表现自然物色、借景抒情的赋，则大都受到《九辩》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楚辞被认为是一种新诗体，它对诗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迭韵的格式，催生了五、七言歌行体诗;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的表现领域，招隐诗、游仙诗是直接从楚辞中孕育而出的，政治咏怀诗受到楚辞的影响也很明显;而最为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上开创了被称为“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楚辞对于散文的写作也产生了影响，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楚辞的体式中就带有散文化的倾向，它宛如行云流水般的抒发胸臆、安排词章，与散文的谋篇布局相同。二、楚辞中的《卜居》、《渔父》以假设问对的形式抒发内心的愤懑，这对于后世牢骚之文的流行有着长远的影响，汉代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唐代韩愈的《进学解》、柳宗元的《愚溪对》等都是此类作品。三、在散文中插入骚体句以写景抒情，也是文章家惯用的技法。另外，楚辞对于戏剧体制与小说构思，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总之，楚辞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这种特殊性使得它对于中国文学的各类文体发生了特殊的作用。在古代文学的园地中，楚辞像一个光源，它的光芒照亮了各个文学领域。它又像一条支脉纵横的江河，滋润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原野。楚辞不断地向外辐射出光和热，渗透进其它的文体之中，促进了不同文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它的这一文学特质，应该引起学者的思考与重视。

　　赋，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西汉时文人将屈原、宋玉等所运用的、作为长江流域文化代表之一的《离骚》式诗体加以改造，向散文方向发展而形成的。“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心雕龙·诠赋》)，洋洋洒洒，极尽铺陈之能享。赋在其后不同时代的发展中，从古赋到徘赋到律赋到文赋，形式上不管怎么变革，却始终沿着散文化的轨道行进，并没有回到诗的故乡。说“赋者古诗之流”，只有在说明赋还保留着某些骚体诗的外部形式特点时才算是正确的，若是用以说明赋是诗的一个支派，那就是大谬特谬了。诗，总是喜欢借助跨度极大的跳跃，行踪飘忽飞腾，在广阔的立体空间里上天入地，展开想象和联想，时刻为感情寻找着形象。赋，则不然，它与一般的散文并无二致，都是在一个平面上慢走快奔，在展开其叙述、描写、议论时，逻辑严密，顺序衔接，脉络连贯，+分注重文章的说服力量。而说服力量的达到，往往具体表现为对文章气势的追求。“以赋视诗，较若纷至沓来，气猛气恶”。清人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揭示出赋和诗在对气势要求上的这种不同点，可谓一矢中的。

　　在古典文学中，诗、词、歌、赋并称。赋是由《诗经》《楚辞》发展而来，前者是赋的远源，后者是赋的近源。其体始于战国时赵国人荀卿的《赋篇》，至汉代形成固定的、独立的文体。汉赋多鸿篇巨制，多四言句式，杂以散句。汉末出现了抒情小赋，但很快被六朝的“骈赋”所代替，骈赋往往用四字对或六字对。至唐宋时又发展为“律赋”，在篇幅、格律、对仗上要求更高。在晚唐时的古文运动的影响下，赋又发展为“文赋”，它句式参差，押韵比较随便，重视清新流畅，杜牧的《阿房宫赋》就是一篇文赋。

　　赋在结构上一般可分为三个部分，前面有序，说明作赋的缘由，用不押韵的散文或骈体文;中间是赋的本身;后面有“乱”或“讯”的部分，对全篇作小结。

　　在形式上，赋字数不限，但以四、六言为主。至于赋的作用，班固说：“或以抒下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也就是说，赋的作用是用来表达人民的愿望，讽喻政宁。借景抒情，铺叙风物，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托物言志，卒章显志，以寄讽喻之意是它的写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