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的散文(2)
论白居易的散文(三)
1. 仁爱万物,全其物性
白居易喜爱自然事物,这种喜爱常常甚至上升到了仁爱万物的境界,希望自然事物能各得其所。
比如《放鱼》[③]一诗,他的家僮买了两条鱼,他看着挺惨,便放在了小池子中,继而犹嫌小池子不够大,鱼儿游起来不舒服,便移到南湖放生,“一时幸苟活,久远将何如。怜其不得所,移放于南湖。”若是说鱼儿是自然事物,将之放回自然合情合理,那么,他的另一个举动则有助于让我们做出进一步解析——《赎鸡》:“清晨临江望,水禽正喧繁。凫雁与鸥鹭,游扬戏朝暾。适有鬻鸡者,挈之来远村。飞鸣彼何乐,窘束此何冤。”[④]一边是自由鸣叫的禽鸟,一边是困于笼中的鸡,后者的笼中惨状和即将被屠宰的命运使白居易心中不忍,他便出钱把这些鸡给放掉了,并在诗中说“常慕古人道,仁信及鱼豚。见兹生恻隐,赎放双林园”。
在一般人眼里,被驯养的鸡生来便是被屠宰、被用来满足人的口腹之欲的动物,而白居易把鱼和鸡都当做是天地万物的一员,就像自己一样。所以他并没有从人的功利角度来为鸡的存在价值做判断,他只是认为天地万物都应该各得其所,求得安然。所以他的解救行为,不是以人类的身份傲慢地施舍给这些动物的。他在诗中说:“施恩即望报,吾非斯人徒”、“莫学衔环雀,崎岖谩报恩”,也就是说,他解救这些动物并不是为了“积德”,不是为了寻求回报,而是出于“恻隐之心”,这与儒家“亲亲,仁人,泛爱万物”的思想一脉相承。
如此,在白居易那里,万物的存活指向了一个“应然”状态,这些动物不止应该活着,而且应该在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中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然地活着。《文柏床》一诗感慨山陵上的老柏树本来活得好好的,却被制造成华美的床,供人寝卧,“华彩诚可爱,生理苦已伤”[⑤],正是从反面对这一点的强调。
对于鱼、鸡和老柏树来说,“南湖”、“林园”和“陵上”是一个良好的栖居场所;而对白居易来说,履道池台是一个良好的栖居场所,他在这里可以尽情尽性地快乐生活着。简言之,无论动物还是人,都应该“各得其所”——这个“所”近似于当代生态批评中的“场所”(即place,又译作“地方”),是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浑然一体的产物。
2. 醉乐其中,自得其所
白居易一向很重视自己所居处的地方,对履道池台的布置格外上心,“平旦领仆使,乘春亲指挥。移花夹暖室,徙竹覆寒池。池水变绿色,池芳动清辉。寻芳弄水坐,尽日心熙熙。”(《春葺新居》)[⑥]。经过白居易的精心布置,处于洛阳履道坊的宅院,便成为了中国园林史上一个经典的文人士大夫私家园林。
履道池台的内部设置与一般园林没什么区别,有自然景物的美好:“林园四邻好,风景一家秋。门闭深沉树,池通浅沮沟。拔青松直上,铺碧水平流。篱菊黄金合,窗筠绿玉稠。疑连紫阳洞,似到白苹洲”(《履道新居二十韵》)[⑦]。也有人文器物的雅致:“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池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⑧]其“城市山林”之所以特殊,在于它位于城市之中,这一点合了白居易的中隐之道: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中隐》)[⑨]
无论是喧嚣朝市中的大隐,还是深山野林里冷落的小隐,在白居易看来都有不适。他坦然地承认,自己不喜欢饥寒交迫那种窘境,喜欢在自然山水中独身自乐,但又无法忍受荒僻之所长久的孤寒寂寞;喜好与人游玩,但却也不爱时时刻刻都被人情世故烦扰着。正是在这种比较复杂的心态下,履道居在为他圈起了一个安适的内部环境的同时,也向敞开了一扇与外沟通的大门,为他提供了与人交游的便利。
身在履道居的白居易陶然自得,迷醉其中,这种生活状态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醉,而他的《醉吟先生传》[⑩]便是对“醉”的最好诠释。其一,洛阳南边的龙门香山和东边的林园景色优美,白居易可享受自然野色,却不至于有长途颠簸的劳苦,“凡观寺邱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其二,洛阳城内有许多志同道合的诗酒朋友,他可以去找“空门友”“山水友”“诗友”和“酒友”,参加各种各样的宴席活动,“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其三,若遇到良辰美景,比如下雪天或月色不错的时候,兼有人追随,他便在自己家里大开筵席,纵情在诗酒歌舞中:“先拂酒?,次开诗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莹铧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
总之,对于白居易来说,履道居是个良好的生活居所。那么,在他眼里,履道池台里的自然事物是不是都“得其所”了呢?
3. 与物为友,物得其所
白居易将洛渠引入园中,聚起一汪池水,卸任杭州刺史后,载着一块天竺石、两只华亭鹤回来,放入园中;卸任苏州刺史后,他又载着太湖石五、白莲、折腰菱、青板舫等物事回来,放入园中。在白居易的大量诗歌描写中,履道池台似乎为园中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居所。
首先,出于特殊的文人情怀,他并没有把这些东西看作一般的、没有灵性的“物”,而是将之视为“友”、视为“师”,人与自然之间可以是非常亲密的知己关系。他在《池上竹下作》一诗中写道:“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何必悠悠人世上,劳心费目觅亲知?”[11]在白居易眼中,履道池台内的这些自然事物与人一样,都有其自身的生命特性,所以物和人没有什么主客之分,更没有主人和玩物的区别。有时候,人还应该去向自然事物学习。
其次,白居易显得很尊重这些自然事物,不去横加干涉或污损这方天地。他上船游玩前要抖擞抖擞衣服,唯恐污了这汪池水:“恐污清泠波,尘缨先抖擞”(《泛春池》)[12]。上船后,便把自己交给流水,让流水牵着他走:“波上一叶舟,舟中一尊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或绕蒲浦前,或泊桃岛后”(《泛春池》)。遇到花朵落到杯子里,柳叶拂到面上也不在意,“未拨落杯花,低冲拂面柳”(《泛春池》)。在这个池子中,作者不是主人,相反,作者消解了自己的主动权,将自己交给了自然事物,让自然事物展露着它们的本性。
“浅怜清演漾,深爱绿澄泓。白扑柳飞絮,红浮桃落英。古文科斗出,新叶剪刀生。树集莺朋友,云行雁弟兄。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花助银杯气,松添玉轸声。鱼跳何事乐,鸥起复谁惊。”(《春池闲泛》)[13]自然事物合其物性地存在着,身处其中的人也迷醉其中,酣咏怡情。莺为朋友,雁为兄弟,花助酒气,松添琴声,物我两相乐。总之,在白居易的自然审美活动中,人与自然事物看起来像朋友、像兄弟一样共同生活着,而且看似是合了各自的物性(人亦为万物之一)。因此,履道池台不仅是白居易自己的乐园,也好像是园中自然事物的乐园。那么,履道池台里的自然审美活动真的达到了天人和合、物我两乐的境界吗?是否充满了生态审美意味呢?若我们进一步解读下去,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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