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小波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小波写的书不多，但部部经典。王小波寿命不长，但却是深受读者爱戴的作家。一个出色的作家了解他最好的方式便是读他的书了。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从王小波的书去了解他的人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王小波是一个怎样的作家
王小波有着一种浑然天成的幽默。但是这种幽默就是庸俗，或者说带着野性。但我觉得这和韩寒的幽默又有不同。韩寒的幽默带着刺，而王小波的幽默有时就是纯幽默。他的幽默搁到现在来说，就是“扎心啊，老铁!”
得意忘形的时候，适合看王小波，他能一语道破那些光怪陆离背后的情境，让人不至于被贪婪拐骗;
伤心低落的时候，也适合看王小波，他能解读出那些最痛苦片段带来的深意，让人不至于顶着南墙头破血流。
王小波可算不上一个美男子，甚至说丑也不为过。他身材高大，不修边幅，背有点佝偻，看起来痞里痞气，甚至还有点凶。
但你只要跟他一见面，与他坐下来聊天，便很容易喜欢上他。就像刘心武说的：“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优美的灵魂。”
一颗有趣的心，藏在坏坏的外表下;他的聪敏幽默，不仅体现在文字里，也体现在生活中。
小波有个外甥，天资聪颖，在清华大学学电气工程。家里人都期待他顺理成章地奔向远大前程，偏偏年轻人血气方刚，痴迷摇滚乐。
家里人心疼他瘦得尖嘴猴腮，困得两眼乌青。偏偏这外甥谁都不服，只服作家舅舅。小波就跟他聊起了这件事儿。
小波：“有爱好，这很好。你先挣些钱来把自己养住，再去爱好不迟。毕竟‘一无所有’，听起来可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
外甥：“舅舅，何必要快乐呢?痛苦是灵感的源泉哪。”
“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
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没有居高临下的教导，没有毫无用处的鸡汤。寥寥几语，外甥心悦诚服。
他把自己的温柔纤细，用“有趣”的外衣包裹起来，就成了顶级的人格魅力。
1994年是中国的互联网元年。当时，张朝阳刚刚回国，马云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如果小波没有坚持写作，他可能也已经是中国互联网界的首批弄潮儿。
他自学了一系列复杂的编程语言，只为能更快更好地在电脑上写作。当windows95系统还勉强被少数人使用，他已经开始和程序员外甥一起，谋划着做多媒体出版——因为他的书很难在大陆出版，而他又真心地想让自己的作品让更多人看见。
当时，他维持生计，只能忍着严重的身体不适，一边给杂志写杂文稿件，一边研究电子出版物。他经常住在母亲家，外屋很小，只有一张床，里屋就是他的生活起居和写作桌。
他的外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烧普洱茶的电路和玻璃茶壶，里面总有极浓的茶水，下面沉淀着大量茶叶。估计熬夜就靠那个。”
也是在这个时段，他进入创作的高峰期。他的主要作品——《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等，都是在此时写就。
“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这就是王小波。在投身创业大潮和忍受贫苦、专心写作之间，他坚持选择了诗意的世界。
王小波的《白银时代》
我在三年前第一次阅读过王小波的《白银时代》。半行也没有看懂，灰色，死气沉沉，重复无聊的情欲(甚至称不上罗曼史!)，潮湿憋屈，干燥窒闷，平庸，拖沓，世俗，符合一切烂小说的特点——当然，前提是我承认它进入了小说的行列里。但是他是王小波，就决定了我对它总有刮目相看的那一天。三年后，站在冷空气刚刚吹过又开始云雾缭绕的帝都，我想我懂得了《白银时代》的所指。说句实话，假如他没有写这个题目，我是非常想写出同样感觉的小说的。可惜他写了，而且写得很好。
在《白银时代》里，主人公反复写了十来次“我”(高大、脖子长，甚至有些庸亵)和老师的恋爱作为写作公司的任务，并且写作公司的每个人都展现出受虐倾向(这正是白银时代无所忧虑的人的无意识心理)。而只有“棕色的”想体验生活，并且因此体验了一次悲惨的生活。
认识王小波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开始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全书以作者“”时期下乡插队时的一个故事为叙述主体，故事主角“猪”是中国散文中非常罕见的表现对象，这个对象的选择其实也说明了作品本身具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因素。
在作者看来人和猪一样，也是只求自由的本性，“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无疑，猪所处的这种自然状态，正如人所追求的自由生活一样，是一种自然的要求和生活方式。但是这种自然的规则在人面前被打破了，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了一些安排，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长肉。它们所有的生活细节都进入了模式化和程序化之中。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原文欣赏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这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和他的《黄金时代》
初看这本书时，可能会被里面酣畅淋漓的性描写和无厘头的扭曲人性所误导，以为是一本黄书、因为里面随便怎么翻都会有露骨的描述(这里不便给大家举例，请见谅)，但看完后，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其中的含义很深，王小波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将“”的荒.唐一一表露。
倘若从严肃文学的角度看，显然王小波会完全颠覆大家对““””的印象。王小波本身就是返城知青，因此他和同时代作家一样，避免不了会以“”为素材和背景，但他在这个题材上绝对可称得上是集大成者。过去大家对“”真可谓是“谈虎变色”，觉得那是一个无比沉重、无比黑暗的灾难，而王小波笔下的“”却显得格外的荒诞和扭曲，充满了原始的情欲。
很多人说他写出了政治和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未果，人性最终会冲撞出来，会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可这真的是王小波的意思吗?其实《黄金时代》里面的性从来就不是表象的冲动，而是一种权力关系。
王二是一位北京来的知青，来到了极为荒僻的云南南部农村。这里只有甘蔗、橡胶和水稻，以及旱季里永不停歇的热风。在这种环境下，他觉得非常苦闷。同时他又是个21岁年青的男子，对于未来有梦想，对现实有性饥渴。而陈清扬是“山上十五队”的队医，人很漂亮，26岁的少妇，北医大毕业的，人们私下里说她是“破鞋”。王二和陈清扬刚开始因为打针认识，慢慢地，在欲望的怂恿下，两人形成了“伟大友谊”，后来事情败露，两人逃到山上去住，完成了多次“伟大友谊”，快活了好一段日子，后来回来自首，天天被逼着交代，写交代材料。他们每次写交代材料的时候，都会被要求写得足够详细，因为这样上头就会赞好。原来那个负责检查这些思想材料的领导是讲这些检讨报告当做色情小说来阅读的。
所以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复杂而危险的权力关系，因为性本身是在权力中被解构和呈现的。这里面的铺天盖地的性描写并不是要冲击政治，做什么大反思。而是想说那个时代里，权力无处不在，即便是两个亲密的肉体关系里，也都是充斥着权力。
《黄金时代》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它并不歌颂人性的美好和对自由的追求;充斥全篇的性爱描写也并非为了赞美男女间的爱情;也并非仅仅以此作为反抗专政压迫的武器。相反，陈清扬并不热衷于性爱，“她所讨厌的是使她成为破鞋那件事本身”，她对于 “被称为破鞋”耿耿于怀，宁愿成为真正的破鞋，被人抓去出斗争差，“每次出过斗争差，陈清扬都性欲勃发”，因为此时的性爱使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用不着再去想自己为什么是破鞋，到底什么是破鞋，以及其他费解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来干什么等等”。寻找某种真实的身份，即使是被判决为罪恶的身份，也远胜于被“设置”为某种身份。陈清扬与王二将性爱作为武器，是为了反抗现实生活的荒谬，是一种让人暂时摆脱深重的荒谬感受的解毒剂：王二先是想向人证明自己存在，在遭到队长报复后，又“真想证明我不存在”。只有与陈清扬做爱，“在这种时候，我又觉得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存在的”。“存在”是人生的大命题，但在一个荒谬的处境中，存在与否，都无法指向任何美好，借助性爱逃避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一旦这种处境结束，性爱就失去了其必要性。
最荒谬的是，一旦陈清扬在检讨中承认自己曾在一瞬间爱上了王二，陈清扬的“清白”就被玷污了，这是她“真实的罪孽”。在异常的生活状态下，男女通奸并不是一种罪孽，对之的迷恋和批判都更像是一种游戏，而一旦这种游戏落足为真实的爱情，则对现实生活构成了极大的反讽和挑战。“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黄金时代》在黑色幽默的反讽与消解背后，留出了这样一个缺口，即美好的、蕴含人类感情的性爱是无法被设置的，它源自本真的生命冲动：“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权力无法控制这种冲动，只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
有人称赞王小波的成功：好在不猥琐，可以升华。这种说法是可以商榷的，正如很多人说意大利著名的《大卫》雕像是很健美的，因为它是艺术品，虽然裸体，但不色情。艺术或色情纯粹是我们主观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为了教育等原因，这两者并硬生生地分开了。
王小波的成功其实正好在于他将色情写得很直接，不是“非色情化”，或者用一些很艺术的手法去描写。恰好相反，他没有做任何艺术加工，没有刻意让性变得不猥琐，而是如实表达。这便是他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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