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论文
审视中国的金融现状，我们必须加强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有效风险配置、资源配置等核心功能，将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稳定政策及金融稳定政策纳入统一框架之下，有效协调货币、金融稳定政策，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以下是学习啦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论文篇一
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金融稳定政策协调
摘要：当今，金融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为此，金融稳定是当务之急。审视中国的金融现状，我们必须加强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有效风险配置、资源配置等核心功能，将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稳定政策及金融稳定政策纳入统一框架之下，有效协调货币、金融稳定政策，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
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金融稳定;货币稳定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5-0044-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熟资本市场中反复出现金融恐慌，新兴市场不断发生区域性金融危机并由此引发社会动荡，金融稳定问题逐步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维护金融稳定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目前，多数国家已明确规定中央银行具有维护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两大职能。《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是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然而，中央银行货币、金融双稳定政策在实践中却不尽人意，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协调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
中央银行有效发挥职能必然涉及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目前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主要有政治商业周期理论(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和动态非一致理论(dynamic inconsistency)。政治商业周期理论认为，政府和议会对中央银行的强制干预会使经济周期波动增加，如果中央银行顺从政府强制干预的意图，那么通货膨胀和产出将出现大幅波动。因此，通过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减少政治压力的介入空间，可以减少无谓的经济波动。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ydland和Prescort于1977年提出了动态非一致理论，随后由Barro& Gordon(1983)加以完善。该理论认为在某一时点作出的一项决策，从事后来看已不是最优，因此产生了动态非一致问题。具体而言，由于政府有“天生的”通货膨胀倾向(inflation bias)，对于政策的制定者而言(指政府或者政府控制下的银行)，在公众依据政府的最初决策形成预期(比如通货膨胀预期)时，提高通货膨胀以刺激经济和就业无疑是最优选择。如果公众觉察到政策制定者的违约迹象，就将采取措施避免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损失(如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将导致通货膨胀提前来临和恶化，因此必须提高中央银行的自主性才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在上述理论影响下，陆续有学者提出了无限期博弈模型(Barro & Gordon，1983)、“保守银行家”方法(Rogoff，1985)、“委托―代理”模型(Persson & Tabellini、1993，Walsh、1995)、“最优通胀目标制”(Svensson1995)等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具体措施。
(二)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传统的经济学观点并不认为央行在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目标――币值稳定之间存在取舍关系。因为一般认为金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经验研究表明，长期而言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的确是互相影响的，并且金融危机一般是在价格水平不断上升后发生的(Bordo et al 2000，Calomiris和Gordon1991)。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币值稳定有可能诱发金融不稳定(Borio和Lowe 2002，Borio，English和Filardo2003)，即“新环境假设”。此观点认为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容易使人对未来的经济前景产生过于乐观的预期，结果促成了资产价格泡沫扩大，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内学者王自力(2005)研究了金融稳定与货币稳定的关系，得出金融稳定与货币稳定冲突的短期性、一致的长期性的结论。显然，目前对金融稳定和货币稳定的关系研究仍不成熟，没有形成公认有效的理论，离指导政策实践还有距离。
二、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涉及的金融稳定指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为便于分析，在下文模型中，假定公众的金融资产以银行机构负债形式存在，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政策指通过基础货币发行对银行机构的流动性支持，此假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的实际情况。中央银行政策涉及政府、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公众四者利益，陆磊(2005)、苗文龙(2006)分别建立二部门和三部门信息约束博弈模型，分析了各部门之间的作用关系。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政府、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和公众统一于一个博弈框架内进行分析，建立四部门博弈模型，分析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央银行独立性对货币稳定、金融稳定政策有效协调的决定和影响。模型中四个博弈方，即政府、央行、金融机构、公众之间的博弈关系见图1。
(一)各博弈方的效用函数
1. 政府的决策效用函数。一般来说，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而经济增长往往与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正相关。同时，政府还要考虑政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等非经济因素。这里我们将政府决策表示为以下函数：
Ug=?琢(y-yn)+?茁?驻?子
政府效用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y为实际经济增长率，yn为自然经济增长率，?琢(y-yn)为政府的经济增长效用，?子表示公众存放于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在公众全部资产中的比重，?驻?子=?子t-?子t-1。在货币金融保持稳定的正常情况下，?子随经济发展保持缓慢上升状态，假定在短期内?驻?子=0，此时货币金融稳定状态不影响社会稳定。如果在短期内?子下降，即?驻?子<0，则表明金融机构财务出现困难，或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公众减少持有金融资产数量，即发生挤兑，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影响。?茁?驻?子即此博弈中政府的社会稳定效用，?驻?子<0时，政府的社会稳定效用为负。?琢、?茁>0，政府要保持?驻?子稳定，在短期内就要避免严重通货膨胀或金融机构破产。受通货膨胀水平、金融稳定投入、金融机构流动性变化以及持有金融资产收益?子影响，即?驻?子=?子(?仔，r，?驻mf，?驻l)。在此模型中，由于通货膨胀由货币投放量和流动速度干扰决定，货币流通速度v由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及交易技术等长期因素决定，假定短期内不发生变动，因此?仔=?仔(?驻m)，?驻m=?驻mf+?驻mp，?驻mf为维持金融稳定发生的货币投入，?驻mp为货币稳定发生的货币投入。由于各家金融机构的竞争使得持有各家金融机构的收益率趋近于金融资产的整体收益水平r，因此可以省略此变量，可以将?驻?子表示为?驻?子=?子(?驻mp，?驻mf，?驻l)。?驻mp越大通货膨胀水平越高，?子下降越多，<0。金融稳定货币投入?驻mf，一方面增强公众信心、维护金融稳定，即保持?子稳定，同时也会增加货币供给，从而提高通货膨胀水平，即降低?子。本模型假定通常情况下，金融稳定货币投入增长引起通货膨胀对?子带来的负效应小于金融稳定货币投入对?子带来的正效应，但一旦超出一个临界值水平，负效应将大于正效应，即<0。
根据卢卡斯总供给函数，y=yn+?琢(?仔-?仔e)+e，?仔表示实际通货膨胀率，?仔e表示预期通货膨胀率。公众预期通胀率?仔e给定时，带入政府决策模型函数得：Ug=(?驻mpg，?驻mfg)=a{?琢[?仔(?驻mpg+?驻mfg)-?仔e]+e｝+?茁?驻?子，此时的政府决策就是求解函数取得最大值时的货币供应，?驻mfg，?驻mpg。
2. 中央银行决策效用函数。央行的效用为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央行追求金融稳定是为流动性暂时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帮助，维持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允许市场淘汰劣质金融机构。借鉴陆磊(2005)的分析，央行的目标函数表示为：
minUc(?驻mp.?驻mf)=[?仔(?驻mp+?驻mf)-]2+min[v(?驻mf)，(0)]
同时假定：
=>0，=>0
v′(?驻mf)<0， v″(?驻mf)<0
其中，?仔(?驻mp+?驻mf)是实际通货膨胀率，取决于?驻mp、?驻mf; 是目标通货膨胀率;min[v(?驻mf)，(0)]是金融稳定目标，表明政府在金融体系的现实波动(0)与干预波动v(?驻mf)间寻求较小的一项。中央银行的目标就是寻求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膨胀率偏离值和金融波动值的最小化，即求解最小值。
3. 金融机构效用函数。金融机构面对中央银行和政府以及公众的倾向偏好，我们设计其反应函数为：Ui(l)=f(l)+r(?驻mf)-Ci(l)
f(l)是金融机构保持流动性确保?驻?子稳定获得的安全收益，r(?驻mf)是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给金融机构带来的转移收入，Ci(l)是维持流动性付出的成本、金融机构的决策为使方程取得最大值的l。
4. 公众的效用函数。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可以通过资产转换保值增值，即可以调整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公众的效用为资产转换带来的保值增值效用。效用函数为：
Uh(?驻?子)=s(?驻?子)+l(?驻?子)+m(y)-min[?仔(?驻m)+Ch(l)，Ch(?驻?子)]
s(?驻?子)表示公众调节?驻?子促使政府部门维持社会稳定而获得的金融稳定收益，l(?驻?子)表示公众调节?驻?子促使金融机构维持足够流动性而获得的安全收益，m(y)表示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给公众带来的收益，min[?仔(?驻m)+Ch(l)，Ch(?驻?子)]表示公众在通货膨胀和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导致的损失?仔(?驻m)+Ch(l)以及调节?子付出的成本Ch(?驻?子)中选择较小的一项。
(二)各方的博弈解
1. 政府与央行的博弈。政府的决策即：
Ug=(?驻mpg，?驻mfg)=?琢{a[?仔(?驻mpg+?驻mfg)-?仔e]+e｝+?茁?驻?子
=a ?琢-?茁=0=a ?琢-?茁=0
通过方程求解，可以得出政府效用最大时的稳定货币?驻mpg和稳定金融的?驻mfg。
央行的决策即：
minUc(?驻mp，?驻mf)=[?仔(?驻mp+?驻mf)-]2+min[v(?驻mf)，(0)]
=2[?仔(?驻mp+?驻mf)-]=0=2[?仔(?驻mp+?驻mf)-]=0，if v(?驻mf)>(0)=2[?仔(?驻mp+?驻mf)-]+v′=0，if v(?驻mf)<(0)
通过方程求解，可以得出最优的稳定货币?驻mp和稳定金融的?驻mf，此时中央银行能够将稳定货币与稳定金融相结合，统一于波动最小的目标通货膨胀框架之下。
央行与政府的博弈结果取决于央行和政府的相对地位。
强势央行：不考虑政府影响，央行最优决策仍然为稳定货币?驻mp和稳定金融的?驻mf，此时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统一于目标通货膨胀框架下，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可能偏离政府的偏好，少数劣质金融机构可能及时破产，但长期看来更加稳妥合理。
强势政府：稳定货币?驻mp和稳定金融的?驻mf取决于政府，?驻m=?驻mpg+?驻mfg。(1)若央行的稳定货币和稳定金融政策满足政府的要求，则稳定货币和稳定金融的目标都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目标同时实现。(2)若?驻mf
必须说明，在?驻m=?驻mf+?驻mp中，货币用于金融稳定和用于货币稳定的货币供给渠道是不同的，直接效用也是不同的。用于金融稳定的货币供应直接补充金融机构的流动资金和资本，用于货币稳定的货币供给一般包括外汇占款、再贷款以及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等，如果本应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货币供应受到影响，而用于补充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尽管最终货币供应量可经对冲而不受影响，但对于不同经济主体而言，其效用是大不一样的。
2. 金融机构与央行的博弈。不论央行是否独立，假定货币政策总由政府或央行决定，金融机构只能被动接受，金融机构不能隐藏信息以及游说或威胁中央银行增加流动性支持。因此根据政府与央行相对地位可分为两种情况：
强势央行：如果央行完全独立，自主决策，金融稳定政策仅支持暂时财务困难的机构，允许劣质金融机构退出。因此，金融机构将稳健经营，保持相对较高的流动性。
强势政府：如果央行决策受政府干预，政府考虑社会稳定的需要，要求避免金融机构破产，增加金融稳定投入?驻mfg，公众和金融机构都掌握这一信息，此时的金融机构决策将导致较低的流动性水平。
3. 公众与金融机构的博弈。金融机构在与公众的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公众自行根据掌握的信息决定?子。假定央行与政府的相对地位是公开的信息，并且短期内不会改变，金融机构和公众据此来作出决策。公众根据
s′(?驻?子)+l′(?驻?子)-C′h(?驻?子)=0， if ?仔(?驻m)+C(l)>Ch(?驻?子)s′(?驻?子)+l′(?驻?子)=0， if ?仔(?驻m)+C(l)?燮Ch(?驻?子)
得出最佳金融资产比率?子。
金融机构已知央行的支持力度，了解公众的决策?子，因此可以根据U′t(l)=f′(l)=0得出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决策和效用水平。具体分两种情况：
强势央行：央行自主决策，通货膨胀水平被控制在计划范围内，金融稳定政策仅支持暂时财务困难的机构，允许劣质金融机构退出。在这种条件下，公众将随时关注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以决定是否转移资产。金融机构将稳健经营，保持较高的流动性。
强势政府:央行决策受政府干预，政府考虑社会稳定的需要，要求避免金融机构破产，增加金融稳定投入?驻mfg。此时的金融机构决策将导致较低的流动性水平，而公众相信政府不会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其金融资产不会受损，因此不再关心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为效用最大化将冒更大的风险，结果产生更多的亏损和不良资产。而且，政府的压力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将提高通货膨胀水平，将可能引起?子下降，对金融机构经营带来压力。
4. 政府与公众的博弈。政府在与公众的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公众自行根据掌握的信息决定?子的调整。根据政府与央行相对地位可分为两种情况：
强势央行：货币供应由央行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央行允许劣质金融机构破产，政府无法要求央行提供援助，如果出现金融机构破产，?驻?子将可能下降为负数，政府负效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通过改善经济环境和投资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总效用。同时，由于总体货币供应由央行决定，通货膨胀将控制在较低水平，央行确保优质金融机构保持稳定的态度，从长期看都有助于?子保持稳定，从而提高政府总效用。
强势政府：政府要求提高货币供应量，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要求央行援助劣质金融机构，公众?子保持稳定，但由于通货膨胀率升高，如果损失超出公众资产转换成本，将可能引起?子下降，负效用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经济增长的正效用。
三、实证研究
(一)央行货币稳定政策顺从于政府经济增长政策
强势政府使得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损，因此中央银行的货币稳定政策顺从于政府的经济增长优先政策，这种博弈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高通货膨胀阶段货币政策的低效率。从表1中的计划指标和实际发生情况可以看出，央行对货币发行的控制受制于政府的经济增长优先政策，在政府发展经济的倡导下，经济增长超出年初计划，本应加强控制的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水平也容易超出年初的目标。
高通货膨胀并没有引起公众挤兑的社会稳定问题，也说明由于公众需要承担资产转换的成本，因此通货膨胀只要不超出公众的容忍范围，社会稳定就不会失控。在这种条件下，政府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更容易忽略通货膨胀问题，而对经济增长格外偏好和关注，加大经济增长的权重决策系数，因此容易导致经济过热，弱势中央银行的货币稳定政策在经济增长优先的宏观政策下显得力不从心。
(二)央行金融稳定政策服从于政府社会稳定政策
出于政府维护社会稳定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在实施救助时无法把握救助困难金融机构的原则，主要表现在：再贷款利率低，一般低于市场利率;期限长，如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给予的专项再贷款期限可以达到8年;范围宽，从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关闭、农村信用社的风险处置到城市信用社的停业整顿、商业银行的行政关闭、信托公司的清理整顿和破产清算、关闭和托管券商，不管是流动性风险还是清偿性风险，是非系统性风险还是系统性风险都提供支持，最后贷款人职能被滥用的情况相当突出。
(三)在通货膨胀压力下，公众承担通货膨胀税
公众进行资产的转换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对于一定限度以下的通货膨胀公众选择承受。因此，政府偏好经济增长和要求全面救助经营困难的金融机构就得由公众来承担通货膨胀税。据于宁(2005)统计，截至2004年底，在5.9万亿元基础货币余额中，央行共发放了1.6万亿元用于维护金融稳定的再贷款，占比达27%。从2004年的情况来看，年度通货膨胀率一度在7-8月达到5.3%，远高于1年期存款利率1.98%。如果剔除这部分基础货币投放，公众承担的通货膨胀税将显著下降。
四、政策建议
(一)完善金融稳定救助机制
作为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存款保险与最后贷款人制度各有其自身功能。最后贷款人动用的资金是中央银行的资金，需要增加基础货币，而存款保险制度动用的资金是市场上各个主体交存的存款保险资金，不影响货币供应;最后贷款人对有偿付能力但缺乏流动性的银行提供资金援助，目的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存款者的利益，并由此提高存款人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确保劣质金融机构有序退出金融市场。要有效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作用，必须理清两者区别，进一步完善金融稳定救助机制。
1. 要尽快成立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基金不会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压力，相对于目前中央银行再贷款和财政资金全面“兜底”而言，用存款保险基金来化解银行的支付风险更能体现出操作手段的市场化、规范化和公正性，而且可以引导各利益主体形成良好预期，加强对金融机构经营的监督，消除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同时可以避免挤提的“羊群效应”。
2. 要改进最后贷款人职能。要严格最后贷款条件：对最后贷款征收一定罚息，以消除金融机构套取最后贷款的冲动和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紧急贷款应该为短期贷款，只救助暂时陷入流动性困境和那些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金融机构;必须在提供良好抵押品或者可信赖担保的情况下，方考虑向申请人安排流动贷款。此外应该对使用最后贷款的金融机构的股东和经营者予以必要的惩罚。同时应借鉴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在提供流动性救助时设计一些“建设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标准，即关于央行是否做、如何做?要依据央行对案例具体情况、产生背景、采取行动的成本收益分析等判断而定，前面提到的最后贷款条件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就能够进一步消除银行所有者及管理层的道德风险，防止其过度依赖央行或产生任何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情绪。这样，中央银行的贷款才是“最后”的贷款，这种贷款才能对金融机构缺乏现实吸引力。
3. 要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最后贷款人机制应被视为解决银行临时性流动性困难从而保证银行体系安全性的机制，而不是保证所有银行都不倒闭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疏有导地逐个解决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问题，随时主动化解危机，不仅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过大的损害，反而有助于化解金融危机。2007年6月开始实行的新《企业破产法》首次将金融机构破产纳入其调整范围，但在金融机构实际发生破产时仍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实施办法。金融机构破产条例目前已在起草之中，不过对各类机构究竟出台统一的破产规则还是分类制定，目前还未形成统一认识，尚面临模式之选，因此急需有关部门研究推进。
(二)货币稳定政策必须考虑金融稳定、货币投放
由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不可避免地要投放基础货币，因此就需要在宏观机制上把金融稳定纳入货币稳定的范畴进行统一的制度安排。尽管金融稳定支出经常是突发性的，但在制定年度货币供应量计划时就应尽可能全面考虑到未来1年可能发生的金融稳定支出，而不能临时根据金融稳定货币投放简单压缩货币政策性投放;实现金融稳定，基础货币投放不仅要严格测算资金需要，还要评估货币投放所能造成的通货膨胀成本;对于不危及货币体系和支付体系的金融机构流动性问题，尽量不通过发行基础货币的形式给予支持。
(三)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建设，健全风险管理体系
从根本上说，维护金融稳定需要金融机构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只有微观主体能够有效防控风险，宏观金融稳定才有真正坚实的基础，中央银行协调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才有灵活的操作空间。金融机构必须采取措施，一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组织结构体系，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审慎的会计财务制度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二是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基础上，建立董事会管理下的相互独立的、垂直的风险管理组织框架，逐级负责直至各部门业务主管和业务经理，从源头上对业务风险进行控制。三是积极引进并应用先进风险度量方法和风险管理技术。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倡的IRB方法和很多国外大银行的初级风险度量和管理技术对中国金融机构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有很大借鉴价值。通过不断引入更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融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而提升自主研发和运用适合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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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同健，张成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与操作风险控制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6).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论文篇二
中央银行的声誉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摘要】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关键在于中央银行的声誉,要想建立起中央银行良好的声誉,就必须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进而保证公众对货币政策预期的一致性,将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而保证通货膨胀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的基础上实现对经济波动的调控,兼顾稳定物价和稳定产出波动双重目标。
【关键词】 动态不一致性;声誉;透明度
一、问题的提出――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
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领域。如果决策主体在当前做出的关于未来政策的决策,从后来执行时看,即使没有新的相关信息出现,也不再是最优的了,这时该政策便是动态不一致。动态不一致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消除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就成为中央银行选择货币政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对中央银行而言,社会性的最优是实施永久的零通货膨胀率,并使失业率维持在其自然失业率上。传统经济理论在分析货币政策问题时,通常忽略了政策制定者与政策调节对象的决策行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实际上货币政策行为及效应是政策制定者与政策调节对象在主、客观条件制约下进行的一种博弈行为。于是,具有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公众不会被其欺骗,最后结果必然是被预期到的或更高的通货膨胀,而对真实产出和就业却无实际影响。为追求最优的结果,欺骗的行动可能导致比单一规则政策效果更差,从而欺骗所带来的恶果使得单一规则更具有吸引力。
二、动态不一致性的消除――声誉模型
在宏观金融博弈中,政策制定者声誉通常被定义为政策制定者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和行为。对于公众来说,总是希望中央银行能够遵守承诺,保持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就能保证预期与实际通货膨胀一致,避免因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损失。对于中央银行来说,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希望通过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来获得额外收益,违背承诺,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性,取得公众政治上的支持,保持良好的政策声誉,必须信守承诺,中央银行必须权衡得失。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不论公众的预期怎么变,都会选择零通货膨胀率,这就类似于货币政策以固定的通货膨胀率为目标的制度,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的通货膨胀水平而不顾产出的波动,这使得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中央银行在某一时期选择不合作策略的短期收益大于该期之后合作策略所带来的长期收益现值之和,他就会放弃承诺;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在该期短期收益不足以弥补损失掉的长期收益,他会一直模仿强硬中央银行,执行零通货膨胀策略直到最后一期,声誉已经不能再带来任何收益,他会一次毁掉长期建立起来的声誉,追求最大的短期利益。当经济主体对相关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的实际运行存在着信息不完全时,公众会更多地依赖于对中央银行政策声誉的判断,声誉越高,即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越可信,公众关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也随之不断降低,这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也越来越有效可行。从博弈论的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上看,只有提高中央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性,才可以稳定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使得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具有一致性,进而可能达到政策的目标,最终保证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三、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一个分析说明
1995年,中央银行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中央银行1995年开始试行、1996年开始正式启用以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实现了从双重目标到确定币值稳定为单一目标、从相机抉择到遵守规则的转变,这也显示着中央银行转变为偏好低通货膨胀率的强硬类型。从模型结论来讲,这一转变是一种改进,公众与中央银行之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央银行放弃短期利益将通货膨胀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货币政策有效运行,物价稳定。这不仅仅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技术要求很高,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中央银行有着良好声誉的基础上,要让公众相信中央银行是强硬的,会信守承诺,从而形成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和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1997年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例会,从2001年一季度开始按季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众可通过《金融时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等获得各种经济与金融信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仍有进一步增强的空间。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是总结分析以往情况的报告,是货币政策执行结果的报告,而不是货币政策决策报告。我国目前还缺少这样的报告,以及这样报告的披露,这些正是中央银行引导公众预期最实质的东西。人民银行应当建立货币政策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通过信息公开,提高公众对政策的信任,尽量避免动态不一致的问题,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刘卫江.《动态不一致性及政府声誉与通货膨胀防范》.现代财经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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