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时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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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时滞性
一般来说，财政政策运用过程中，政府行为产生的“时滞”主要有：
1.认识时滞，即市场经济发展本身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政府决策官员意识到这种调整的必要性之间产生的时间差距。这种时差通常可能长达数月之久。缩短此类时滞的主要办法是搞好宏观经济预测，如不断提高经济计量模型分析的质量。
2.执行时滞，即从政府经济政策决策开始，到政策制定、落实、执行之间的时间差距。这种时滞一般也会长达数月之久，克服这种时滞的办法就是简化有关立法、行政程序。
3.效果时滞，即政府政策执行到实际可以观察到经济形势发生预期变化的时间长度。这种时滞至少要长达半年以上，因为政府财政收支的变化导致乘数效应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反映出来。
4.货币政策时滞：即为了配合财政政策运用，政府调整货币政策所需要的时间，以及调整后货币政策实际与财政政策实现联合使用的时间。货币政策时滞相对比较短，但是其与财政政策配合在时间上可能是不一致的，所以这种时滞往往也影响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
财政证政策时滞的相关研究
学者斯通和麦库姆斯(1981)曾做过一项研究，专门用于考察议程设置的时滞问题。他们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从以往做过的实验中找到有关公众议程的数据，然后对该实验进行前较长一段时间的媒介内容做一次分析。此后，他们检查了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实际上是基于《时代》和《新闻周刊》)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媒介议程集中分析访问公众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不同时间点的媒介内容。斯通和麦库姆斯对三组不同的调查数据做了分析，它们分别来自：夏洛特调查的6月访问，夏洛特调查的10月访问，外加在锡拉丘兹大学对大学二年级男生作的一次调查。这些不同系列的数据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则新闻从媒介议程转向公众议程，似乎存在一个必然的时间差，这段时间大致是2～6个月。
休梅克、汪达和莱格特作了一项关于公众对毒品问题担心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试图解决议程设置所需的时滞问题。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斯通、麦库姆斯和温特、伊尔及德乔治发现的时间差都是正确的。他们的研究认为，媒介关于毒品问题的报道与公众其后对此问题的关注之间，相关时间差有两段：一段是在一两个月之间，另一段是在四五个月之间。
汪达和罗伊(1995)也曾研究过议程设置中一些有关时间的问题。他们对这么两个问题颇有兴趣：议程设置的效果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在受众身上体现出来?由于记忆的衰减，其效果又能持续多长时间?为了考察这两个问题，他们在美国一个特殊的社区里通过电话调查测量公众议程。然后，他们查阅了电话调查前6个月的《范德比尔特电视新闻摘要》，查阅了电话调查前50天内的地方电视台日志，还对调查之前长达6个月的地方报纸头版内容作了内容分析。通过这样一些方法，研究人员就可以知道电话调查之前的一段时期里ABC新闻、地方电视台和地方报纸每天的议程。然后，研究人员计算出调查前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之间每一天的协同效果(coefficients)相关系数。在做这一工作时，他们对3家新闻媒介是分开独立计算的。
对ABC新闻节目的内容分析表明，该台对国际问题做了大量报道，但国际问题却处在公众议程榜的末端。研究人员在作分析的时候把国际问题搁置在一旁，结果发现，该问题的议程设置效果在报道后的第4天出现了。同样，地方电视台是在第6天，地方报纸则是在第8天显示议程设置效果的。ABC新闻节目的议程设置效果出现6天后就开始消退，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效果在出现第11天后开始消退，而地方报纸的议程设置效果持续最为长远，维持到85天后才消退。正如作者所言，这些研究成果佐证了肖和麦库姆斯的一个早期结论(1977)，即电视新闻有很强的短期效果(short-termeffect)，而报纸产生的是持续更长的效果(longer-lastingeffect)。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人的记忆在议程设置效果上有其独特的作用。由于记忆力的自然衰减，议程设置效果会在持续一段时间后消失。研究结果表明，ABC的新闻节目在其播出后的4至5天存在最佳的议程设置效果。
对于媒介实务人员来说，时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公共关系及其他信息行业工作的人，如果他们清楚，要将一个议题提到公众的意识里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将自己的工作策划得更好。有关时滞的这些研究发现也向我们昭示了议程设置如何作用的一些情况，议程设置效果既不会如一夜春风梨花满枝一般立竿见影，也不至于苦候多年，千呼万唤不出来。
财政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在资本积累阶段和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统治者一般都推行掠夺性财政政策，以加速资本积累的过程。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政府的经济职能逐渐增强，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财政政策成为调节经济、挽救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常常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加快经济复苏;在经济高涨时期，则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社会总需求，延缓经济危机的来临。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国家集中了全体人民的意志，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能自觉地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制定财政政策。一方面促进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一方面组织和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为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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